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许愿池硬币，会出事吗？

来源 | 咸鱼法学

作者 | 胡泰禾，吉林大学法学院

在乐山大佛下，两名游客用木棍将围栏里的祈福钱勾出并占为己有，这一举动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抗议。无独有偶，一名游客因用自制的磁铁拿走景区许愿池内的硬币而被民警带走，其被带走时手里还紧紧攥着刚刚获取的7.2元人民币，并最终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这些事件在网络上不断传播，很多网友觉得这些钱币被扔在地上已经是无主物了，拾取者获取的数额也不大，其行为无可厚非。

他们的看法对吗？这些层出不穷的拿走祈福钱的行为在法律上究竟该如何定性呢？对拿走祈福钱行为进行定性的核心在于判断祈福钱本身有无归属。

如果祈福钱归属于景区，属于有主物，那么拿走行为属于将他人的合法财产非法占为己有，可能构成盗窃罪；而如果祈福钱不归属于景区，属于无主物，那么基于先占原则，拿走行为就有可能是合法取得所有权的行为。而认定祈福钱是否归属于景区又要先认定游客投掷祈福钱的行为性质，当投掷行为属于对景区的赠与时，祈福钱就是有主物，而如果是抛弃时，祈福钱就变成了无主物。可投掷行为究竟是赠与还是抛弃在实践中众说纷纭。

对此，本文采用了类型化的方法，将投掷祈福钱的行为按照生活实际情况分为四种，认为除了其中景区明确接受赠与的情形，投掷行为被认定为抛弃更为合理。在厘清投掷行为性质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这四种情形下拿走祈福钱行为的性质，认为即使在投掷行为属于抛弃的情形中，拿走祈福钱的游客也未必能获得对钱币的所有权，关键要看景区是否取得了对钱币的先占。下文的探讨也依据四种情形而逐一展开。

第一种情形是将祈福钱投掷到景区明确接受赠与的区域中（比如宗教活动场所的功德箱），这种情形下相当于投掷者与景区之间达成了赠与协议，祈福钱的所有权就归属于景区，此时拿走祈福钱的行为很明显就是一种盗窃行为。

第二种情形是第一种情形的反面，也就是将祈福钱投掷到景区明确不接受赠与的区域中。在北京的天坛公园的龙凤雕刻旁，就有着禁止抛物的标识，这些物品当然也就包括祈福钱，这种标识就代表了景区明确不接受赠与。此时投掷祈福钱的行为就不应被认定为赠与，因为赠与是双方法律行为。

本文认为此时投掷祈福钱的行为是抛弃行为。抛弃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其成立需要抛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有时这种抛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需要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去推定，比如垃圾桶里的钱会被推定为被抛弃物，而车站中的钱则未必。当游客将祈福钱投掷到禁止抛物的区域中时，本身就是违反景区规章的行为，其就明知该祈福钱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保护（景区已经明确告知），这说明他们并不关心这些钱币的最终归属，投掷行为应被推定为一种抛弃行为。此时的祈福钱处于无主物的状态，可以考虑其由谁先占。先占是一种事实行为，但通说认为它的成立需要客观上事实支配的占有状态和主观上的占有意思。禁止抛物不仅意味着不接受赠与，也代表着景区不具有管理处置祈福钱的意图，这说明其不具有主观上的占有意思，所以其不能取得先占。而此时另一个人拿走祈福钱的行为当然就可以取得先占，获得合法的所有权。

第三种情形是将祈福钱投掷到景区内未明确拒绝赠与，但不存在物理性屏障的区域中（比如景区的某个角落）。接下来就需要对投掷祈福钱的行为进行分析。在生活的情境中，游客的最真实的意思表示是用祈福钱换取好运，并希望祈福钱一直留在原处，他的内心并不是默认景区拿走的，因为如果景区在其投掷完就把钱收走，他也会感到不愿意。这说明推定默认赠与给景区的观点站不住脚，投掷祈福钱的行为也就不应被认定为赠与行为。同时，这种情形根据社会的一般观念也很难认定其还有保留所有权的意思，因为在没有物理性屏障的情况下，随时都会有人拿走，投掷者是明知这一点的，再结合其本人也不会回来再将其取回，可以判断出投掷行为是抛弃行为。当祈福钱是无主物后，就可以启动第二步关于先占的判断。

本文认为此时景区仍然不能取得先占。先占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上的支配状态和主观上的占有意思，其中以客观要件为主要判断标准，如果客观上的支配力比较强，那么即使主观上的占有意思比较微弱也不影响先占的取得，但如果客观上的支配力比较弱，则需要积极的占有意思。这种先占的判断标准应普遍适用于刑法和民法，因为虽然两种法律中的占有概念保护的法益不同，但是必须要保持协调一致，否则就会出现一个民法上的合法行为却被刑法认定为犯罪的悖论发生。[①]而判断客观上的支配力又要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来谈，学界就将这种空间分为两种，一种是旅店、饭店这种较为封闭的空间，另一种则是公共汽车，候车大厅这种人流动性比较强的空间。在前者中，因为在下一个人到来之前，空间都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并且可能还有着作为管理者的代理人（如服务员）来检查打扫，所以其客观上的支配力较强，此时即使该区域的管理者的占有意思比较微弱，也不影响其先占的取得。

但后者如将钱包忘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此时出租车司机并不会在下一个乘客上来之前检查是否有钱包，并且出租车作为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往往是上一个客人下车，下一个客人就上车，客人来往频繁。此时出租车司机对钱包在客观上的支配力较弱，就需要其具有积极的占有意思。事实上出租车司机是具有占有意思的，这种占有意思是一种对车内所有财物的概括占有，其来源于他对车内这一狭小、相对封闭的空间领域的管理权限。但本文中所提到景区的公共区域人流动性非常大，并且非常开放，也不存在专门看管这些区域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形下，景区对祈福钱的支配力比之出租车司机还要微弱，也就需要更强的积极占有意思来补强。

这种占有意思就要求景区至少要知悉祈福钱的存在，仅仅因景区具有对公共区域的管理权限就推定其有一种概括占有的意思的观点是不合理的，这种情形就类似于当某人脚上踩到一张纸币，在其不知晓钱币存在之前是不能占有该钱币的。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祈福钱都是随游客心情所扔的，地点时间都不固定，景区不可能知道祈福钱掉入何处，也就不具有对其的占有意思，此时拿走祈福钱的行为依然是一种基于先占获得合法所有权的行为。这也较为符合社会一般人的常识，青海的巨石上、某个古墙的缝隙中都有可能有人们自发投掷的祈福钱，景区根本无从得知其会存在何处，也当然不具有对其占有的意图。

第四种情形是将祈福钱投掷到景区没明确拒绝赠与，但有物理性屏障（较为封闭）的区域内（如围栏）。本文认为此时的投掷行为仍然是抛弃行为，其不是赠与行为的理由与第三种情形相同，而认定其为抛弃的原因也要考虑当时游客的真实意思表示。当投掷者将钱投入一个围栏中时，他自己是无法随时拿到的，所以其并不想保留对钱币的所有权。同时，他也不想让其他人拿到，否则他就不会投入别人也无法随时拿走的区域中，但这种意思表示是有时间限度的，当投掷人离开景区，然后过段时间再回到同样的地点时，因为钱币的无标识性，他不会关注该区域内的钱币是否还是自己当年投下的，所以他真实的意思表示仅仅是当他站在投下钱币的区域的那一段时间内，不要有人拿走他的祈福钱就行，这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抛弃。当祈福钱被定义为一种抛弃之后，其由景区基于先占取得所有权的观点在第三种情形中有过表述，在此不做赘述。因此在第四种情形中，拿走祈福钱的行为是一种对景区合法所有权的盗窃行为。

以上的讨论已经阐明了除少数情形外投掷祈福钱并非是赠与给景区，而是一种抛弃，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投掷行为是赠与。这种观点认为投掷行为不是对景区而是对神明的赠与，当投掷区域有管理者时，管理者代表神明接受赠与，而无管理者时，因为神明不能接受赠与，祈福钱的所有权仍然还保留在投掷者手中，在这一分析模式下，拿走祈福钱的行为不可能是合法取得所有权的行为（前者是盗窃，后者是侵占），类似的情形还有，盗窃坟墓中赠与给死者的财物也被认定为盗窃。[②]这种观点势必绕不开讨论神明/死者是否可以作为法律评价的主体，本文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法律并不保护神明，即使将拿走祈福钱的行为定义为犯罪，也是因为这种行为伤害了信徒的美好感情，而非神明的利益，同理，保护死者的著作权也不是为了保护死者的利益而是为了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

被这种观点所启发，本文发现祈福钱的归属难以界定的核心原因是因为其本身较之一般钱币具有一种信仰属性，其背后代表了投掷者自身信仰的一种精神性利益，这使得仅采用法教义学的分析方法总有一些无法圆融之处。法律的概念来自于社会，当经法教义学分析得出的结果不足以让人信服时，或许法社会学的进路能更好地回应祈福钱的特殊性，并对本文由法教义学得出的结论做进一步的补强论证。

根据卢曼的系统论，法律系统和宗教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法律系统是一个“规范上封闭，认知上开放”，同时进行着“自我指涉”和“外部指涉”的自创生系统，它通过二阶代码“合法/非法”来吸收其他系统（包括宗教系统）的内容。法律系统在吸收其他系统内容时是有所保留的，比如法律不是直接将宗教领域的“在神明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直接吸收，而是转换为法律系统内部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去除了原有的神圣性，在这个过程中二阶代码“合法/非法”发挥了细胞膜一样的作用，将外在的刺激源转换为法律系统内部能够处理的信号，从而实现法律系统的自我再生产。而在祈福钱的问题上，德国法就将这种投掷具有信仰属性钱币的行为（宗教系统的二阶代码是信仰/非信仰）转换为一种法律上可以评价的目的性赠与，从而所有拿走祈福钱的行为都会被认定为盗窃。而从《宗教事务条例》来看，[③]我国的法律系统也对宗教系统的内容进行了吸收转换，是承认香火钱可以被法律系统中的赠与所评价，但香火钱的范围仍然指向的是本文中所提到的第一种情形（功德箱里的祈福钱），至于其他的情形则没有明确规定。

本文认为这些情形的最终处理方案应该诉诸于法律系统的功能。法律系统的功能是“稳定规范性期望”，这个期望不是某个群体的，而是整个社会的规范期望，当期望仅是某个群体的，它就仅代表“对/错”的一阶观察，此时很可能遭到另一个群体规范性期望的反对，而法律是通过“合法/非法”的二阶代码对一阶观察展开进一步的二阶观察，来确定哪些是整个社会的规范性期望。当法律认定拿走祈福钱的行为是否合法时，精神性利益只是考量因素之一，最关键的是要判断不同情形下社会一般人是否有着认定其合法/非法的规范性期望。[④]

在本文的第四种情形（投掷到较为封闭区域内）下，社会一般人都会觉得此种行为应该被认定为非法，他们在约束自己不这么做的同时也不希望别人这么做，而在本文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投掷到禁止投掷和不封闭的区域内）下，中国社会的民众就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期望。

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其有着“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这使得宗教在中国社会并没有被赋予极高的神圣感和崇高感，同时中国人有着“物尽其用”的实用主义心理和对非营利法人财务运行的一种不信任感，这些因素都导致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下，有的人觉得拿走祈福钱是合法，而有人意见相反。那么此时不同的群体的期望就仅仅停留在“对/错”的一阶观察层面，法律系统就可以对宗教系统的观念有所保留，它并不需要对这些有信仰属性的祈福钱进行特别的保护，比如将其与香火钱进行同等待遇保护，而是只需要根据民法的意思表示原则进行正常处理，回到法教义学分析正常运行的轨道即可。

[①] 参见黎宏：《论财产犯中的占有》，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②]参见《偷拿圣山上的祭品构成何罪？——“天珠案”刑民交叉分析》，载微信公众号“刑民行交叉教学”2025年5月4日。

[③]《宗教事务条例》第57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接受境外组织和个人附带条件的捐赠，接受捐赠金额超过10万元的，应当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宗教习惯接受公民的捐赠，但不得强迫或者摊派。”

[④]参见宾凯：《法律系统的运作封闭——从“功能”到“代码”》，载《荆楚法学》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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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睿

审核人员 | 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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