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的三重维度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的三重维度

丁卓，孟庆枢

［作者简介］

丁卓，男，吉林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长春大学网络安全学院硕士生导师。

孟庆枢，男，吉林外国语大学科幻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摘要］

科学在科幻作品中的载体是科技解说。《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的内核是危难意识，由此科技解说呈现出形式内涵、现实隐喻、文化救赎等三重维度，即：以“三型两态”为基础，形成“推理解谜”叙述模式，展示科学理论的视野；对自然现象和技术现象的阐述与社会现象相融合，让文本埋藏着对日本和人类的现实隐喻；通过“智慧老人”与“永恒母亲”两类拯救形象，科技解说彰显文化救赎内涵，在危难中弘扬了人的生命、尊严、价值和创造性。《日本沉没》的创作实践表明，科技解说是科幻文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科幻文学开拓创新、提升艺术境界的基础。科技解说的三重维度彼此融合，为人类生命的不断演进提供科学力量与人性光芒。

［关键词］

《日本沉没》；科技解说；三重维度

一、《日本沉没》与科技解说

《日本沉没》是日本当代科幻文学“御三家”之一小松左京的代表作。无论在他的创作历程还是在日本科幻史上，这部作品都堪称巅峰之作，为日本科幻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称之为科幻文学经典实至名归。但国内的相关论文不足20篇，远少于日本学者对小松左京的研究成果。国内外的《日本沉没》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关注作品中的科学性，将文本解读与科普联系在一起，突出小说中的地理学知识；二是通过小说中对灾难的描述，折射日本人的精神品质，并反思日本灾难文化；三是探讨由小说《日本沉没》改编的电影艺术，尤其是光影元素和3D特效对末日危难的表现。中日学者都关注到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揭示了科幻作品创作的一般特质，即科幻文学的核心是探索人与科学的关系，体现出面向未来时空“人的在世生存”，因此科幻“是以一个科学所追求的世界为题材而展开创作的，这个世界在基督教或者佛教的世界以外拓展”。需要注意的是，科幻文学中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即特定的团体以理性为基础，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危机灾难，通过观测、实验、数据分析和假定性阐发形成一系列基本原则，探索自然规律的人类意识行为。然而，包括针对《日本沉没》的研究在内，目前的科幻文学批评普遍忽略科学与文学结合的机制问题。科学不能直接进入科幻文本的叙事，而是通过文艺阐释的转换，以集中或分散的“科技解说”展示科学思维的内蕴。科幻不是科学和文艺的生硬相加，而是文学与科学的审美融合，科技解说成为这种融合的载体。科技解说（Science Explanation），指科幻小说以自然科学理论或工程技术实践为基础，对自然现象或技术现象进行专业化的解释说明。科幻是科学的文学化，科技解说以“说明—议论”的方式诠释科学理论，具有明确的求真倾向和理性准则。一方面，科技解说形成对科学的当下性总结或前瞻性建构，若干作品的科技解说持续营建科学理论视域，由此勾勒出科幻文学的科技谱系，进而构建出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科技背景，为科幻文本的奇观美学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科技解说揭示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程度，体现社会科技的发展水平，展现对未来的预构和对现实的反思，具有明显的人文倾向。因此，从科技解说角度重新审视《日本沉没》及科幻文学研究，是一个富有价值的新方向。

从日本科幻发展史看，自1857年日本首部科幻小说严垣坦月的《西征快心篇》以来，科技解说一直贯穿于日本科幻文学的政治批判、时空探索、灾难预测和文化反思等方面；从世界科幻演进史看，科技解说提供了科幻文学诞生至今安身立命的根据，没有科技解说则很难定位科幻作品的边界，科技解说的专业程度反映了科幻文学科学性的深度，科技解说体现的人文底蕴标志着科幻文学艺术性的高度。质言之，正是科技解说最具体地显示了科幻文学的独特品质。进一步来讲，科幻作品中专业、集中、饱满的科技解说是所谓的“硬科幻”的衡量标准，而缺少明显的科技解说的科幻作品则体现出“软科幻”的趋向。以此看，由于《日本沉没》复杂的专业化科技解说，称其为“硬科幻”是有依据的，但小松左京的科技解说也是他思考社会的思想结晶，源于日本文化的浇灌，因而在“硬核”中又体现出深刻的现实指向与文化意蕴。这是小松左京的科幻创作与世界科幻文学接轨的原因之一。

《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的内核是危难意识。“日本沉没”这一事件本身，实质是从地理学、交通学、信息学等科学领域揭示日本遭受不可逆危难的成因、过程和结局，进而对生命大毁灭进行人文思考，这是《日本沉没》的内在本质与情节发展的核心动力。危难，指破坏性力量对生命造成的危机和灾难，其特征有阶段性、暴力性和强迫性。危难意识是人在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危难之思。危难意识的历史与人类生存史同样漫长—当人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同时就要为生存而拼搏，抵抗自然和社会的危机与灾难。在文明社会，危难的本质是人祸而不仅是天灾。科幻文学中的危难意识不是作家对危机与灾难的肤浅设定，既包括展现危难根源的时空演进和危兆出现的逼真记录，又包含对危难过程与影响的体认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人类危难命运的超越之思。危机灾难共宇宙始终，危难意识伴人类同行，有危难意识才能居安思危、生于忧患。可以说，从宗教神话时代到科学技术时代，危难意识体现了人对自身和宇宙最前沿的认知。《日本沉没》中的危难意识，是小松左京对科学技术和日本社会专业化呈现和全景式反思的结晶，在此之上文本中的科技解说形成了三重维度。

二、科技解说呈现的形式内涵

在科幻文本中，通过“说明—议论”展开叙述的科技解说，其形式维度的内涵呈现为论说基础、叙述模式和科学视野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的论说基础是“三型两态”。“三型两态”，指核心解说、重点解说、简约解说三种类型，团块状态和丝絮状态两种状态。从类型上看，“核心解说”（Core Explanation），指集中完整地表述整部作品理论背景的科技解说，是科技解说的主干，具有数量的唯一性和结构的复杂性。《日本沉没》中的核心解说，是主人公田所博士向小野寺俊夫和幸长等人描述日本沉没的根本原因。这段长篇宏论烦琐复杂，专业性极强，令不少研究者难以卒读，却是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上承小野寺俊夫驾驶深潜器进行深海探测，下启“第二次关东大地震”的巨大灾难，为引出日本全面沉没做好了充足的铺垫，堪称科幻作品中科技解说的范本。“重点解说”（Important Explanation），是对自然现象或技术现象的重点阐述。重点解说的数量比核心解说多，是科幻文本科技解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解说也具备复杂的解说结构，但其理论性和信息量不及核心解说充分，也不具有核心地位，相当于核心解说的“简化版”，如作品中小野寺等人探索8000米海底海沟、对“海神I号”和皮科尔的巴奇斯科夫型深潜器的解说等。“简约解说”（Neat Explanation），是核心解说与重点解说的“缺省版”。相对于前两者，简约解说不呈现解说结构、数据和案例，对自然现象和技术现象的解说点到为止，如小野寺在墙上看到裂缝、北斗号巡逻舰基本面貌等，简约解说数量众多，常以单句形式出现，甚至与文本中描述性、抒情性的审美讲述相互渗透，因此是具有“解说－讲述”双重特征的叙事。从状态上看，由于篇幅集中、解说密集，核心解说或重点解说呈现出“团块状态”（Block），即解说集中位于文本的某一区域，适合大量传递理论知识；简约解说以分散的“丝絮状态”（Thread）缠绕在审美讲述中，该状态理论性偏弱，适合灵活地进行阐述自然现象或技术现象本身，并在科技解说和审美讲述之间快速转化。两种状态的一致目标是推动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说，《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的“三型两态”（类型是状态的固化形式，状态是类型的存在方式，三类型互相配合，两形态相互协同）型与态间彼此调和。没有“三型两态”作为论说基础，科幻文本无法开展有效的科技解说。

第二，“三型两态”共同构建了“推理解谜”式的叙述模式。推理解谜指科幻文学通过科学理论和相关现象，设定情节迷局，引导读者按照特定路径领会现象背后的原因。《日本沉没》的推理解谜模式运作流程如下：虽然核心解说中对日本沉没根源已经有了逻辑清晰的论述，但重点解说仍然进行多侧面的阐发，形成多个团块，作为核心解说的引申或补证，加强了解说效果；同时，文本用简约解说作为进一步填补和探查的线索，保持了核心解说与重点解说的联系。作品以“第二次关东大地震”为分界线，在此前的重点解说和简约解说中，田所都是解说者和启蒙者，但这些重点解说和简约解说只是暗示说明，建立地质异象、技术手段或科研设备与核心解说的联系，对科技背景的“去陌生化”，形成推理的连续性，在地理学、交通学和信息学的跨学科层级结构中逐步展示日本沉没的过程和原因，并导向核心解说，完成“推理解谜”过程。在此之中，团块状和丝絮状起到调整解谜节奏的作用。日本沉没是“谜面”，重点解说与简约解说是“谜题”，核心解说是“谜底”。一般来讲，这种推理解谜模式是科幻小说中常见的“保留项目”，也是科学成为人类生活主流后文学内涵变化的反映，艺术地再现了人对世界的探索。但《日本沉没》从设定日本沉没的迷局开始，通过“三型两态”的层层推进，最后到核心解说揭示谜底为止，不仅所占篇幅长，信息容量大，学科专业化程度高，而且侧重“日本沉没”这一事件的演变过程而非追探其真伪。这是小松左京一向的创作风格，即用事件的必然性压制可能性，一直到故事结尾才揭示部分真相。

第三，“三型两态”和推理解谜勾画出文本的科学理论视野。科技解说的“三型两态”将日本沉没的根源，放置于地球地质演变长河中加以考证。换句话说，日本沉没是日本列岛随同地球地壳变化的结果，也就是地球运动本身造成的，而星球的运转与生灭不过是宇宙中的常态，日本列岛的沉没和宇宙运行的规律具有终极一致性，由此文本展露了“天地一体”的浑然性。核心解说最完善地揭示了这一浑然性，而在重点解说中，田所在“北斗号”巡逻舰上为幸长和小野寺讲解“太平洋火环”和“真正的太平洋西海岸”，文本出现一连串的团块并由简约解说作为填补，为核心解说进行印证，科技解说的“三型两态”围绕行星地理学展开诠释，形成日本和地球、大地和天空、星球和宇宙等三对范畴，显示出天地连体、天人相系、寰宇相关的多层浑然化，构建起“日本-地球-星球”的结构，为推理解谜设定了宏伟气势，最终将对日本沉没的诠释引向巨型尺度的宇宙星空，在天地一体中让《日本沉没》的科技解说展现出恢宏的视野。

三、科技解说暗含的现实隐喻

在作品中，对日本国土沉没进行科技解说的重要功能，是隐喻日本社会的停滞与沉沦，也就是将“三型两态”与反思社会弊端实现兼容，造成对自然现象的解说与对人内心世界的讲述相互推动，共同展示对危难的多层次思考，让科技解说的形式内涵进一步具有社会价值。自然灾害揭示了社会弊端，社会弊端归根结底是人的本性问题。在“天地一体”的浑然性基础上，科技解说对社会现实的暗示打造了“自然与人”的整体性。这一整体格局背后的逻辑，超越了推理解谜模式对自然规律的揭示，显示出自然灾害是社会危难的变形，是人类自身的异化导致自然对人的无情惩罚，同时也蕴含着个人对社会弊端的评判与厌弃。

在《日本沉没》中，简约解说与重点解说聚焦1982年热浪滚滚、气温持续超过35℃的酷夏，墙壁出现异常裂缝，新干线因为地质和人为双重原因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将自然异象导入社会领域。相应地，文本呈现人们浮躁焦虑的心态、社会的贫富两极化以及各种反常事件。“三型两态”的分布与对社会问题的折射犬牙交错，尤其是简约解说与日本当代生活图景相互嵌入，地质异象与现实异象形成有机整体，让文本埋藏着更为深沉的隐喻脉络。鸟岛附近的无名小岛预示着日本列岛的命运，同时小岛“沉没”事件又是日本民族“沉沦”的寓言，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政治圈，政客对科学技术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私欲膨胀，缺乏创新锐气，在社会发展中贪利求稳，不思进取，形成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小集团，成为争权夺利的政治野兽；二是在学术界，大部分学者媚上欺下，追求虚名，枉顾真理，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沦丧，为个人利益而良知泯灭，听命政客的遥控指挥，成为沽名钓誉的驯化宠物；三是在外交中，由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未进行深刻的谢罪反省，在重新崛起后也没有积极改善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反而在美苏争霸中被当作缓冲区或桥头堡，在国际上无比孤立，科学技术只是经济输出的附赠品，日本成为经济与技术上的巨人、政治和文化上的矮子；四是在社会上，大部分民众追求安稳享乐，纸醉金迷，相互算计，黑帮械斗、草菅人命屡见不鲜，“毒皮士”（Dopist）肆无忌惮侵入住家吸毒鬼混，人们在忙碌中对频发的危难早已麻木不仁。但即使面对危机，文本中的主要人物也未放弃清醒判断，并和科技解说融为一体。小野寺驾驶深潜器进入海沟探险，与海底开发株式会社的高官吉村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形成对比，引发了小野寺对东京乃至现代社会的排斥反应。作品中这样描述道：“整个大脑充满了硬邦邦的疙瘩，那是在日本海沟八千米深的海底的高度紧张带来的疲劳的后遗症。东京这地方，到处都笼罩着郁闷、潮湿的浑浊空气。拥挤不堪，数也数不清的人流，以及充斥着繁文缛节、令人厌烦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同深不可测的海底那面巨大的望不到尽头的水墙留下的深刻印象撞击在一起，产生出一种近似变态的、歇斯底里般的烦躁不安和脓包一样的胀痛。” 可见，科幻文学对科学的转化呈现出科学的社会属性，科技是人类的科技，科技的发展是现实矛盾的另一面。

然而，《日本沉没》中的科技解说还具有更沉重的现实指向。尽管地质异象与日本当代社会“浮世绘”相契合，但科技解说没有局限在对日本民族现状进行暗示，而是忧虑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沉沦，显示出《日本沉没》中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历史深度—地球地核的热能与社会发展所积聚的剩余精力，无处消耗，只能寻找发泄的孔道，形成深层的分裂状态，最终造成不可预测的现实危难，这是对整个社会演进的描摹。时代在变，但是发展循环似乎又不变—民族国家从谷底寻求生存，前赴后继勃勃崛起，创造奇迹，成功登顶，但在顶峰因自身发展不平衡和外部压力而难以为继、踟蹰不前，这是人性惰性和平庸之恶的必然显现。趋利避害和好逸恶劳的本能使人沉浸在对事物的“上手”状态，创新创造的行动被安逸满足的欲望代替，继而造成整个社会安于现状，失去前进的锐气，继而也如同达到地质学上的“钱德拉塞卡极限”后分裂沉沦，在不断跌落中碰撞分裂、相互倾轧，最终整个民族重跌谷底，受人宰割，思忖复兴。如此往复循环，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时时处于毁灭边缘，整体覆亡的概率日益升高。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暗合于地球-宇宙的演化规律。由此可见，比日本沉没更可怕的是人类沉沦，比现实危难更残酷的是社会规律。《日本沉没》从自然与人的整体性出发，通过对岛国沉没的科技解说暴露了人类发展面临的深层次危难，为日本和世界建构出地狱景象。或者说，科技解说不是《日本沉没》揭露社会现实的通道，科技解说内在的社会性本身就蕴藏着现实隐喻的维度。

四、科技解说激发的文化救赎

从整个文本看，《日本沉没》中的科技解说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然而，一方面，简约解说以丝絮态存在，无意构建坚实复杂的解说结构；重点解说虽然阐释得相对充分，但分散在文本各处，无法形成解说合力；而最为专精的核心解说即便结构完整、论说完善，但仍然不断出现田所博士解说自然现象的停滞。另一方面，科技解说的现实隐喻揭示了日本乃至人类社会面临的弊端病症，但超越现实、拯救人类的方向依旧隐晦不明。这就意味着，《日本沉没》中的科技解说被有意设定为“未完型”，需要进一步激发文化内涵，形成“科技－文化”综合阐释体系，以最终完成对人类社会的救赎。在团块状的重点解说中，田所强调生命的至高地位，这说明科技解说必需人文精神指引，而人文精神中最核心的人之灵性蕴于文化中，因此需要以文化激活民族魂、激励进取心、激发未来志，最终超越危难，走向新的辉煌。文化，是人类摆脱危难最深厚的力量之源，它脱胎于宗教神话和生活实践，蕴含着人类知识和信仰的思维原型，在历史中沉淀为相对稳固的意识形态和仪礼程序，对当下生活世界进行救赎性想象和重新赋予意义，突出表现为先在的直观性和民族的精神性。科学当然彰显文化，但文化早已蕴涵科学。《日本沉没》中小野寺的同伴们对“大文字烧”的“文化对谈”，是文本开始文化救赎的标志；在核心解说中，田所博士开启了日本民族在历史坐标与未来定位上的探讨，引导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相向展开，其焦点是：“在我们所知的世界终结之后，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这是对“个人生命尽头和人类演进终局”这一终极问题的翻版。《日本沉没》的文化观认为，生命是宇宙的化合生成，宇宙是万物的融汇统一，这种观念是“日本这一森林列岛作为丰富的稻作风土的民族社会，在经营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共同体宗教的过程中，以3世纪以来的大和朝廷为中心，以便与当时传入的大陆文化尤其是佛教与道教文化相融合，一边主要将国内各地的风土与家乡的生命灵性作为神灵来祭祀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神、人、其他生灵融合轮转，结成统一的生命共同体。人的精神因此能永恒存续。这样看，人的死亡和国家毁灭就不再可怕。生是死的开始，死是向生的回返，这是真正的“视死如归”，显示出“生死循环”的同一性。可以说，在《日本沉没》中，正是这种同一观念为大毁灭中漂泊的灵魂注入了救赎因子。《日本沉没》通过构建两类拯救形象指引文化救赎。

其一，“智慧老人”形象。百岁老者渡是智慧的化身，他代表视死如归的威权老者，也是人类生命守望者。这一形象在小松左京的多部小说中出现过，形成“智慧老人”群像。河合隼雄认为，老人“能够保持着一个冷酷的距离从地底深处观察和究竟这个世界，有时他会以完全相反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并发现其中的结构。老人意识通常会从死亡的角度去看待生存”。智慧，是人以天赋直观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渡的智慧与田所将地质研究向“直觉”和“想象力”回归，或把“敏锐”作为科学家最杰出品质是一致的；同时，作品中通过渡和部分有良知的政治家之口，痛陈日本传统文化之失和日本现代社会之弊，这是“在国土丧失的灭亡之际，仍有为国民努力到底的政治家、继续发挥作用的国家机构等‘不存在的东西’。通过描绘理想来告发‘应有之物’不存在的现实危险性，是日本科幻的拿手好戏”。渡接受了田所对日本沉没的预判，引发其强有力的救灾举措，他为帮助田所等人开展海底勘测，不惜重金购买外国研制的深潜器，也成为文本中科技解说得以延续的有力保障；渡开导日本首相绪形尽早筹备救灾工作，还暗中出售文物为日本移民积累资金；临终之际，渡以仁厚宅心要求侍女花枝为日本多生后代，并宽慰黯然神伤的田所，最终表露自己的身世，暗示智慧血脉之源。渡的逝去与日本列岛毁灭同步，又预示着日本民族走向新生。

其二，“永恒母亲”形象。伊恩·布鲁玛认为，“在日本的两性关系中，女人都是母亲，而男人都是儿子”，进一步说，“儿子”是日本民族，“母亲”是日本列岛。儿子在母亲的怀抱中，水乳交融，生生不息。在《日本沉没》里共有21次将参加科考和救灾的日本人物形象称为“孩子”“婴儿”，或说他们长着“娃娃脸”，这象征生命活力，也是对稚嫩的隐喻。日本人在母体中健康成长，但孩子要成熟，儿子要转变为“英雄”，就必须杀死母亲，获得自立。这种“杀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杀害或消灭，而是通过突破原有怀抱，实现儿子和母亲的共同新生，建立一种更强更新的母子关系，追求一个更永恒的“母亲”。从这一意义上讲，“日本沉没”就是小松左京送给广义母子关系的祭献。然而，“广义的母子关系”在哪里？核心解说突出了日本在太平洋的包容中这一亘古不变的事实，而在重点解说和简约解说里，时刻强调日本以进军海洋作为开拓的第一步；日本首相绪形在了解地质灾难的基础上提出改变民族的柔弱性格，塑造成熟坚强的新品质，寻找新的生存之地；田所最终并非为日本政府或体制尽忠，而是为日本精神殉难，其行为体现了作家“爱的是日本国土和民族共同体”这一创作情怀，更是在向新母亲发出的呼唤，以此实现母与子的双重新生。由上所述，生死被智慧光照，循环终化为永恒，生死循环的同一性观念使形式内涵和现实隐喻得到文化精神的基座，科技解说激发出文化救赎的光晕。

综上可见，形式内涵是现实隐喻和文化救赎的文本基础，现实隐喻是形式内涵与文化救赎的社会动能，文化救赎是形式内涵和现实隐喻的终极旨归。科技解说的三重维度相辅相成，成为科幻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小松左京对科幻文学探索的结晶。1963年，小松左京质疑苏联科幻作家叶菲列莫夫的“社会主义科幻论”，明确提出建立“独立的‘文学的科学’，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这就是说，小松左京反对追求所谓的“纯”科幻，而是通过科幻文学展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以开启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但小松左京也不主张无限泛化科幻文学的疆域，《日本沉没》等作品的创作实践证明，科幻必须具备相对统一的品质，在危难中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和创造性的弘扬。体现在他作品中，是以科技解说的三重维度表现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让日本民族保持精神的统一和发展的动力。这样看，科幻文学的科技解说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冰冷认知，而是通过跨学科视域领悟存在意义的必经之途。但在作品结尾，火车载着重伤的小野寺驰骋在茫茫寒夜，又渗透着作家对未知命运的焦虑不安，日本走向世界中如何能“真融入”而不会“遭肢解”？这是日本民族未来面对的危难，也是当下中国发展中遭遇的难题，尤其在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不定的今日更为紧迫。与世界圆融的根本，在于面对全球性危机我们能为人类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并使之具有普适意义。《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三重维度体现出的天地一体浑然性、自然与人整体性、生死循环同一性彼此激荡、相辅融合，形成最广博的“宇宙人性”，成为不断化解新危难的途径，也彰显着科学力量与人文光芒。因此，《日本沉没》中科技解说带来的启迪不仅是文学艺术的幻想，更体现了人类理想的真髓，最终为生命延根续脉，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