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激进到灵活务实：特朗普2.0对华策略迅速升级

作者：绮蝶

特朗普2.0的前三个月，展现了高度激进、强硬风格，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以及涉及加拿大和格陵兰岛的相关言论中，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他发起的全球关税战瞄准中国，威胁颠覆全球贸易体系，对华关税从10%、20%升至145%，让两国双边贸易陷入停滞。这三个月里，中美双方沟通不畅，未能尽早搭建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然而，三个月过后，随着中国的反制和盟友的不妥协，加上东欧及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特朗普被迫转变策略，外交决策逐渐转向务实。尤其在对华政策上，从5月中美开启会谈以来，特朗普展现出更灵活、更克制、更实用的态度。

近日，在被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问及中国“是否值得美国信任”时（具体指向所谓的“知识产权盗窃”和“网络攻击”。在特朗普1.0时期，美国多次以此为由对华加征关税）。然而，特朗普并未顺着主持人指摘中国，而是反问“你觉得我们没有对中国做过这些事情吗？”。特朗普还强调，这就是世界运行的方式，这就是个肮脏的世界，暗示大国博弈中此类行为是常态，而非某一方的问题。这体现了特朗普的现实主义风格，承认国际关系的权力博弈本质。这也反映特朗普一贯的交易思维，注重追求短期利益和可交付成果，避开了拜登时期那种过于意识形态化和道德化的措辞，保持了和中国开展更多对话的灵活空间。6月19日，特朗普决定再次推迟封禁Tiktok，也体现特朗普实用主义的风格。这一所谓的牵涉“美国国家安全”的事务，到现在已经演变为高度政治化的博弈，涉及国会、法院乃至未来中美谈判的筹码。此举再次说明了特朗普倾向以实用主义方式处理对华政策问题。

▲2月21日，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下令限制中国对美关键领域的投资，并扩大美企对华投资限制。

今年伊始，鲜有人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持乐观态度。多数观点认为，他再次执政后将加剧对中国的新一轮打压，其幕僚团队推动的经济限制举措可能会加速中美脱钩，包括审查和限制中美投资流动、迫使中国企业从美国退市，以及升级特朗普1.0和拜登执政时期的对华关税及技术销售限制。比如，白宫2月21日发布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内容大多涉及切断中国的商业联系，包括研究撤销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权限，将中国在美的“待开发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也纳入审查范围，减少所谓的国安风险，以及限制大学捐赠基金等类型的投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对中国造船业展开调查，应对中国在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这些举措受到右翼团队和MAGA势力的支持。

这些激进、极端的政策选项以备忘录而非行政令的模式呈现，能否真实落地，主要取决于特朗普本人的政治考量。而他第二次执政以来内政外交上的碰壁迫使其转向更务实的做法。一方面，调停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的难度超出特朗普的预期，他不得不向地缘政治现实妥协，以尽快取得外交成果，提升执政声望；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唯一及时反制美国“对等关税”的国家，并未像特朗普所预想的那样退让。中国态度坚决，通过对美国关键行业（包括特朗普支持者选区的农业和机械产品）的精准加税、限制稀土等关键矿物出口，以及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调查等措施展开反击。中国还在世贸组织等平台积极应对，并在与东南亚、欧洲的外交对话中强调支持自由多边贸易。

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时一度认为，中国会因为国内经济挑战急于和美国达成协议。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其精心策划的全球对等关税战，在中国这一关却演变为涉及稀土等关键矿物的“供应链之战”，而且还凸显了美国自身的短板，不得不寻求与中国谈判。

▲5月21日，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一家沃尔玛超市，价格跟踪软件（Walmart Tracker）显示中国产毛猴玩具售价变化。

当然，特朗普被迫转向更务实的路线也和国内选民基本盘有关。他升级的对华关税战几乎可以双边贸易陷入停滞，导致国内商店货物供应短缺。中国的精准反制可能会影响特朗普蓝领选民的利益。从近期“大而美法案”在国会推进受阻可见，特朗普真正在意的仍是国内的政治博弈。日益极化的政治氛围促使他不得不重新赢回部分中间派与商界支持。而适当缓和对华关系反而能更好地实现“美国优先”的目标。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私下劝特朗普下调关税，进而为中美展开磋商、削减关税打开了通道。从5月初中美日内瓦会谈开始，他不再执着于高关税的象征性胜利，而是进入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达成实际交易或协议的阶段。

日内瓦会谈后，中美积极协调，发表措辞基本一致的声明，宣布为期90天的关税暂停期，并于7月再次延后至8月，以继续磋商。双方之后的伦敦会谈进一步理清了日内瓦会谈后的一些分歧和误解，巩固了双方的协议框架。两轮谈判中，彼此都没有刻意凸显对方让步，而且体现了双方都有谈判的需要。7月3，特朗普政府取消部分对华芯片设计软件出口许可要求，回应了中国调整稀土对美供应的决策，兑现了日内瓦、伦敦两轮会谈达成的共识。

在这两次谈判过程中，特朗普也没有像右翼鹰派那样动辄扬言“脱钩”，而是注重推动中国更大地向美国开放市场，甚至提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这和拜登时期的“有限度”“有条件”的合作模式不同，后者更注重对华竞争与遏制。特朗普的财长贝森特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公开强调和中国贸易不脱钩（只在关键技术领域减少对华依赖），主张通过谈判维持供应链稳定和市场准入。

▲5月15日，特朗普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在美国-阿联酋人工智能园区的建模前握手。

特朗普由激进转向务实，也与其对美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自信有关。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仍然具有对华优势，因此无需和中国剑拔弩张。经济层面，美国股市虽有震荡但也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失业率和通胀都有所缓解。而且，从他出访中东来看，人工智能与能源行业驱动的新一轮投资潮使得他更有“底气”坚持务实路线，他甚至考虑率商界贸易团访华，谋求更多协议；军事层面，特朗普坚持右翼主张的“实力促和平”，注重威慑。他下令对伊朗核设施军事打击后，宣称美国是全球唯一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但与此同时，他又明确表示美军不会卷入新的战争。这展现了自己的领导力，也迎合了MAGA派反战诉求，更体现了他更务实的安全观：通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实现战略目标，避免大规模战争的资源消耗国力的风险。

然而，特朗普外交上“更务实”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他和周围的右翼幕僚并未放弃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全面遏制中国的意图。他弱化意识形态与道德标准，更多地是出于获取短期政治收益的需要。但这种急于求成的姿态也可能带来政策短视的风险。未来，即使中美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也可能因国内政治反弹而遭遇挑战。

换句话说，特朗普的“更务实”更像是在和中国的对抗和博弈中寻找更多“赢”的机会，应对国内批评。他擅长利用美国经济实力、军事优势，寻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掌握对华竞争优势。但是，一旦美国经济再次下滑，或国内执政压力因其他危机激增，或中国在某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特朗普仍有可能因为内政需要牺牲对华关系，再次将中美关系推入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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