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恩仇录（上）：伊朗的黄金时代与伊斯兰革命

一.历史上辉煌过的伊朗

伊朗的历史，确实比中国还要悠久。早在公元前2800年，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出现了有文字记载的国家，真正称得上“上下五千年”。作为伊朗主体民族的波斯人，属于雅利安人种，和德国人、印度北部的高种姓居民是一脉相承的亲戚。

到了公元前550年，波斯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居鲁士大帝建立了波斯帝国，通过几十年的征伐扩张，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大帝国，也是当时疆域最广的帝国。所以今天的伊朗人提起祖先，脸上也是写满了骄傲。波斯历史之于伊朗，就像唐宋之于中国，是民族认同感的根基。

可惜，波斯人的命运比中国还要坎坷。中国虽然经历了元清两次被外族统治，但总体上文明主体依旧延续，汉语依然是官方语言，儒家文化也还在。可波斯就惨多了。

公元637年，阿拉伯帝国的军队攻破波斯的最后一道防线，萨珊波斯帝国彻底灭亡。更致命的是，本土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也随之被取缔，伊斯兰教取而代之。从此之后，波斯一步步走上了彻底伊斯兰化的道路。不光是宗教，连语言也被阿拉伯语取代，直到后来波斯语才慢慢恢复使用。

从那以后，波斯这片土地彻底成了外来势力轮番登场的舞台。蒙古人来了，屠城；土库曼人来了，抢地盘；土耳其人来了，打仗；俄国人、英国人也都来插了一脚。尤其是在16世纪，由土库曼人建立的萨法维王朝统一伊朗，他们为了对抗强大的奥斯曼帝国（逊尼派），强行在全国推行什叶派信仰，彻底和逊尼派世界撕破脸。这一步，为后来的中东宗教冲突埋下了祸根，也注定了伊朗此后“怼天怼地”的孤独命运。

时间来到20世纪初，伊朗早已是强弩之末。卡扎尔王朝名存实亡，国家实际上成了俄英两国的势力范围，北边是俄国人的地盘，南边是英国人的天下。整个国家羸弱不堪，满目疮痍。

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1921年，一个名叫礼萨汗的军官带着区区2500人的骑兵和18挺机枪，几乎兵不血刃地发动了政变，推翻了腐朽的卡扎尔王朝，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开启了伊朗现代化的第一步。

礼萨汗出身寒微，是个真正的穷小子，没读过几天书，但却极有见识。他和土耳其的凯末尔算是英雄所见略同，都清楚地认识到：国家落后，根子在宗教束缚。所以礼萨汗下定决心要搞世俗化改革，一手抓中央集权，一手砍宗教势力。他不光要修铁路、建大学、搞银行、开工厂，还要从生活习俗下手。他命令女性摘下黑色面纱，王后和公主带头示范。

最震撼的一幕发生在什叶派圣城库姆。礼萨汗亲自带兵闯入清真寺，穿着军靴走在圣地的地毯上，还用手杖敲打那些不服管的宗教领袖。这种做法虽然暂时压住了宗教势力，但也彻底埋下了世俗政权和伊斯兰教之间的血仇。

1935年，为了彻底告别落后的过去，礼萨汗甚至连“波斯”这个沿用了几千年的名字都不要了，正式把国名改成“伊朗”。“伊朗”这个词，在波斯语里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土地”。礼萨汗这么做，是想拉近与当时的纳粹德国关系，因为德国人也自称雅利安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伊朗，想找德国做靠山，结果押错了宝。

二战爆发后，英国和苏联为了防止伊朗倒向德国，干脆联合出兵威胁伊朗。1941年，礼萨汗被迫退位，由22岁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

从这一刻开始，伊朗才真正进入了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但那个埋藏在地下的宗教复仇火种，早已悄悄燃烧，等待着下一个爆发的机会。

二.美国的盟友

伊朗之所以长期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掌握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早在19世纪末，欧洲人就注意到了这片土地下埋藏的宝藏。1909年，英国人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并在阿巴丹修建了炼油厂。这座炼油厂在当时是世界最大，也是整个东半球最重要的航空燃料基地。

阿巴丹的战略价值，不仅仅是对英国，对全世界都是块肥肉。二战期间，希特勒为了争夺石油，甚至不惜兵锋直指伊朗边境，妄图抢夺阿巴丹的控制权。连远在东亚的日本人都动过心思，计划派军舰远征波斯湾，试图插上一脚。石油是战争机器的血液，谁控制了阿巴丹，谁就等于握住了半个世界的喉咙。

二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英国国力每况愈下。而苏联又在伊朗北部虎视眈眈。为了防止这块石油宝地落入苏联手里，美国开始逐步接手，取代英国成为操纵伊朗局势的幕后主角。

1951年，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任首相摩萨台主张石油国有化，准备把英国人彻底赶出伊朗。在此之前，英伊两国虽然合作分账，但主导权一直在英国手里，伊朗不过是分红的“打工人”。摩萨台的举动，直接切断了英国人赖以生存的油路。英国自然不甘心，转身拉上美国策划了一场秘密行动。

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主导下，一场代号“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爆发，摩萨台被赶下台，之前长期隐身幕后的巴列维国王被重新扶上前台。经历过这场权力惊魂后，巴列维彻底认清了世界新格局——今后只能死死抱住美国的大腿。

从此以后，西方石油公司重新回到了伊朗，美国也把伊朗当成中东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那个时候，美国拉拢了“中东四宝”：以色列、伊朗、沙特、土耳其，作为稳定该地区的四根支柱。

获得美国撑腰的巴列维，不仅要守住王位，还想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把伊朗打造成现代化强国。正好赶上70年代石油价格暴涨，为他的改革计划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1963年，巴列维启动“白色革命”，按照美国设计的蓝图，对伊朗社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土地改革、妇女获得选举权、非穆斯林可以担任公职、限制宗教势力——这些改革措施让伊朗一跃成为中东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虽然体制内腐败横行，利益分配极不公平，但单论发展速度和生活水平，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伊朗历史上最好的阶段。

巴列维国王正在发放土地证

凭借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伊朗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甚至一度跻身全球第九富裕国家。首都德黑兰也脱胎换骨，从一个不起眼的破旧小城，变成了国际化大都市，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城市里高楼林立，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街上洋服、超短裙、太阳镜、烫卷发随处可见。电影院、酒吧、赌场、豪华酒店——在其他伊斯兰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在德黑兰比比皆是，开放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座西方大城市。

为了巩固统治，巴列维还组建了一支多达40万人的军队，大量装备美式武器，把伊朗打造成中东的军事强国，连阿拉伯邻国也对其忌惮三分。

1971年，为了彰显“波斯荣耀”，巴列维在古波斯帝国的故都举办盛大的建国2500周年庆典，盛况空前。他的野心不言而喻——不仅要让伊朗脱离伊斯兰世界，还要重拾波斯帝国昔日的辉煌。

伊朗建国2500周年庆典

但巴列维忽略了一点——他父子两代压制了几十年的宗教势力，并没有真的消失。那些被压到地下的怒火，正悄悄酝酿着反扑的时机。

三.伊斯兰革命

了解宗教史的人都知道，一旦一个地区被伊斯兰化，就几乎没有回头路。无论这个地方过去有多辉煌的历史，信仰过多少种宗教，属于哪个民族，一旦彻底归入伊斯兰教体系，就很难再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因为伊斯兰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封闭的宗教体系，从诞生到今天，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像基督教宗教改革那样的大规模自我革新。这种结构性的封闭，决定了伊斯兰世界在现代化道路上必然会遇到瓶颈，且难以突破。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缩影。虽然经济上飞速发展，但伊朗内部始终存在着三大致命问题。

首先，贫富差距巨大。白色革命确实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腾飞，但权贵阶层的疯狂敛财和腐败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普通民众眼看着国家越来越富，自己却依旧穷困潦倒，自然会从支持改革转向怨恨不满。

其次，宗教势力根深蒂固。尽管巴列维父子两代人极力推行世俗化，努力打压宗教权威，但伊朗底层民众大部分依然是虔诚甚至狂热的教徒。那些被压制的宗教领袖，虽然在政治上受限，但在精神世界里依旧拥有极强的号召力。

第三，知识分子对专制王权的不满不断积聚。很多伊朗知识分子一心向往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却天真地把那些宗教领袖视作反对派中的“清流”，完全没有意识到——神权政治的专制，比君主制只会更加严酷。这种错判，直接为霍梅尼这样的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崛起的舞台。

霍梅尼的崛起并非偶然。他的祖籍并不在伊朗本土，而是来自克什米尔，就是今天印度和巴基斯坦争夺不休的那个地方。霍梅尼自小专攻神学，在政坛崭露头角之前，已经在神学院担任了几十年的讲师，最后一路爬升到什叶派宗教领袖的位置。

作为典型的原教旨主义者，霍梅尼极力反对伊朗的西方化改革，主张回到中世纪那套政教合一的体系。他鼓吹伊朗要与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和美国，把巴列维国王斥为“犹太人的代理人”和“美国大蛇”的走狗。他还公开号召底层民众反抗，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野心。

1964年，霍梅尼因煽动反叛被巴列维政府驱逐，流亡伊拉克。结果这场驱逐反而让霍梅尼的反对派形象彻底确立，越来越多对现状不满的人把他视作希望。许多人对霍梅尼神权政治的真面目毫无概念，反而被他反专制、反美的口号吸引。

霍梅尼善于利用舆论和民间传说。他刻意把自己的形象和伊朗民间一个古老的预言挂钩——据说“库姆将会出现一位伟人，带领人民走向光明之路”。霍梅尼长期生活在库姆，他主动对号入座，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宣传手段，让他声势越来越大。

进入1977年，伊朗社会的矛盾彻底爆发。在宗教势力的策动下，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王运动。到了1978年，各地游行示威愈演愈烈，群众高举霍梅尼画像，高喊“打倒国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口号。巴列维试图用铁腕镇压，结果造成大量流血事件，反倒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

伊朗伊斯兰革命

石油工人大罢工、交通瘫痪、罢市罢课，整个国家仿佛一夜之间失控，一个横跨各阶层的反王统一战线迅速形成。而远在海外的霍梅尼，毫无悬念地成了这场运动的精神旗帜。

更致命的是，这个时候，巴列维最依仗的靠山——美国，做出了一个让他们自己后悔几十年的错误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