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幻想为生：科塔萨尔传》：他终究属于文学与爱

“天性是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的，或许即便步入‘歧途’，人也终究会在命运的指引下回归自己的天性。所以科塔萨尔终将‘回归’巴黎，‘回归’到文学与爱的怀抱中去。”

胡里奥·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著名作家，短篇小说大师，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

《我以幻想为生：胡里奥·科塔萨尔传》

作者：米格尔·埃赖斯

译者：周妤婕 冯宏霞

版本：中信·无界｜中信出版社

2025年4月

为什么是科塔萨尔？

原文作者丨米格尔·埃赖斯

我接触的第一部所谓的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是《百年孤独》。那大概是在1968年，或是1969年。我记得自己当时久久地盯着那本书的封面，然后读了小说的开头。我完全没有读懂。接着，我合上了书本。当时我正生着病，在父母家休养，外头下着雨。

那时在西班牙（当时处于佛朗哥政权之下，那段岁月无比漫长，灰暗，令人憎恶），人们阅读的是外国作家（那些可以通过审查的），还有西班牙内战后的小说家和1954年前后出生的作家的作品。在后两者中，作者展露出了其社会承诺的自我，这些叙述都突显了展现或指向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强烈愿望；总的来说，这些叙述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实用主义的思考展现了社会图景。这种写作总是被社会环境驱使，除了自然主义描绘与传达的含义之外，别无他意。我对于这种类型的小说或是故事感到厌倦，它们囿于陈词滥调，没有展现出任何改变传统模式的意图：情节的构建，人物的塑造，语言的程式化，策略的俗套。这是一种衰落的美学。某天下午，我偶然拿到了收录于“广播电视”图书系列的“萨尔瓦特基础图书馆”丛书中的一册书，我对作者的名字全然陌生。通过这本书，我发现了其他写作方式的存在。

那是科塔萨尔的一本小说集。从那时开始，我的感受就有了转变。我发现了不同而多样的视角，一种对现实的假设。在这种假设下，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苏伊帕恰街的公寓里呕吐出活的兔子，然后若无其事地给远在巴黎生活的安德烈娅写信。又或者，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一种带有侵略性和强制性的不明力量而被迫离开与妹妹同住的房子。我也知道了，原来一个人可以在梦醒时分发现他的梦才是真实的，而所谓的现实不过是他的梦境，是他在遥远的时代做的有关牺牲的噩梦。通过科塔萨尔，我发现，形式层面也存在实验性。后来，我明白了一部抽象小说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主要方向，文本随意接合，拥有完全开放的特质。与此同时，我也学到了原来小说中的人物不必全似胡安·巴莱拉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说话。有趣的是，在那样一个缺乏英雄气概的时代，我手里那个史诗级的版本只值25比塞塔，但通过它，我学会了所有的一切。

另外，因为科塔萨尔，我对“文学爆炸”所有的作家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我重新发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魅力，得以享受他描绘的马孔多图景，以及它所传递的魔法与魅力。

从我的青少年时代开始，科塔萨尔就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正因如此，有人提出要委托我写这部传记时，我立刻答应了下来。多年以来，我一直深入研究他的作品。而如今研究他的人生，补全了我所了解的科塔萨尔世界的缺口。这一切没有令我失望。追随着他从班菲尔德到巴黎的轨迹，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我凭直觉感受到的，更是对科塔萨尔本人的最好定义：他完全没有自尊自大，也没有任何的高傲。他没有流露出夸夸其谈的姿态——那种姿态是作家最容易引人生厌的特点。那些小有名气的作家最喜欢大声吆喝。他们不大的影响力恰恰是他们卖力宣传的原因。科塔萨尔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宇宙，他放弃了在麦克风和摄像机前夸夸其谈，因为他更爱的是生活本身，他选择了它。

科塔萨尔。

文学与爱

科塔萨尔的巴黎，巴黎的科塔萨尔

原文作者丨侯健

对于20世纪西班牙语美洲的作家来说，巴黎总在显露微妙的吸引力。阿莱霍·卡彭铁尔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正是在巴黎接触到了超现实主义，从而认识到神奇的现实在拉丁美洲无处不在；也是在巴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穷困潦倒中写出了惊世之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巴尔加斯·略萨则坚信，不到巴黎去，他就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作家，只能当个在周末闲暇时间创作的写匠……巴黎也在不断回馈这些来自异域、操持另一门语言的作家：正是在受到法国评论界的重视后，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才在自己的土地上声名鹊起；有了加缪的力荐，埃内斯托·萨瓦托的《隧道》才不至于明珠蒙尘；巴尔加斯·略萨更是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化身“不朽者”。胡里奥·科塔萨尔自然也是那批作家中的一员，相较而言，他与巴黎的羁绊只深不浅，而且除了文学上的联系之外，还多了许多朦胧而浪漫的色彩，这正是造就科塔萨尔与众不同特质的重要因素。

科塔萨尔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大约一个月前，我曾经在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集《南方高速》的共读活动中担任主讲人，当时便有读者提问，为何那部作品中有如此之多的故事并非发生在作家的祖国阿根廷，而是发生在巴黎？我那时进行了简短的解答。如今借这个机会，我决定继续回答这个问题，以科塔萨尔与巴黎或法国的关系为切入点来写。在我看来，科塔萨尔同巴黎和法国的关系恰恰能反映出其人生的诸多关键词：命运、追寻、幻想、自由、爱、游戏……

如果说科塔萨尔与巴黎的关系在最初还有些循规蹈矩（“我们很少阅读阿根廷本国作家的作品……我们深受法国和英国作家的影响，直到某一天——大约是在 25岁到30岁之间，我和许多朋友忽然发现了自己的这一传统。那时的人们梦想着去巴黎和伦敦，而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则像是一种惩罚，生活在这里就像是身在囚禁中。”）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便愈加微妙起来。1948年11月或12月，科塔萨尔强烈地萌生出了开启首次欧洲之旅的念头，他最终在意大利待了两个月，又在巴黎停留了一个月，尽管在意大利待的时间更久，但最终征服科塔萨尔的却是巴黎，它的建筑、书摊、拉丁区、博物馆、咖啡馆以及飘荡在空气中的爱因斯坦、海明威、乔伊斯和毕加索等人物的无形气息及回忆，都深深打动了科塔萨尔。但更为重要的是，科塔萨尔在巴黎遇到了埃迪丝，也就是未来《跳房子》的女主人公玛伽的原型。这是一场“命运般的相遇”，科塔萨尔曾这样回忆他与埃迪丝的关系：“她和我一样坚信，那些看似偶然的邂逅实则是我们生命中早已注定的事情”，这是科塔萨尔与埃迪丝的相遇，也是他与巴黎的相遇。也许正是这场爱情气息远浓于文学气息的相遇，让科塔萨尔“对巴黎的思念一直无法消散”，进而有了重回巴黎、定居巴黎的想法和决心，而这一切又都终将以文学的形式得以记录和展现。也许文学与爱本就不可分割，至少在科塔萨尔身上如此。

《跳房子》

作者：胡利奥·科塔萨尔

译者：孙家孟

版本：重庆出版社

2008年1月

几乎与此同时，拥有加利西亚血统的年轻姑娘奥罗拉·贝纳德斯走进了科塔萨尔的生活，1954年，两人在巴黎完婚。他们之间的默契堪称神奇，连巴尔加斯·略萨都惊呼：“他们说的一切都充满智性、文雅、有趣而又饱含活力。我常常在想：‘他们不可能总是这样吧？他们一定事先在家里排练过这些对话，然后在合适的时机，通过不同寻常的逸闻、精彩的旁征博引以及那些恰到好处的玩笑，震惊他们的听众。’”这种默契、智性、文雅、趣味与活力，在科塔萨尔的文字中无处不在，在短篇小说和散文、游记之中表现尤甚。可以说，在巴黎，文学与爱在科塔萨尔体内完成了完美的融合，使他成了“文学爆炸”四主将中与众不同的一员。

当巴黎所代表的种种元素渐渐暗淡、科塔萨尔与西语美洲其他作家的道路逐渐趋近之时，他在文学创作上反而失去了那种独有的风格和特点，有趣的是，这一点也体现在了科塔萨尔的爱情生活中。20世纪60年代末，出于种种原因（这本传记已经记录得很清楚了），科塔萨尔和奥罗拉分手，与乌格涅·卡尔维利斯生活在了一起，尽管后者与伽利玛出版社以及出版界有着紧密的联系，还成了科塔萨尔的文学经纪人，但她却声称自己比科塔萨尔“更了解拉丁美洲，也更热爱”。与卡尔维利斯在一起的科塔萨尔从情感和思想上对巴黎有所疏远，而趋近了拉丁美洲，尤其是古巴。他的作品也开始更加关注拉丁美洲的现实。也许对拉丁美洲现实的关注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文学爆炸”主将成功的基石，但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种关注却与科塔萨尔的天性相悖，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曼努埃尔之书》这样的作品无法与《跳房子》相提并论。

天性是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的，或许即便步入“歧途”，人也终究会在命运的指引下回归自己的天性。所以科塔萨尔终将“回归”巴黎，“回归”到文学与爱的怀抱中去。1977年，科塔萨尔与卡罗尔·邓洛普相遇，邓洛普在外貌和性格上都更接近于奥罗拉，科塔萨尔也寻回了一度丢失的那些生命关键词：自由、游戏、幻想、爱……于是，邓洛普成为科塔萨尔的“小熊”，科塔萨尔则化身为邓洛普的“狼”。1981年，已经成为夫妻的科塔萨尔和邓洛普决定写一本书，内容关于一次从巴黎到马赛的非传统旅行，全程不离开高速公路——他们计划每天在两个停车场停留，几乎始终在那辆红色的大众车上生活、烹饪、休息和移动。

1982年，双双病重后康复的二人开启了那场浪漫的旅行，并把原本7小时的路程拉长到了32天。他们一起胡闹，一起疯狂，当时没人能想到，旅行结束后，邓洛普竟再次病倒，这本原计划由两人合写的书最终只能由科塔萨尔独自完成。

1984年1月，悲伤的科塔萨尔前往哈瓦那，“美洲之家”的朋友们陪伴着他，菲德尔·卡斯特罗也对作家表达了同情。二十多年来，科塔萨尔第一次感受到了“菲德尔友好的信任，他的亲切，我也以同样的喜悦回报了这种亲切”。这是科塔萨尔同古巴及拉丁美洲的和解，也是他同另一个自己的和解，但这不意味着他重入“歧途”，因为这次对巴黎和本真的自我的回归是不可逆的。同年2月12日，科塔萨尔在巴黎逝世，他与卡罗尔·邓洛普被合葬在了蒙帕纳斯公墓中，而压抑悲伤情绪、忙碌操办葬礼的正是作家的第一任妻子奥罗拉。这样的场景和情节似乎在向我们证明：科塔萨尔终究是属于巴黎的，终究是属于文学与爱的。也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部传记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全书，结束了对科塔萨尔的文学人生的记录：“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葬礼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深沉的寂静，以及弥漫在场的那种自发的悲伤。那是一个寒冷的早晨，却异常清澈，因为巴黎并没有下雨。”

科塔萨尔。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 米格尔·埃赖斯、侯健 ；摘编：张进；编辑：张进。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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