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离开大陆之前，做了两件事，致使毛主席对他彻底失望

1948年，南京的寒风刺骨，制宪国民大会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

学者胡适作为特邀代表出现于大会上，他的身份原本是文化界的象征，然而这次他出现在蒋介石主导的会场上，引发了广泛的疑问与讨论。

作为国民党一手操控的政治场域，这场会议意在为蒋介石的统治奠定法理基础，而胡适的现身无疑为这场政治秀增添了不少学术的光环。

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在得知胡适的行动后，立即对其重新评价。

他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愈发紧密，作为知识分子所剩的独立性也似乎已被磨平。

就在胡适做出这些举动之后，毛主席对他的拉拢之意悄然消失。

是什么让毛主席对胡适彻底失去了信任？

胡适与鲁迅的关系转变

在民国初年，胡适与鲁迅曾在文学与思想的广阔天地中展开过深入的交流。

两人一度在北京的文学沙龙和各种学术讲座中频繁碰面，共同讨论时事、文学以及哲学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进，两位文化巨匠在对待学术与政治的态度上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差异。

胡适提倡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鼓励青年学生沉浸在书籍和学术研究中，远离当时纷乱的政治环境。

他在多个公共场合和讲座中强调学术独立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才能为国家的未来做出贡献。

胡适的这种主张在一些学术圈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特别是在那些倾向于文化建设而非政治斗争的青年学者中间。

相对地，鲁迅则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他通过自己的小说、杂文以及日常言论，不断批评那些脱离现实、只关注书本知识的学术态度。

鲁迅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社会改革和政治斗争之中，直面社会的不公与苦难。

他在文章中经常揭露社会的暗面，用尖锐的笔触批评那些视而不见的知识分子。

此外，胡适与新月派的一些文人如陈源、梁实秋在文学理念和表达方式上也有所分歧。

胡适倾向于西式的文学形式和现代主义，强调形式和内容的创新，而新月派的文人则更加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主张文学与民族精神的结合。

这种在文学方向和方法上的争执，使得胡适逐渐与他们产生了距离。

由于胡适的立场日益偏向于非政治化的学术追求，而鲁迅则更加坚定地走向社会与政治批判的道路，两人之间原有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痕。

他们在公开场合的互动逐渐减少，私下里的通信也不如从前频繁和热络。

每当有机会在学术会议或文学聚会上碰头，两人的对话也常常围绕着这些分歧展开，难以找到共同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与鲁迅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差异愈发明显，两位曾经的知识分子盟友，最终因理念的不同而走向了各自不同的道路。

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

胡适抵达美国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他频繁出现在各种公共聚会与学术交流场合，通过他的学术背景和外交手腕向美国社会及其政府传达了中国的立场和需求。

日本政府对胡适的这一新职务极为关注。

当时日本已经深深介入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胡适的外交能力被视为可能影响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关键因素。

因此，日本内阁和政治领导层感到了相当的压力，他们担心胡适在美国的影响力可能会改变目前对他们有利的国际态势。

为了对抗胡适的外交策略，日本内阁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决定：同时派出三名专门的大使到美国，每个人都在其领域内具有深厚的专长和影响力。

这三位大使分别是文学专家鹤见佑辅、经济专家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这位著名的雄辩家。

鹤见佑辅作为一名文学专家，他的任务是在文化交流方面展开工作，试图通过增强日本文化在美国的正面形象来平衡胡适的学术影响力。

鹤见在各种文化和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介绍日本文学和哲学，试图以软实力来争取美国的理解和支持。

经济专家石井菊次郎的角色则更加直接，他负责与美国的商界领袖进行接触，展开经济合作的谈判。

石井利用其经济学知识和业务能力，向美国展示日本作为贸易伙伴的价值，尝试在经济层面上构建两国关系的桥梁。

松冈洋右则是以其辩论技巧和政治洞察力，直接介入更高层次的外交对话。

松冈在各种政治场合中积极发言，尽力维护和强调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立场和正当性，他的任务是在政策制定者之间种下对日本有利的观点种子。

胡适在国际会议上的角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世界各国正讨论战后秩序的重建。

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在大会期间，胡适以稳重的态度和广博的学识，为中国发声。

胡适在会议上言辞清晰，表达了中国渴望和平与国际合作的愿景，赢得了许多与会国家代表的关注和尊重。

接下来，胡适还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制宪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胡适与来自全球各地的代表一同讨论联合国宪章的条款，针对国家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和集体安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他在演讲中指出，联合国应成为一个真正推动世界和平的组织，而不是某些大国的工具。

胡适的讲话风格独特，既富有逻辑又亲切自然，使许多代表感到他的坦诚与无私。

除此之外，胡适还被任命参与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宪章制定工作。

在这项工作中，他与世界各国的学者、教育家和官员紧密合作，倡导文化教育的国际合作。

他指出，教育和文化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基础，只有通过教育让人们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文化差异，才能真正达到和平的目标。

毛主席的评价

1945年8月24日，胡适通过电报向毛主席传达了一份建议，这封电报由国民政府的王世杰代为转交。

胡适的电报内容直接切入了当时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核心分歧——和平与武力的选择。

他在电报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主动放弃武力，停止军事行动，以和平姿态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党”。

同时，胡适还具体提出了关于军队改制的建议，认为要彻底实现全国范围的和平，中共必须逐步解除地方武装，分阶段地将各地的弹药和武器上交到国民党的中央军械库。

他认为，如果中共能够依照这一方案放下武器，那国家的宪政议事过程也会更加顺利进行。

除了和平和军队改制的建议，胡适还针对宪政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强调，宪政的核心在于保障有产阶级的权利，尤其是那些在经济和社会上占据优势地位的阶层，应该在参政议事中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

毛主席收到胡适的电报后并没有立刻回复，而是召集了中共高层委员们开了一次短会，讨论了胡适的主张。

毛主席在会上对胡适的立场和建议进行了直接的评价。

他提到，胡适早年间在整理国学、推广国语等方面确实展现出了一种超脱时局的学者风范，带有几分“君子”的姿态，但从他担任国民党驻美大使后，立场已显出明显的亲美倾向，支持蒋介石的政治态度愈发明显。

毛主席指出，胡适所提的“和平的第二大党”建议，实质上并不符合中共的实际情况。

毛主席认为，胡适对于中共在国民党面前放弃武力、解除武装的建议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意在通过削弱中共的武装力量来巩固国民党在军事上的绝对控制。

同时，胡适将有产阶级的利益置于宪政议事的核心位置，与中共主张的全体人民参政议事的理念有着根本分歧。

在毛主席看来，胡适的提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更多的是偏向于维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现有体制的稳定。

在南京制宪国民大会的争议

1948年，南京召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制宪国民大会，声称目的是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打下基础，表面上展示出一幅国民政府推行宪政、重视民主的图景。

然而，在国民党掌控下，这次大会的实质并非多党参与和广泛代表性的民主活动，而是为维护蒋介石一党专政和统治合法性的一次政治操作。

胡适以学者身份参会，实际上已经向公众传递了某种政治姿态。

胡适以往虽不完全置身政治之外，但他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大会期间，胡适与其他参会的政界、文化界代表同台，讨论和参与起草宪法的过程，他的出席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支持国民党的表态。

胡适在会场上的讲话和讨论内容并未偏离他以往主张的宪政思想，提倡在宪法中体现法治精神，并保障言论自由等权利，但这些在国民党控制的环境中显得有些无力。

胡适的举动传到延安后，中共内部对其行为的反应尤为关注。

毛主席指出，这样的参与进一步表明，胡适已经无法从国民党统治体系中抽身，既然他的立场已经明确地站在蒋介石集团一边，中共也不再抱有任何拉拢他的希望。

胡适参与制宪大会，使得他与蒋介石集团的关系愈发紧密。

中共方面进一步认定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已然丧失，他在宪政和学术领域的主张，已经与国民党的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有了重合。

在毛主席的评价中，胡适再无可能成为中共争取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