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国昭雪录”（4）寻衅滋事与非法拘禁的法律分析及专家观点

一、案件背景与事实经过

（一）案件背景

1998 年下半年，杨立国在迁安市赵店子镇的铁矿经营活动中，涉及多起被指控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行为主要围绕着铁矿的经营权转让、矿石交易以及相关利益纠纷展开，涉及多名当地铁矿经营人和村民。案件的背景复杂，涉及经济利益冲突、地方管理问题以及个人行为的法律界定等多个方面。

（二）寻衅滋事行为的事实经过

1、迫使徐志国转让第二选矿厂经营权

行为描述：1998 年下半年，杨立国和王江以公职人员禁止经商为由相要挟，迫使第二选矿厂实际经营人徐志国转让经营权。这一行为被一审判决书提及，但公诉机关并未将其作为犯罪行为指控。

法律分析：根据《刑法》第 29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寻衅滋事罪需要达到“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在本案中，杨立国和王江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需要考察其是否实施了《刑法》293 条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以及是否达到了“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

专家观点：专家认为，该行为未被公诉机关指控为犯罪，一审判决书也不应将其认定为犯罪事实。从法律适用角度看，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中“强拿硬要财物”的法律规定，且缺乏证据证明其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

2、迫使田立军转让第三选矿厂经营权

行为描述：1998 年 11 月左右，杨立国、张爱民、王江招募大量社会闲散人员持镐把、砍刀等凶器，连续数日围堵第三选矿厂出厂道路，强行追逐拦截第三选矿厂向外运送铁粉的货车，致使第三选矿厂无法生产经营。

法律分析：根据《寻衅滋事解释》第 3 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多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等。

专家观点：专家指出，现有证据不能完整证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围追、堵截等滋扰手段”。在案证据多为言词证据，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且田立军的报警记录未查询到。此外，即使存在追逐、拦截行为，也未达到“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3、迫使代树军转让岐阁寺铁矿及第一选矿厂经营权

行为描述：1998 年 12 月左右，杨立国、张爱民、王江等人在收购代树军岐阁寺铁矿开采出的矿石过程中，随意克扣矿石货款，找代树军谈收购事宜时带领张爱民及招募的人员制造声势，致使岐阁寺铁矿及第一选矿厂无法经营。

法律分析：一审判决书认定杨立国等人采取“随意克扣矿石货款”的方式迫使代树军转让经营权，但专家指出，克扣货款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代树军提供的矿石不达标，根据《民法典》第 582 条规定的瑕疵履行（瑕疵给付），杨立国有权主张不用支付原定价款。此外，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中对矿石质量及水分进行了明确约定，杨立国克扣的部分价款是依据协议约定，不属于强行使他人放弃财产性利益。

专家观点：专家认为，克扣货款的行为属于正当民事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同时，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杨立国等人在与代树军商谈收购事宜时“制造声势”达到了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三）非法拘禁行为的事实经过

2003 年 3 月 13 日，杨立国安排孙久利等人去找郭巨才“谈判”，试图解决村民对宏达炉料厂开采石灰石问题的不满。孙久利带领李恒、刘强在五重安乡母庄村找到郭巨才，将其拉上车驶离。孙久利言语威胁要求郭巨才停止反映问题，郭巨才拒绝后，孙久利等人停车下车对其实施殴打，殴打后将郭巨才拖拽上车驶离。因小关村村民到宏达炉料厂要人，杨立国安排人员将郭巨才送至医院。郭巨才被拘禁3-4小时，且在被拘禁过程中被殴打致伤。经鉴定，郭巨才的损伤构成轻微伤。

二、法律分析与专家观点

（一）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律适用

1、构成要件

主体：一般主体，即年满 16 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主观方面：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社会秩序而故意为之。

客体：社会公共秩序。

客观方面：实施了《刑法》第 293 条规定的寻衅滋事行为，且达到“破坏社会秩序”的程度。

2、法律适用

《刑法》第 293 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具体行为类型，包括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

《寻衅滋事解释》：进一步明确了寻衅滋事罪的认定标准，特别是“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等具体情形。

3、专家观点

证据不足：专家指出，现有证据不能完整证明一审判决书认定的“围追、堵截等滋扰手段”。在案证据多为言词证据，存在互相矛盾的情况，且田立军的报警记录未查询到。此外，即使存在追逐、拦截行为，也未达到“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经营”的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克扣货款的合法性：专家认为，克扣货款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代树军提供的矿石不达标，根据《民法典》第 582 条规定的瑕疵履行（瑕疵给付），杨立国有权主张不用支付原定价款。此外，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中对矿石质量及水分进行了明确约定，杨立国克扣的部分价款是依据协议约定，不属于强行使他人放弃财产性利益。

行为性质：专家指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杨立国等人在与代树军商谈收购事宜时“制造声势”达到了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不足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三、基于罪刑法定原则，非法拘禁行为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根据《刑法》第 238 条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扣押、拘押、禁 闭或者其他方

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要界定非法限制人 身自由的行为立罪与否，需要着重考察拘禁行为的“非法性”和“时 间性”。

（一）关于“非法性”的认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 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第 3 条第 1 项的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3.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

一审判决书对于“孙久利带领刘强、李恒等人对被害人郭巨才的 人身自由进行了实际控制，并实施了殴打行为”的认定直接适用了上 述规定。一方面，这一项适用的明确前提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非法 拘禁，而在本案中杨立国、孙久利等人不具备该种身份，且这一规定 规范的是人民检察院直接侦查案件的立案标准，本案并不符合这一规范要求。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身份所决定，对其利用职权实施 非法拘禁行为的处罚，应该比普通公民更为严厉。换言之，即便参照适用这一规定，但普通公民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入罪标准，也应该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更为严格，而不能直接套用上述标准。对于不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行为人，不能简单参照适用这一规定，应严

格区分一般民众和公职人员之间使用捆绑、殴打行为下的心理控制程 度。另一方面，根据一审判决书罗列的证据，难以证明在孙久利等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殴打了被害人郭巨才。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依据仅有被害人郭巨才陈述，与三名被告人供述互相矛盾，缺乏其他证据佐证，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应当采信三名被告人供述。

（二）关于“时间性”的认定

对于非法拘禁罪而言，限制人身自由持续时间的长短，对于非法拘禁行为的危害程度有直接关系。就本案而言，依据罪刑法定原则不能认定被告人杨立国构成非法拘禁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