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与“俗世奇人”的故事（七）：一个被美照亮灵魂的人

一个被美照亮灵魂的人

（摘自《天生我才：冯骥才传》，杜仲华著，中国言实出版社）

“他外衣兜里揣着半本没有封面、缺张少页的小画集，却像得到一本天书那样，兴奋得好似浑身冒光。他使劲儿蹬着一辆老旧的匈牙利自行车，吱吱呀呀穿行在雨后漆黑的街道上。”

2020年10月，首发在《收获》杂志的冯骥才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开头便将读者带到了那个文化饥渴的时代。

这个“他”，就是小说主人公楚云天。他有两个家，一个是他与妻子隋意的二人世界，一个就是他与画友罗潜、洛夫，人称“三剑客”的小小文艺沙龙。得了这本在当时被当做禁书的画集，他自然要与画友们分享。小画集里，他们看到了西方野兽派、印象派和立体派大师马蒂斯、凡高、雷诺阿和毕加索作品，竟激动得惊叫起来。而罗潜的两张黑胶唱片——肖邦的《波兰舞曲》和“老柴第一”，也听得他们意醉神迷。

“三剑客”在精神匮乏的年代默默守护着共同的艺术理想，在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下来，又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但当精神解禁，生活变好，三人却在不经意间从志同道合走向了分道扬镳：洛夫被商业化浪潮吞噬，失去自我，患上抑郁症，最后跳河自杀；罗潜苦心经营一个小画廊，怎奈百姓家里不挂油画，经济上入不敷出，只好远走广东“油画村”；只有楚云天，还在坚持理想主义、唯美主义和对艺术的赤子之心。

“我不回避，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史，包括心灵史，还有艺术追求史。在我的心里仍然有着非常纯粹的东西。”冯骥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是怎么想起写作《艺术家们》的呢？

今年春天，《俗世奇人》出版了“手绘珍藏本”。他坦言“这样的一种语言，一种审美，一种地域性格，我已经把它写出来了，所以不再写了。我要写另外一半，那些故事发生在租界里边，有我熟悉的人 ，有我心中的事。”

在艺术界，他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最熟悉的无疑是他自己。看过《艺术家们》的朋友，都能从中找到他的影子。

在他看来，作家在作品中除了塑造许多生命外，还有一个生命，就是作家自己。于是，作家就把他的生命化做一本书，到了他生命完结的一天，他描写的那些跳动的心、流动的情感、燃烧的爱憎和散发着他独特气质的书，仍会像作家本人一样留在世上。

那么，《艺术家们》中的楚云天，是否就是冯骥才自己呢？

是，也不是。

说是，是因为他和楚云天一样，都出生在天津老租界，年轻时都酷爱宋画，都因为口才好爱讲故事而受人追捧，也都为救助朋友或文化遗产而捐画。还有，楚云天在日本与平山郁夫会面，后者称他的画为“现代文人画”；楚云天大年三十偕友去北京参观现代画展，被那些光怪陆离的非理性的“行为艺术”搞得一头雾水；楚云天支持河南画家高宇奇的巨幅人物画《农民工》，在画家遭遇车祸身亡后，践行诺言，将他的生命之作搬到了北京中国美术馆……所有这些，无不源于冯骥才的亲身经历；而小说中提到的 《收藏四季》《心中的十二月》，亦是他自己画作的名称。

至于艺术观念，可以说，整部小说贯穿的，都是冯骥才始终坚持的一个信条： “ 被美照亮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富翁。 ”

在小说的第6部分，他用一大段文字阐述了他对艺术商业化的尖锐批评——

“两千年来人们一直活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这二三十年里却一下子掉入一个社会的万花筒。这是一个各种欲望都可能变成现实的时代。于是，所有城市都在疯狂地成长壮大，每个人的物质欲都在无限度地膨胀，于是，拜金成了一种惑乱人心的社会’宗教’。

“谁能想象画坛中，八十年代开的花，九十年代全结了果——所有绘画都可以按尺计价了。在艺术史上，艺术家在活着的时候能够尽享自己果实的，外国人是毕加索和罗丹，中国人是齐白石。大多画家如八大和凡高，都是穷困潦倒。人们如果真的懂画，爱艺术，爱才，为什么在他们活着时没人搭理他们？现在是个千载难逢的时代，只要你肯干，你手段多，你的画便立竿见影地化为一沓沓钞票。这样一来，画坛中的千军万马，全都如醉如痴地陷落到市场里了。

“市场又是神鬼莫测的。它能叫你点石成金，叫你陡成巨富，也能对你冷若冰霜，拒你于千里之外。就像演员，人长得周正，演技也好，未必能成名；歪瓜裂枣，旁门左道，也许能成明星。成了明星才有人追星，才有广告费，代言费，出场费，才能财源滚滚来……”

说楚云天不是冯骥才，是因为熟悉冯骥才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工作千头万绪，家庭生活美满和谐，哪有时间和心情去风花雪夜、儿女情长，哪怕是被动的、身不由已的——

“当年的雨霏好像一只小猫，渴望天天诗情画意一般依偎在他怀里。现在的白夜却像一只美丽的小鸟，在他身边跳来跳去，偶然飞来，忽又飞去，并不依赖他。他与她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不像是爱情。爱情往往是不管对方的，是一厢情愿的。所以，爱比被爱更幸福。”

“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一部小说中不能不写爱。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艺术家也不例外，甚至比常人感情更丰富，更容易招蜂引蝶。拿冯骥才来说，以他的知名度，他的社会影响力，他的男性魅力，有女人追求是十分正常的。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住在南京路云峰楼时，曾有一个女孩近乎疯狂地缠上他，多次到他家楼下甚至上门找他。他却不为所动，不堪其扰。在爱情方面，他是专一的，有定力的。多少年来，从未有人听说过他的绯闻。因此，安排楚云天的两段婚外情，应是小说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的需要。正因为有了这两段若即若离没有结局的关系，才在楚云天与隋意平静的家庭生活中投入一颗石子，激起一片涟漪，使故事更起伏跌宕，也更有看点。同时，也通过这些描写，表达了作者的爱情观。

故事的最后，楚云天曾经的画友一个个离开，红颜故事也成了过眼云烟。冯骥才写到这里，顿觉苍凉。楚云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很难立足的。他很想给楚云天一个抚慰，于是就有了妻子从国外回归这一“简爱”式的结尾。

在《艺术家们》之后，他的视角又回到了自己的书房和画室。这便是他于2021年和2022年分别推出的散文集《书房一世界》和《画室一洞天》。

文人的书房大都有个名字，如蒲松龄的“聊斋”、刘禹锡的“陋室”、陆游的“老学庵”、梁启超的“饮冰室”等。由于他们作品卓绝，书房之名随之远播，世人皆知。张大千总把“大风堂”写在画上，这堂号便威风天下。

冯骥才的书房虽有名号，最初却没有一间真正独立的书斋，写写画画一直与吃饭睡觉同在一间斗室里。他虽然也给这屋子取了斋号，却是故作风雅而已。

后来自己有了书房和画室，他才有了堂堂正正的斋号——画室名为‘醒夜轩’，书斋名为’心居’。

这是由于此时的他已开始文化抢救，经常离家在外，各地奔波，似与写写画画绝缘。然而，每每回到家中，进入画室，便如野鸟回巢，无限温馨。偶有情致难捺，便挥毫作画。然此时此刻多在夜间，故称自己的画室为“醒夜轩”。至于去到书房写作，都是因为心言难抑，非写不可。他要钻进书房，用一支笔在心中苦苦探寻，所以取名“心居”。

他在《画室一洞天》的自序中，曾对他的书房和画室做了这样的描述——

“我称书房一世界，是说书房之大、之宽广、之丰厚幽邃、之深藏历史之重重，有如一个世界；我写了一本书，远远未能将其穷尽。现在又说’画室一洞天’了。何谓’洞天’？洞天乃道家所说——神仙居住的地方也……而我的画室不正是有洞一样的私密，家一样的自由，神仙一样的快活？何况里边还隐含着我个人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人生的轨迹及过往的思考。只有自己闻得出画室里历史的气息，感受到自己活生生的一触即发的精神生命。”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喜欢把生活中的细节留下。所以，他的书房里珍藏着他各个时期的各种图文资料，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与作家巴金、冰心、王蒙、邓友梅、徐迟、刘心武、张洁、谌容、张抗抗、李陀等人相互往来的信札、照片以及那个时代文学的各种资料等，就有好几箱。一个承载着特殊信息的小纸片他都当成有文献价值的东西珍藏至今。如他的小说《神鞭》的获奖证书，是用油印机印的，十分简陋，很像当年人民公社食堂的饭票。还有他的文学作品手稿，如《三寸金莲》的一、二、三稿和完成稿；他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的稿费通知单，零零散散，多夹在书本中，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完好地保存下来。甚至他在“文革”中从火堆中抢出的残破的外国名著，回家后加以修复、加装硬皮封面并题写书名的“宝贝”，也被珍藏在他的书房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很热，作家们经常打头碰面，频繁往来，而他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与文坛巨擘冰心、巴金等过从密切，与他们聊天，总是既快乐又受益。他把与冰心多次见面聊天的感受，写在长文《致大海》中。冰心去世的消息传来时，他悲痛万分，面对北京的方向向老人叩拜致哀。

他与天津老艺术家的关系也很亲密。骆玉笙是他的老邻居，个子比他矮两头，所以他便风趣地对她说：“老太太，咱俩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 遇到马三立，他劝老人好好保养身体，马三立却来了个“现挂”：“你的‘冯’字比我多一匹马，你更累，更要注意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