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6日,精神压力过大的梁兴初心脏病发作,中央特批他到301医院接受治疗。一年后的3月26日,在一名总政干部部干部和一名保卫部干部的陪同下,梁兴初来到太原一工业区的工厂,美其名曰“劳动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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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兴初住进离厂不远的招待所,他住的房间很小,只能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条板凳。他房间左边,住着省军区派来“照顾”他的公务员;房间右边,住着厂里的保卫干事,保护他人身安全之余,还防止他跟外界接触。
梁兴初去太原后,其妻任桂兰很不放心,决定要跟丈夫再一次共患难。她去找李德生(时任总政主任),卫兵连大门都不给进,她只得坐在门口附近等着。坐到下午5、6点下班的时候,李德生的夫人曹永廉下班回来,被任桂兰立马喊住。
李德生跟梁兴初同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过,虽不是同班同学,但他们的家属经常在一起聊天。见到李德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任桂兰要求跟梁兴初一起下放劳动。任桂兰解释说,梁兴初有高血压等疾病在身,自己是医生,可以一边劳动、一边照顾他,还可以帮忙尽快把问题搞清楚。
李德生闻言站起身来,低着头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望着任桂兰说:“你受得了这个苦吗?”任桂兰坚定地说:“这是个很好的锻炼改造机会,我愿意接受。”李德生点了点头,说研究一下再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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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李德生派人通知任桂兰,可以带儿子去太原,找梁兴初一块劳动了。周总理指示,“让老梁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所以厂里安排的工作比较简单,可这里的空气环境让梁兴初不停咳嗽,快把肺咳出来了一样。
过去高大魁梧的梁兴初不见了,眼下只有一个瘦得像竹竿的梁兴初——一米七八的身高,体重却只有90斤左右。梁兴初一家刚开始到工厂,受种种错误宣传的影响,大家都避着他们,能不说话就不说话。后来时间长了,人们发现梁兴初工作时任劳任怨,再加上知道了一些真相,及了解到他的一些革命历史,开始主动跟他说话,不再避讳。
在工作和生活上的融洽,令梁兴初原本郁结的内心变得开朗起来。而且越来越多人知道有位老红军在工厂里,开始慕名前来交谈。甚至出现知道和认识梁兴初的人,他们既激动又悲伤:老将军怎么沦落到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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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兴初被审查后,子女们要么工作没了、找不到工作,要么无望升学和当兵。这让梁兴初万分难过,非常自责:都怪自己,不然孩子们怎么会吃这样的苦头。梁兴初坚信自己只要经受得住考验,组织肯定会把问题搞清楚。
76年后,在黄克诚、尤太忠等人的帮助下,梁兴初的处境越来越好。到1981年10月,梁兴初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虽然还是留有一点尾巴,但免除党内外一切处分,还能按大军区正职安排工作和待遇。叶剑英亲自指示总政,安排好梁兴初的工作。
总政副主任黄玉昆来到梁兴初住处,说眼下没办法给他安排大军区正职的工作,可以不可以到济南军区或沈阳军区当顾问。梁兴初一口回绝了:“我不会当顾问。”
不久,想明白的梁兴初向组织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离休,二是在北京安家(户籍全部迁过来)。前一个要求,是他考虑到培养年轻的同志,也是为了不让中央为难;后一个要求,是这样看病方便点。最后叶剑英感叹了一句“老革命有觉悟啊”,批示全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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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兴初对自己个人问题考虑得不多,或者说不太在意,但对受自己牵连的同志很关心。他多次找到有关领导,还写报告给中央,希望能为那些人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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