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贷款认定未见明显放松 银行零售信贷风险仍待观察

2025年一季度，农商行不良率环比持平，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不良率环比均下降1个基点。上市银行整体不良率保持平稳，不良认定未见明显放松，但结构压力仍存，零售信贷风险仍待观察。

本刊特约 文颐/文

2025年一季度，上市银行不良率为1.23%，环比2024年年末下降1个基点；不良额环比增长3.79%，较2024年年末增速提升。从指标来看，不良率仍在低位运行，但仅通过不良率较难衡量当前银行整体风险状况。一方面，信贷规模扩张从分母端稀释不良率整体水平；另一方面，静态看资产质量指标保持平稳，但动态看部分银行处置力度的加大掩盖了不良新生压力，当前零售不良生成仍处高位，个别银行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处置规模。

正确看待逾期偏离度指标上行

实际上，不良认定未见明显放松，部分银行不良生成率抬升，90天以上逾期/不良通常衡量商业银行对不良认定充分程度。90天以上逾期/不良（亦称作90天以上逾期贷款偏离度）越小，意味着非90天以上逾期纳入不良的比率越多，市场认为该指标越小，即代表银行风险分类更加严格，不良的认定标准更高。

原银保监会在2020年工作会议中提到“2019年商业银行逾期90天以上贷款已全部纳入不良资产管理”，上市银行90天以上逾期/不良亦均小于100%，故2019年起上市银行已将90天以上逾期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管理。

当前90天以上逾期贷款偏离度上升，并非代表银行不良认定放松。2024年，上市银行90天以上逾期贷款偏离度呈两个特征：第一，各类银行指标呈收敛趋势，即原先处于低位的国有大行、农商行指标绝对水平向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靠拢，各类银行之间的差距逐渐缩窄；第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90天以上逾期/不良边际略有下降，但国有大行及农商行指标上升幅度显著。

开源证券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再次审视该指标，逾期偏离度上行与不良认定放松二者不能简单挂钩。过往二者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源于在2021年之前不良新生主要来自于对公贷款，这部分贷款的不良认定不仅参照逾期情况，更需依据实质风险，因此，彼时银行不良认定的严格程度可参考90天逾期偏离度；但当前不良新生主要来自于个贷，这部分贷款的不良认定依据脱期法，即完全参照逾期天数，故90天逾期偏离度的上升仅反映了零售不良占比的上升，无法由此推断银行不良认定放松。例如原先逾期90天以内的个人贷款由于到期未收回，随着时间推移逾期超过90天，从而导致该指标上升，这种情况主要反映了贷款违约后短期内可收回的概率下降，即当前借款人对于新发生违约贷款的还款意愿降低。

部分区域中小银行不良新生压力仍存。测算不良生成率时，用不良贷款的净变化（期末-期初）还原核销及转出的贷款减值准备，同步还原清收处置规模（以核销转出一定比例估测，其中国有大行为90%，其余类型银行为30%），再除以期初总贷款。结合部分披露不良生成率的银行来看，测算结果与披露值变化趋势具有较强一致性。

总体而言，国有大行不良生成率保持稳定，零售业务突出的股份制银行不良生成处于高位，此外部分专营零售小微的城商行、农商行边际上升，这从侧面印证2024年小微及个体工商户经营压力偏大，其违约概率边际抬升。

另一方面，减值贷款归入不良，对银行利润冲击或低于市场预期。农商行已减值贷款率向不良率收敛，城商行则扩大。《办法》规定了已减值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的最低标准，即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资产应进入不良。2024年，上市银行已减值贷款率为1.3%，高于不良率6个基点，较2024年上半年边际上升。

各类银行呈现不同趋势，其中，国有大行对不良与减值贷款的认定标准始终一致，二者相差始终为零；股份制银行已减值贷款率高于不良率17个基点，边际无变化；城商行已减值贷款率高于不良率29个基点，其差距在各类银行中最高，且较2024年中期进一步扩大；农商行二者相差6个基点，且较2024年中期缩窄7个基点。

减值与不良认定标准统一将冲击利润表。会计准则对已减值贷款的定义与监管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有内在的一致性，但认定逻辑上存在区别，主要差异在于：风险五级分类中不良贷款的认定基于已发生损失模型，而已发生信用减值贷款的认定基于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但2023年《办法》的实施明确了已减值金融资产应纳入不良资产管理，并于2025年结束过渡期，部分减值偏离不良幅度较大的银行，若要在过渡期内完成口径统一，即使已减值贷款拨备计提已充分，仍将面临不良、拨备等相关指标的压力。例如将已减值贷款归入不良时，将形成不良率的一次性抬升和拨备覆盖率的下降，为了保持指标相对稳定，银行仍需补提拨备核销不良资产，因此仍将对利润表形成冲击。

过渡期内，不良与减值认定标准统一或仍有调整空间。2024年，农商行贷款减值损失计提同比上升16.9%，在各类银行中最高，除零售小微风险抬升因素之外，减值与不良的口径靠拢亦产生拨备计提压力。当前城商行已减值贷款率偏离不良水平最高，减值纳入不良的压力最大，但若于年内完成整改其利润表将大幅受损。

基于此，银行在年内能否完成不良与减值认定的统一仍存不确定性，不排除压力较大的银行寻求监管豁免的可能性。此外，银行亦可内部调整已减值贷款的认定标准，重述已减值贷款数据使其与不良一致。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银行均可避免年内拨备计提的压力，减值贷款归入不良对利润表的冲击或低于市场预期。

对公、零售贷款资产质量走势分化

上市银行对公不良率呈改善趋势，零售不良率持续向上反弹。2024年，上市银行对公不良率为1.32%，绝对水平仍高于整体不良，但下行趋势明显，较2023年年末改善20个基点，国有大行对公不良水平持续高于股份制银行。

伴随对公资产质量改善的同时，零售风险持续反弹，2024年，上市银行零售不良率为1.13%，较2023年上升25个基点，自2021年已连续三年上升共计45个基点，2024年风险抬升加速。此外，国有大行零售不良绝对水平虽低于股份制银行，但风险抬升幅度更显著。

对公不良率和资产质量整体改善，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部分行业风险略有抬升，个别中小行房地产风险仍有反弹。当前企业经营仍处偏弱阶段，但对公信贷风险持续修复，形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受前期房地产、城投冲击的影响，银行对公信贷风险政策趋紧，在压降了许多存量涉险客户的同时，也限制了潜在风险客户的准入，故对公客群质量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在经济复苏偏弱的过程中，对公企业尤其是央、国企等大型企业，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较强，现金流虽边际承压但其体量仍旧雄厚，故资金仍可满足其正常经营活动及还本付息。

2024年，上市银行主要对公行业中，房地产、交运、制造业不良率较中期整体改善，但部分银行租赁商服、批发零售以及建筑业不良仍有抬升，且该现象集中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主要源于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大，承接了部分风险客户；此外，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经营范围涵盖全国，在特定区域其对客户了解程度不如当地的城商行、农商行，故造成个别行业对公贷款不良有所反弹。

对公房地产对资产质量冲击趋弱。截至2024年年末，上市银行对公房地产不良率较上半年末整体下降，部分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不良率边际改善幅度大：一方面，国有大行、股份银行房地产贷款规模、占比普遍下降，而城商行、农商行分化明显；另一方面，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不良率下降的同时不良率亦压降，或源于处置力度的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城商行、农商行房地产不良率有所反弹，如贵阳银行、齐鲁银行、郑州银行、青农银行，或源于各家银行房地产风险暴露的节奏存在差异，部分银行前期暴露较充分，其余银行受当地房价持续调整影响，当前仍处于风险暴露期，故房地产风险尚待缓释。

零售风险整体反弹，无需过度担忧国有大行个贷不良率上升，个别股份制银行、城商行零售资产质量边际改善，其余银行零售不良率均上升。

2024年，国有大行零售不良率较中期上升幅度均超10个基点，且各家国有大行零售风险压力来源存有差异，例如农行压力来自经营贷与消费贷，建行主要压力来自信用卡；股份制银行与城商行零售业务风险分化，部分银行零售不良率大幅下降，或源于对个贷的处置力度加大，此外，在各类零售贷款中，个人经营性贷款压力较为集中，主要源于房价下行对房抵经营贷的抵押品估值冲击，同步影响了贷款的违约概率及损失率。根据农商行披露的数据，个贷不良边际上升幅度有限，其中瑞丰银行不良率大幅改善。

国有大行零售不良大幅上升，但仍可对其资产质量保持乐观。一方面，各类银行对个贷不良处置逻辑存在差异，例如国有大行零售客户信用下沉相对较浅，这部分客户尽管当期违约，但未来收回的可能性仍存，故国有大行缺乏将这部分不良贷款以较低价格转让卖出的动力。此外，过去国有大行零售不良绝对水平在各类银行中处于低位（2024年中期除邮储银行外均低于1%），2024年不良率指标的大幅抬升，从数字上看可理解为不良率向中小银行的收敛，背后逻辑则在于个贷风险由高风险客户向中低风险客户的扩散。

尽管当前国有大行零售不良阶段性承压，但其客群结构仍以低风险为主。未来当个人还款能力改善时，受益于客群基础，其资产质量亦将显著修复。

第三阶段拨贷比计提大幅上升

从2024年开始，上市银行主动调降拨备，但并非均贡献盈利，上市银行拨备指标在前期相对保持平稳，2024年方显主动调降迹象，2025年一季度该趋势仍延续。

2025年一季度，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为238.07%，环比下降1.96个百分点；拨贷比为2.94%，环比下降4个基点；其中，城商行、农商行拨备调降幅度更显著，2025年一季度，城商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环比分别下降7.12个百分点和4.63个百分点，部分城商行、农商行调降幅度较大。主动调降拨备为拨备逆周期动态监管机制的体现，即商业银行在经济衰退时期可少计提拨备，增加银行利润。伴随上市银行营收增速近年来逐步放缓，2025年一季度营收压力进一步加剧，未来银行或仍通过释放拨备来维持盈利增长。

虽然农商行调降拨备，但未贡献盈利。2024年及2025年一季度，上市银行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5.99%和2.39%，在营收承压的环境下，少提减值损失仍为上市银行盈利的主要贡献。

尽管减值损失同比整体下降，但国有大行与城商行、农商行贷款减值损失计提呈明显的差异：2024年，国有大行贷款减值损失同比下降7%，仅中行和邮储同比多计提，其余大行计提同比大幅减少；城商行中北京银行、杭州银行、重庆银行、青岛银行同比多计提超10%，农商行亦大幅多计提，无锡银行、瑞丰银行、常熟银行超50%。这些城商行、农商行于2024年拨备计提力度上升，一方面源于营收增速的边际修复赋予了拨备计提空间，另一方面受2024年零售、小微业务风险抬升的影响，专营小微及个体工商户的城商行、农商行客户违约率上升，形成拨备计提压力。

部分城商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大幅下降，但贷款减值损失反而拖累盈利，其下降原因主要来自分母不良贷款的增长。例如2024年常熟银行拨备覆盖率下降61.33个百分点， 但其贷款减值损失同比增长51.4%，对盈利形成拖累，受零售风险上行的影响，常熟银行2024年不良额增速为16.7%，在上市银行中居前。相比之下，在国有大行中，农业银行 2024年拨备覆盖率下降4.26个百分点，贷款减值损失同比下降6.6%形成业绩贡献，其不良额增速为7.1%，亦低于常熟银行。

当前值得关注的是银行拨备计提行为的变化，尤其是第三阶段拨贷比计提大幅上升，第三阶段贷款拨备计提充分的银行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不同风险阶段贷款拨备计提比例差别明显，2024年年末，上市银行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拨贷比分别为1.53%、21.6%和71.32%，这意味着贷款由一阶段转入二阶段后拨备计提比率平均上升14倍，由二阶段转入三阶段后平均上升超3倍。从边际来看，2024年年末，上市银行第一阶段拨贷比较中期下降0.13个百分点，第二阶段下降0.29个百分点，第三阶段大幅提升3.06个百分点。

该变化趋势反映了银行拨备计提行为的变化：第一，二阶段拨贷比下降，意味银行减少了非减值贷款拨备的计提，即贷款规模增长对拨备的影响边际减弱；第二，三阶段拨贷比上升反映银行提升了减值贷款拨备计提力度，由此可见，当前拨备指标更加真实地反映了银行风险抵御能力。

第三阶段拨贷比反映拨备计提充分程度。银行第三阶段（已减值）贷款拨贷比的差异受计量参数的影响，第三阶段拨贷比越高，银行计量时预期违约概率（PD）及违约损失率（LGD）越高。如同硬币的两面，该比例越高既代表了贷款未来收回的可能性下降，收回比例降低，但同时也反映了银行对减值贷款拨备计提时，采用了更严格的参数假设，其拨备计提更加充分，风险抵御能力更强。

部分银行第三阶段拨备计提比例显著高于可比行，如2024年招商银行计提比例为85.11%，股份制银行平均为69.61%。因此，若贷款未来形成损失时，这类银行所需补计提较小，对盈利的影响有限；若贷款风险降低，未来客户及时还款，则多计提拨备均形成回拨，对盈利反哺幅度更大，故认为第三阶段拨贷比计提比例高的银行拥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非贷资产中已减值金融投资占比较高。

在信贷资产以外，商业银行非贷拨备计提压力主要来自金融投资，部分银行已减值金融投资占比相对高。其中，国有大行已减值金融投资占比接近零，源于国有大行利率债占比高；股份制银行已减值投资占比普遍高于1%，部分银行超4%；已披露数据显示，城商行、农商行分化显著，但整体水平显著高于国有大行，部分农商行无划分至已减值的金融投资。

在新资本管理办法中，损失准备的口径由贷款拓展至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资产，低于最低要求的部分形成损失准备缺口，抵扣核心一级资本。新资本办法设置了过渡期，允许商业银行在两年过渡期内逐渐将非贷拨备提升至最低要求水平，即对于非贷资产，第一年损失准备最低计提比例是不良资产的50%、第二年为75%，第三年开始为100%。

2024年，上市银行金融投资拨备/已减值金融投资（即金融投资拨备覆盖率）仍呈分化趋势，其中，国有大行计提比例超300%，投资拨备计提充分；股份制银行整体水平约 70%，仅招行和平安两家计提比例超100%；部分城商行、农商行（齐鲁银行、郑州银行、紫金银行、瑞丰银行）投资拨备覆盖率低于100%，其余均计提充足。

随着过渡期临近，金融投资补提拨备对利润及资本冲击或趋弱。资本新规将损失准备的口径由贷款拓展至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资产，损失准备低于最低要求的部分形成损失准备缺口，抵扣核心一级资本。若严格按照资本新规，同时将已减值金融投资均视作为不良金融投资，部分银行则面临两难境地，即若严格按照100%的比例计提，则盈利将受扰动；若拨备计提仍不充分，则核心一级资本将受影响。

部分银行（尤其是部分金融投资拨备/已减值投资不足100%的股份制银行，如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原本存在较大补计提拨备压力，但伴随过渡期的临近，开源证券分析认为，未来金融投资减值准备补计提压力或趋弱，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银行非贷不良投资情况无法具体获悉，已减值投资口径或与监管资本视角下认定的不良投资存在差异；第二，即使存在投资减值准备缺口，但损失准备超额/缺口的计算为贷款和非信贷资产的加总，因此，充足的信贷拨备可弥补投资拨备计提的不足；第三，类同减值与不良口径认定的统一，即使严格按照要求，仍不排除部分压力较大的银行寻求监管豁免的可能。

测算当前绝大部分银行拨备计提（不包含回拨）/不良生成大于100%。用拨备计提测算值（不包含回拨）/不良生成测算值衡量拨备计提力度，该指标越高意味银行每单位不良新生贷款所需计提的拨备越多。理论上一笔新生成不良贷款，其拨备计提上限为100%，但测算结果显示，大部分银行该指标2022-2024年三年平均值显著高于100%，这代表当前银行大量拨备计提是由非不良新生因素造成， 例如次级和可疑贷款风险下迁、贷款核销前补计提减值损失至100%等因素。

在合理假设条件下，测算未来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指标呈分化趋势，四大国有行相对稳定。测算未来不良生成时，考虑到国有大行更强的清收能力，可赋予其清收/其他处置更高的比例（国有大行为90%，其余银行为30%）。故在信贷增速与不良生成率合理假设下，若银行锚定不良率不变（以维持不良率为2024年水平为目标），同时保持2022-2024年三年平均水平的拨备计提力度，则不同银行拨备覆盖率指标表现分化。

银行拨备覆盖率的稳定取决于银行不良生成额（不良生成率+信贷增长）、目标不良率以及拨备计提力度三者之间的协调性。若四大国有行上述指标保持当前的水平，测算至2035年，其拨备覆盖率将稳步上行；与之相反，部分银行三者协调性不佳，若长期持续则其拨备覆盖率将失衡，测算至2035年，部分银行拨备覆盖率降幅较快，如邮储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成都银行、苏州银行）；部分银行拨备覆盖率大幅上行，如江阴银行、 常熟银行，在不良生成客观发生相对不可控的假设下，这类银行或面临风险拨备策略调整的压力，如改变不良率目标或调整其拨备计提力度。

(作者系资深投资人士。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本文刊于06月28日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