沈醉敢骂四个惹不起，另两位中将战犯的早期履历，他为何不敢提？

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写道：“我刚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地告诉我，这里有四个‘大恶霸’，也有人说是四个‘惹不起’。我同意后一种称呼，因为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在战犯管理所内，自然更不可能也不会允许还有这种人存在，顶多是蛮不讲理、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给他取个绰号‘惹不起’，这比较恰当些。”

沈醉说的“刚到北京”，指的是他1956年国庆之后，高级战犯（文官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大集中，他才从重庆战犯管理所来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比他早到几个月，他的军统老同事董益三已经当了学习小组组长，王耀武已经当了学习委员。

根据沈醉提供的部队番号，我们可以推断出那四个惹不起，一个姓王，一个姓方，一个姓张，还有一个姓方，这四人基本都是中将军长或中将司令，在蒋家军中就霸道惯了，特务出身的沈醉当然惹不起他们。就是“军统三剑客”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一拥齐上，也打不过这四个人，更何况正规军远比特务机构抱团，“后援”强大，所有的特务都出手，也只能被按在地上摩擦。

那四个“惹不起”，在真正的“大佬”眼里，也不过就是“小混混”而已——当年蒋军军衔乱套，中将多如狗，少将遍地走，有的上校一夜之间就因为晋升军长或兵团司令而直接挂了两颗将星。

蒋军军衔乱套，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应该有切肤之痛：说好了“徐蚌会战（蒋方对淮海战役的称呼）”由我负责指挥，可是下面的兵团司令都是中将，有些军长也是中将，他们都能直接跟老蒋说上话，我哪里指挥得动？

进了战犯管理所，战犯们真真假假的军衔“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互相之间就更是谁也不服谁，开起批判会也专门揭短戳心窝子，连一向嘴皮子利索的沈醉和脖颈子不打弯儿的黄维，有时候也不得不低头认错。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忆：“在一次关于‘我们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民族气节’的大辩论中，我黄某人成了整个功德林战犯管理处的批判中心。在学习讨论会上，我第一个发言说：‘我要坚持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决不向自己的敌人投降！’这一句话说出来以后，遭到了全体战犯整整三天的说理批判，最后我也不得不服输。”

黄维在功德林“人缘不好”，所以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第二处处长董益三敢当众打他的耳光，而全组的人都帮董益三而不帮黄维，黄维特赦之后想起来还生气：“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黄维在淮海战场得罪了很多部下，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到死都没有原谅他，黄维也不承认杨伯涛是第十八军军长，他说杨伯涛那个军长是临时的，并没有得到正式任命。

蒋军将领的一贯作风是胜则争功，败则诿过，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依然如故，所以才出现了那四个中将级的“惹不起”，这四个所谓的“惹不起”，也只能欺负人单势孤的黄维和资历不深、“兄弟”不多的“同学”，在真正的“大佬”面前，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

真正的大佬都是很低调的，比如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很多人的履历，却对两个“中将战犯同学”的过往只字不提——他不是不想提，而是不敢提，因为那两个人都参加过南昌起义，其中一个在特赦之后还是他的“领导”，他要想出版回忆录，是需要那个人审批的。

沈醉写回忆录不敢提的，现在可以提了，因为那位大佬也出版了《口述自传》，那里面有他详细履历：“1925年8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加入国民党。 1926年3月脱离国民党，公开共产党员身份。1926年7月跟随朱德入川，在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党委成员、少校连长。1928年--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 记。”

看了此人的履历，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可能一下子就猜到了：此人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虽然十分执拗，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但是知情人都心中有数：只要文强认错服软，他早就出去了。

文强只是嘴上不认错，并没有跟管理人员对着干，管理人员跟他的关系也很好，这一点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得很清楚，连很多“监规”都是他定的：“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监规贴在监狱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 条。这些条子贴起来，监狱里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管理所所长）换了人， 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 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那部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电影叫《决战之后》，文强也是不署名的顾问之一，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建议换一个高大一点的人来演自己。

前几批战犯特赦之后，一般都要到农场劳动一年，这才到全国政协或各省市文史专员办公室工作，文强没有那个过程，他直接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还成了所有文史专员的“领导”，也就是学习组组长。董益三和沈醉为副组长，副组长常换，而文强这个正组长一做就是十五年。

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很多事情都需要文强去办，也只有文强能办成。1976年那三次最特殊的追悼、座谈会，都是文强组织并作主题发言的。当时上面似乎不太想批准，文强直接撂了狠话：“不为难你们了，这是我个人的决定。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不了我再回到监狱去！”

会开完了，也没人找文强的麻烦，原先的“同学”，现在的“同事”都彻底服了文强，不管是黄维还是沈醉，对文强都是心服口服，就连那一向不搭理旁人的黄维，居然也热心地撺掇文强找对象，文强回忆起来还是又好气又好笑：“黄维结婚，还有一些人结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黄维， 要按周总理的号召，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黄维接受了。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你看你这个家里，我们来看看你，你自己要烧开水，连烧开水的 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你年纪老了，老了应该有个伴啊。’”

文强之所以有点生气，是因为他在黄维撺掇下找的老伴儿，没少给他带来苦恼和麻烦。

文强的亲戚、师生关系，沈醉是不敢写的，笔者也不太敢写清楚，但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一定知道：这样一位大人物，哪个“战犯同学”敢招惹他？

文强很低调，他在沉默中表示不服，所以有点不显山不露水，而《特赦1959》中叶立三的历史原型、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的第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资历一点也不比文强浅，起码南昌起义的时候，韩浚的职务就比文强高。

就像不提文强履历一样，沈醉对韩浚早年的经历也是只字不提，但是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2年第5期和2000年第3期中我们能找到韩浚的记录：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入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同行者中还有他的黄埔一期同学陈赓。1926年5月回国后调到张发奎第十一军教导营当营长，1927年6月任张发奎部警卫团参谋长，该团团长就是卢德铭。

南昌起义前，卢德铭、韩浚接到周逸群（贺龙的入党介绍人）电报，研究后决定去南昌和起义部队会合，但是他们走到武宁县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开，卢德铭、韩浚带领部队突破张发奎阻截转移到江西修水，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

沈醉不敢提文强和韩浚的履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沈醉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有很多禁忌。

现在随着韩浚、文强回忆文章的公开发表，读者诸君对这两位的履历一定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您看来，如果文强和韩浚不是因为被捕后又出现意外而与上级失联，他们一直留在红军中，1955年可能会被授予怎样的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