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是起点,但终点不是横渠四句,更不是董宇辉说的横渠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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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澜去世后,我第一次听说他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另外三位,金庸、倪匡、黄霑,我们这代人很熟,他们的作品深刻影响着华语世界。
基本上,一提到90年代,80年代,印象里有一小半都是他们的。
蔡澜我也听说过,吃货,哦不,美食家,然后呢,好像就没什么了,更没听过有什么作品。
当然,美食本身也是作品。
蔡澜开创的港式点心,我去吃过,尝一口,味道平平,吃完后还是平平。除了贵,和一般的港式茶餐厅并无二致。
据说他亲手做的调料,我也尝过。他烹饪的水平,可能不如我爸妈。不好意思,笔者从小生活在美食世家,对好吃的,从不匮乏。
当然,蔡澜也出了书,他去世后,生前写的书开始畅销,人生智慧三部曲。
我翻着读了少许,有汪曾祺的形,无汪曾祺的魂。能领略其人生,但看不到智慧。
不过,能感受到,蔡澜对他过的生活很真诚,不是装出来的。
但我看了些批判蔡澜的文章,有说他逼少女拍三级云云。老实说,我不知道真假。如果是真的,那就跌破了社会共识的底线,我尽量避免用道德这个词,还是说共识底线吧。那确实要批,还应该报警。逼迫,哪怕是劝少女拍三级片,几乎等同于逼良为娼,这和交61个女友的调侃还是有本质区别。后者,哪怕是交了600个女朋友也属于你情我愿的私人领域。但逼良为娼,要是再宽容,那就是纵容了。
如果没有逼良为娼这回事,只是个人花天酒地,酒色财气,纸醉金迷,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灯红酒绿,哪怕酒池肉林,这也是个人的事。也有人由此批蔡澜是混子,但公民有权利当混子,我混子我开心。别人可以按自己的信仰、原则进行评论。但只要在社会共识底线之上,且没有触犯法律,公权力就不应该介入,让其自生自灭。
这也是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原因,有法制,也有宽容。
80年代后,三大才子作品和蔡澜能在大陆风行,也折射改开后的大陆比之前宽容。
不过,这样的人生,宽容应当。但赞美崇拜就很无厘头了。
蔡澜真诚,食色性也。批他是混子的人,固然有站在道德高地做卫道士之嫌。
但崇拜混子的人······这生活过得有多压抑啊。
整天泡妞美食,尝试写作拍戏,做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很向往的人生吗?
恕我凡尔赛一回,除了没有61个女朋友以外,我正在过这样的生活。
我真不是显摆啊,因为压根儿就不值得显摆。努力做自己,不是应有的人生态度,而已吗?
这只是起点,不是终点,有什么好显摆,崇拜,羡慕,赞美的?
如果生活就只有这些,那算什么狗屁人生?
但如此崇拜赞美,也是当下的时代痕迹。
我们活在宏大命题和生存压力之间的夹缝中,好似热带雨林里,土壤中的根脉,连争夺阳光,大口呼吸真实的空气都成了奢侈。
一方面,社会大生产中,哪怕是高管、董事长、大明星、大学教授、金牌销售员······也是这个价值链条里的一颗螺丝钉。我们的生存压力并不完全因为钱,真正赤贫的极少,绝大多数人是必须把全部身心灵用来活着,就像工具人。
但另一方面,夜深人静时,会仰望星空,思考探索,世界的宏大叙事,价值观人生观之类。哪怕第二天,又融入到庞大的社会大生产中,做社会里的自己。
对于工具人,随意随性地食色性也,潇洒人生,快意恩仇,不正是触手可及的意义吗?至少它很真实。
对于不得不堆满笑脸、不得不曲意逢迎、不得不灵巧入蛇的我们,就像生活在塑料花中。看到真性情,就像看到真实的花朵,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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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享乐主义的追求,在古希腊后期也曾风靡一时。
当时有两派,一派比较纵欲,认为快乐即终极善:身体当下的感官愉悦,如美食、性爱,是唯一可确定的善,痛苦是唯一的恶。"过去之乐已逝,未来之乐未卜,唯有此刻的快乐真实"。今朝有酒今朝醉。
甚至为了这种快乐有点低三下四,他们为获取快乐可灵活适应环境。比如曾谄媚僭主,辩称"是我驾驭权力而非被权力腐蚀"。有点犬儒。
还有一派很著名,伊壁鸠鲁派,但和前一派不同,他们的"享乐主义"实质是通过节制实现持久宁静,与纵欲截然相反:
"面包与清水也能带来极致快乐,前提是你已饥渴难耐。","我们追求的不是荒淫无度,而是身体无痛、灵魂无扰。"
蔡澜年轻时肯定是前面那个纵欲派,晚年稍微转向伊壁鸠鲁派。当然,不是价值观发生了改变,而是荷尔蒙,身体激素,随着衰老,实在无法支撑纵欲了。
相同的是,他们都很真诚。
不过这两派都缺少本体论支撑,就是世界终极的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避而不谈。这种本体论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充分讨论,最后结果是有一个理念的完美的世界,或者有一个世界有一个终极目的。因此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基督来之前的基督教。他们为那个终极的,至善的,完美的神,留了一个空位,只等他来。
但空位期,人也要生活。干脆,不要宏大叙事,不要大命题,只要小确幸。
享乐主义等,在亚里斯多大之后,愈发盛行。我们只考虑怎么生活得更好,不考虑终终极宏大的东西。
古希腊哲学就此开始走下坡路,古希腊也同时走下坡路。尤其到古希腊后期,纵欲派大行其道,填满欲壑难填的欲望成了城邦的生活风尚,甚至有女人为了享受性快感,往阴道里塞牛粪,避孕。只要性快乐,不想当妈。
不久后,城邦就毁灭了。
到了古罗马,对终极的追求才又慢慢回来。罗马的光荣和梦想,基督,陆续填补着宏大命题。后来,宏大命题追求得太过,太死板,世俗的小确幸又再抬头,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几次文艺复兴。
纵观人类历史,宏大命题与食色性也,如同钟摆的两极,不断摇曳,有彼此相依,难兄难弟。
今天的时代,亦如此。
蔡澜的火,是人们对生活释放,激情快意的向往。但人们也需要宏大命题。好在夜深人静时,有星空可以仰望。
前段时间上热搜的“横渠四句”就是这种需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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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到横渠四句的时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张横渠的这四句话,展现的是一个巨大气象。
在北宋以前,知识分子是士、大夫。是贵族,至少是精神贵族。
是谈笑有鸿儒上的清谈雅士。
是进入门阀士族的通行证。
他们是一个上流圈子。
魏晋风度类似汉帝国崩塌后的享乐主义。阮籍、刘伶、陶渊明等就是那个时候的蔡澜。
汉帝国,唐帝国气象就像罗马的光荣与梦想。
罗马之后,基督成了西方的宏大命题。我们却在一个又一个的治乱循环。
比如安史之乱,长安梦碎,近两百年的动荡黑暗,就是循环中的乱世。
直到北宋建立,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宏大命题。
唐以后,贵族没了。北宋的知识分子与皇帝共治天下。
所以横渠四句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知识分子圈子化,把他们放到了天下,这个大格局里去建立他们的使命,和天下的价值观。
以天下为己任,一直到后来的理学,就是这个时代的宏大命题和终极关怀。
其间堪称中华群星闪耀时,寇准、晏殊、张载、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陈颐、三苏、黄庭坚、朱熹、陆九渊······
宋代气象也成为东亚儒家文明圈的灯塔几百年。
直到下一个乱世。
但横渠四句对今天的人来说,宏大得有些不真实。
今人能为自己立心,有一个贯之始终的价值观就很不错了。谁有权为其他生民立命啊?不仅是僭越,而且是自大自负。“为往圣既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想法更属于自恋型人格障碍。
这四句话从大网红,大带货博主董宇辉口里说出来,不是PUA,就是装大尾巴狼。
至少是,刻舟求剑,做一朵装点自我的塑料花。
张载、张载们和他们的横渠四句是真诚的。如同蔡澜是真诚的一样。
对横渠四句的崇拜,也和对蔡澜的崇拜一样。是对真性情,真精神的向往。也是对假装的、扭曲的厌弃。
蔡澜是起点,但终点不是横渠四句,更不是董宇辉说的横渠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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