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 | 陈寅恪中古史研究方法于清初文史研究之启示

摘要：陈寅恪以中国中古史为专业，其中以唐史研究之成果最为丰硕，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虽然陈寅恪研究的是传统学问，但其在史学与政学之间紧密贯通，史实的叙述中带着现实的关怀，考据的辨析和陈述中透着鲜明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在他的论述中，唐代社会政治军事联系非常紧密，其实清代亦如是。以清代早期的八旗制度为例，就可看出王朝的兴衰与立国之政治器局、兵制莫不有关联。同时，透过在清初康熙年间首开的博学鸿词科对清代文学、文化、兵制、职官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亦可观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陈寅恪；清代；八旗制度；博学鸿词科

陈寅恪以中国中古史为专业，其中以唐史研究之成果最为丰硕，先后出版三本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这三本著作都成书于抗战期间，影响颇为深远。其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集中探讨有唐一代政治史的。陈寅恪阐论治道之作，并不悬空演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包含的“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三篇各讨论一个专题，但是彼此又紧密联系。

隋唐的兵制与北周有密切的关系。陈寅恪在其《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中曾言：府兵制由周文帝时苏绰创建，经周武帝、隋文帝变革。唐朝的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兵农合一的兵制。如《新唐书》“兵制”所说，“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土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关于府兵制的破坏，陈寅恪认为，除“自身本已逐渐衰腐”外，“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

唐代袭前朝府兵制，亦即继承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长安、洛阳因之成为唐初政治权力的重心。为了固其本位，唐太宗曾要整顿府兵，但从太宗到玄宗已是府兵制的后期，逐渐衰微。而武则天将重心东移，崇尚进士科，逐渐破坏关陇集团，尤为府兵式微的关键。“府兵”的衰落与关陇集团的消降实不可分。关陇集团衰落，将相大臣不再出于同一系统，造成文武分途的现象。其结果是，“宰相不能不由翰林学士中选出，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代“府兵”而起的是“蕃将”。太宗时所用的“蕃将”尚属部落酋长，而玄宗时已大都是寒族胡人。“蕃将”与唐朝命运关系的重要性，陈寅恪在其《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言之最切。安史固属蕃将，平定安史之乱的朔方军，亦以蕃将为主。玄宗以后，益复如此。唐初的内重外轻的格局，至玄宗朝一变为内轻外重的格局。因此，府兵制的废除，与将相分途确实有因果关系。

可见，武则天重“进士科”并不仅仅是带来了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衰落及社会上寒门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同时也使府兵制衰颓而无可挽回，唐王朝不得不起用胡人。唐代“府兵”的废弛引动的“蕃将”问题，牵动整个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由于胡人与胡将之渐兴，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实已分为两部：一部为胡族与胡化汉人区，另一部为汉族与汉化胡人区。素为山东士人根据地的河北旧壤，亦随之沦为胡化藩镇之区域。山东士人不得不弃其故居而徙居长安或洛阳一带。于是，山东士族不但在武则天之后政治势力下降，且于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力量也告消失。陈寅恪于1956年曾借李栖筠一家从河北徙居洛阳一事，说明河北士族豪强，因受塞外胡骑的压迫，不得不抛弃祖宗坟墓而远行。既弃累世产业，徙居异地，经济来源无着，李氏子孙如李吉甫、李德裕不得不举进士科，其社会政治阶级亦因而转变，“斯则中古政治社会上之大事变，昔人似未尝注意”。陈寅恪以李氏自赵徙卫一事，说明唐朝为门第贵族阶级逐渐下降、科举出身士人逐渐上升的过渡时期。据此也可看出陈寅恪论史的长处，“在于彼此呼应，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一兵制问题，草蛇灰线，上下其手，最终引出了唐代上层社会的人事更迭、士人生存方式的改易等问题(不唯李德裕家族参加科考，诸如李益远走河朔等都由此而来)。不过，“府兵制”的被破坏，除了武则天与唐玄宗重进士科、从寒门拔擢士人，导致关陇集团衰颓之主因外，初唐时期用兵太频，府兵不堪重负，从社会上广泛募兵，府兵职责渐被取代也是不能不注意的因素。

一

唐代社会政治军事联系如此紧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史上，举凡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立国之政治器局、兵制莫不有关联。仅以与“出则战，入则民”、承续前朝而衰于唐初的府兵制相近的清代八旗制度为例说明。

满族形成时期，处在领主社会阶段，在兼并、掠夺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把他们得到的属人分给本家族及附从征战的异姓者，后又将属人以三百人为单位编为牛录，努尔哈赤族人及异姓附从者随之以领牛录的形式成为领主。牛录组旗后，努尔哈赤及其兄弟、子侄、孙等人又成为各旗之下分领牛录的领主，而其中主管本旗旗务者，便是习称的旗主。牛录是后金/清早期统治的根基，牛录中人战时为兵，闲时则耕种、放牧、渔猎，八旗领主的分封，导引了后金/清政权早期的统治体制。考察八旗的演变，对研究清初的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到1615年建八旗，共32年时间，其间经历过统一建州女真、长白山三部，征服海西女真、兼并东海女真，属人不断增多，不断增编牛录、组编旗(固山)的过程。八旗领主分封与后金(清)政权的“八分”体制密不可分。根据《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天命七年(1623)三月，努尔哈赤宣布以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之制，并为这一制度的实行作了若干部署，至其死前，八旗都已确定旗主(即八和硕贝勒)：皇太极领正白旗，皇太极之子豪格领镶白旗，代善、萨哈廉父子领正红旗，岳托、硕托兄弟及其堂兄弟杜度等人领镶红旗，阿敏、济尔哈朗兄弟领镶蓝旗，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领正蓝旗，后来努尔哈赤将自领的两黄旗分与嫡妻所生三个幼子，多铎领镶黄旗，阿济格与多尔衮领正黄旗。从而形成皇太极继位后八旗分立、各有旗主、共理后金国政的政体形式。在此基础上，又在天聪九年(1635)二月编设八旗蒙古。崇德二年(1637)七月，建汉军二旗；崇德四年(1639)六月，析为四旗；崇德七年(1642)六月，建立了汉军八旗。蒙古八旗独立编旗，但和汉军八旗一样，隶属同旗色的满洲旗主。如处罚正白旗主多铎为例。崇德四年五月没收多铎“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二牛录。分其奴仆牲畜财物及本旗所属满、汉、蒙牛录为三分，留二分给豫亲王(多铎)，其一分奴仆牲畜全给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满洲、蒙古、汉人牛录及库中财物，和硕睿亲王与武英郡王(阿济格)均分”。几天后，把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牛录原数退还给多铎。

相对于唐初实行的府兵制，八旗并不仅仅是战时起到作用，同时也是后金/清(政权)的政体形式，因此，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署、本旗人任本旗官，且能共议国政(当然是八旗旗主、各旗之下的非旗主入八分议政贝勒、八旗每旗一名的固山额真才有资格)。人口、财物也是“八家”均分。相近宗支共领一旗。八旗行使之初，后金皇帝并没有太多特权，只领有一旗，如后金朝臣胡贡明对皇太极当面所言：“汗您虽身为一国之主，而实无异整(正)黄旗一贝勒耳”，但随着后金/清政权的统治加强，后金/清皇帝逐渐运用手中的权力改变这样的格局。从制度上取消宗王的当然议政权，代之以皇帝的任命，是崇德末年，从入八分宗室领主的承袭儿孙们开始的。而从八旗改旗事件中更可以看出后金/清从领主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制的演变之烈。

后金至清初的改旗事件发生过四次：一次是皇太极继位初，为了皇家以黄色为尊，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改旗；一次是天聪九年(1635)十二月，皇太极吞并德格类之正蓝旗；一次是崇德八年(1643)，辅政王镶白旗主多尔衮(当时与其兄阿济格共领镶白旗)和正白旗主多铎两白旗主互易旗纛；一次是顺治六年及顺治七年(1649-1650)两年间多尔衮暂行强占顺治帝之兄豪格的正蓝旗后将豪格属员与领镶白旗的多铎旗员互调，让自己同母兄弟镶白旗两旗主多铎和阿济格入住正蓝旗，这样打乱编制，多尔衮便以领白旗之形式占有豪格属员，免去夺正蓝旗之讥。

第二次改旗，清太宗皇太极通过兼并正蓝旗，以前的八旗八主变成八旗七主，第一次打破了后金八旗八主的“八分”体制格局，对八和硕贝勒共治国制及共举新汗旧制的破除，使后金汗由八旗共主而成为集权王朝的皇帝，有一定影响。此次并旗事件，也成为以后皇帝为强化皇权、削弱宗王藩权而继续兼并强藩领旗的先例。此后，正白旗主多尔衮死后被追论定罪，其正白旗由顺治帝收纳，皇帝由领“上二旗”进一步变为领“上三旗”，皇权进一步被强化。进入康熙朝后，诸王子不断被分封进入下五旗，这是皇帝以“众建以分其势”的方式，对下五旗王公势力的进一步削弱，而皇权也因之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此，由康熙朝始，清王朝上层的政治势力矛盾，已主要表现为皇帝的上三旗内部及康熙帝本支诸皇子之间的派别斗争。

八旗在长期征战生活中，八旗兵士的食用所需如府兵一样，由所在旗提供，但随着满族统治区域的扩大，大部分旗民入关后，远离东北这个富裕的根据地，而且人口数量也不断增多，原来的生产格局显现出它的弊端。这样，为了解决大量旗人的生计问题，顺治年间，多尔衮三次下令圈地，这一举措虽然有利于巩固清朝八旗内部的和谐，但是激化了民族矛盾，如黄宗羲的《太垣靳公传》中所说：“国朝仿府兵之制，畿甸之地，悉圈赐八旗勋戚。”从长远看，这并不利于其统治。

从后金时期到清代初年，八旗由独立自主的分封制逐渐演变成皇权附庸，而其在清朝政权中的作用也随着雍正、康熙的中央集权日渐加强后渐趋至基本只是兵制的位置。同“府兵”的兵将分离一样，八旗旗主共居京师，因此当八旗开始在全国驻防后，旗主与所领旗人更是日渐脱节。

八旗在长期的征战中，随着清政权的统治区域的扩大，为了巩固疆域，开始施行拱卫京师、驻防重要地区的驻防制度。清代八旗驻防制度开始于顺治朝，发展于康、雍两朝，迄乾隆朝大体完备。顺治年间，驻防各地的八旗兵丁仅一万五千余人，康、雍年间渐增至七万九千余人。乾、嘉年间达到十万余人。康熙至乾隆年间，八旗驻防地在全国各地渐增。在东北驻防四十四处，在关内各省驻防二十处，在新疆驻防八处。八旗兵丁屯驻在全国七十余处重要城镇和水陆要冲，根据兵力多少各设将军、都统、副都统，或只设城守尉、防守尉为其统领，由此构成清朝控制全国的骨干力量。清代社会实行旗民分治，驻防旗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后，均驻在为他们专门建立的满城(旗城)里，因此，除东北外，大部分驻防地处在汉人社会的包围中。八旗驻防分三级：一级驻防官兵多达三千人，由将军统领；二级驻防官兵一千到三千不等，由副都统统领；三级驻防官兵不过一千，由城守尉统领。在长期的满蒙汉文化交融中，八旗驻防渐渐丧失了自身的民族属性，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高宗巡幸杭州，在阅视八旗之后，不由发出“已此百年久驻防，侵寻风俗渐如杭”的慨叹，便是对这种历史现象无可奈何的客观反映。

随着八旗驻防与当地人的融合，很多民族生活方式渐渐开始熏染，如满汉语言的共通。人口较少、生产方式和文化落后的民族被人口众多、生产方式先进、文化发达的民族所同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种族和文化是唐代的核心问题，在清代更是如此。清代文明是满蒙汉等民族共同创造的，作为统治民族，满族的立国之本———八旗制度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性，而尤其生发的种族和文化问题，无不与政治相关联，故研究清代文学，清代政治史是首先要关注的。

二

通过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分析可以看出，唐代朝政演变之脉络如此：大约自唐初到武则天当国，关陇集团为政治之重心；武则天到玄宗为新兴进士阶级的上升时期，主要思想与作风与旧时山东士族有显著的不同，造成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由宪宗到文宗为牛李党争剧烈时期，武宗时李党得势，宣宗时则牛党得势，宣宗以后阉党一致对外，内掌皇位继承或废立的大权，导致士大夫与阉人之争，唐朝国运的衰败亦因而决定。陈寅恪在分析这些复杂的因子时，相互关应，有条不紊，奠定了唐代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不仅于唐代政治史有所开拓，而且扩大了中国史学史的视野。陈寅恪不单从汉族看国史，亦从外族来看国史。唐代文明显然是胡汉共同创造的，外族对唐代的发展和盛衰也有密切的关系。他在《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里，指出唐朝的盛衰常与边疆各族的盛衰相呼应。他曾说：“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他民族接触。李唐一代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

陈寅恪阐发武则天于690年殿前面试，发展科举制度，导致唐代社会阶层流动，并由此推及唐代文化、政治、外交、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由此，本文试图探讨在清初康熙年间首开的博学鸿词科对清代文学、文化、兵制、职官等各个方面的影响，以观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康熙十七年(1678)下旨征召，次年春三月殿试的“博学鸿词科”，在清代科举史上因其有荡涤遗民反清之心志的作用，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史、文学史上向被重视。其开科之时，正值清王朝征讨“三藩之乱”已胜券在握，海内平定一统在望，所以博学鸿词科的举行，是彰显康熙文治之功，代表“康熙盛世”局面呈现的信号，也是清朝政权进入全盛时期的转折标志。

在文学史家眼中，“‘鸿博’一科的诏开，意味着原先雄踞关外的满族统治集团已巩固并发展了其对整个华夏各族的稳定治理。它已有充分的自信力运用恩威兼施、刚柔相济的手段全面网罗遗民故旧及其子弟于毂中。一面利用封建知识分子对科举仕途的传统习惯心理，一面则又毫无顾忌地挥动其高压的权杖，以威劫就范。显然，这是处于上升期的新王朝所施行的大控制、大笼络行动。

从遗老旧民那方面来说，时光的流逝固然能逐渐淡化由明社倾倒、陵谷变异造成的心灵创痛，而现实的不可逆性的严峻，更是任何一个正视人生的清醒者所深有感受的。即使坚定如顾炎武也已在诗中感喟‘翡翠年深伴侣稀，清爽憔悴减毛衣’（《路舍人客居太湖东山三十年，寄次代柬》），人事沧桑，流光无情，大局已难挽转。而黄宗羲则虽始终以遗民自处，‘不事二姓’，但从康熙十八年起，他对清王朝的合法性的承认是可以从《南雷文约》和《文定》中清楚考见的。黄宗羲这一态度的转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他撰写的大量墓志铭中。黄氏一生写过108篇墓志和行状，作于康熙十八年前的纯用干支纪年，康熙十八年后所作近50篇墓志铭基本上冠以清朝的年号，不仅如此，黄宗羲在一些文章中还称清朝为‘国朝’，而《陈夔献墓志铭》还有‘天子留心文治’，《周节妇传》更有‘今圣天子，无幽不烛’等语，均系称赞康熙帝的。黄宗羲本人拒绝了‘鸿博’的征召，但康熙十九年招聘其子黄百家入史局，黄宗羲是同意的。当然，他的遣子应聘意在‘可以置我矣’，即换得自己的能以明之遗民终老的心志的无改，有其用心良苦处，但这正可说明遗老故旧在那个现实面前不得不有所让步，也不得不有所转变。黄宗羲尚如此，足见当时的政治态势和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的。尽管各自有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变化表现，但对清王朝的态度确实不能不发生大改变则是一致的。”

这段话，对博学鸿词科的来龙去脉及对遗民世界的冲击剖析得非常深刻。明清之际文坛上的著名人物，无论经过此番的博学鸿词科后声望升降如何，但悉数被网罗一空确是不争的事实。“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首次开博学鸿词科。朱彝尊以荐应试，授任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从此踏上了坎坷的仕途。这在朱彝尊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不甚光彩的转折点。虽然朱彝尊原先只是一个‘布衣’，因而其仕清与那些身仕二姓的所谓‘贰臣’不同，但他既是明朝宰辅后裔，早年又曾经参与抗清复明运动，而此时却一改初衷，屈节辱志，则其仕清较之于一般遗民，性质却无疑要严重得多。同时，朱彝尊在此之前久已名满天下，其应试授官，客观上恰恰为清朝统治者标榜‘熙朝盛世’、笼络汉族人民的欺骗政策所利用，产生了瓦解抗清意志的不良影响。”“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以‘名布衣’被征召，应‘鸿博’之试，中第一等第十七名，授检讨职，与修《明史》。”

遗民故旧无论是否应博学鸿词科之试，其后在书写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唯前文所引证黄宗羲的墓志、形状。此前，在阅读文本的时候，笔者更多关注学者笔下各类文学体式书写中博学鸿词科带来的变化（如词创作中先前所提倡的“存经存史”之作明显减少，诗歌中对故明的怀恋也减少），未曾思考过当时的政坛对此事的看法。近查《清史稿》、《清史列传》、《圣祖实录》、《皇朝文献通考》等史乘，竟发现这一在文学史上颇为重要的事件，在当时的清廷内部并未引起大的震动。如记载较为全面的《皇朝文献通考》，“召试博学鸿词，钦取五十人，分别授职。先是十七年，奉谕旨：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兴文运、阐发经、润色辞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时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该督抚，代为题荐，务秉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嗣经内外诸臣保荐，陆续送部。又奉谕旨：所举官人，俟全到之日考试，恐有贫寒难支者，户部量给衣食，于是月给俸廪及柴炭银两。至是集诸人于体仁阁考试，钦命试题：赋一篇，诗一首。上亲览试卷，大学士、掌院学士参阅，分为四等，曰上上，曰上，曰中，曰下。以彭孙遹为第一。共取五十卷，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十作二等；其中卷三等，下卷四等，俱落第。又于上卷中斥去一卷，上自取严绳孙卷补之。爰命阁臣取前代制科旧例，查议授职，寻议，查得两汉授无常职，晋上第授尚书郎；唐制策高者特授以尊官，其次等出身因之，有及第出身之分；宋制分五等，其一二等皆不次之擢三等始为上等恩数，比廷试第一人四等为中等，比廷试第三人皆赐制科出身，第五等为下等，赐进士出身，得旨俱授为翰林院官。于是分别定议内陞道员，授为侍读，邵吴远一人。补道员郎中，授为侍讲，汤斌、李来、施闰章、吴元龙四人。进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评博内阁中书知县及未仕之进士，授为编修，彭孙遹、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陆葇、钱中谐、袁佑、汪琬、沈珩、米汉雯、黄与坚、李铠、沈筠、周庆曾、方象瑛、金甫、曹禾18人举贡出身之推知教职，革职之检讨知县及未仕之举贡廕监布衣俱授为检讨，倪灿、李因笃、秦松龄、周清原、陈维崧、徐家炎、冯勗、汪楫、朱彞尊、邱象随、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李澄中、厐垲、毛奇龄、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黎骞、高咏、龙燮、严绳孙27人，共50人俱充史馆官，纂修《明史》。又奉谕旨：杜越、傅山、王芳谷等文学素养，念其年迈，从优加衔，以示恩荣。因俱授为内阁中书，听其回籍。”查《圣祖仁皇帝御养制文集》卷七、卷八和《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十七年到十八年(1678—1679)所写谕旨，其中关于博学鸿词的只有两篇谕吏部旨，此外再无其他记载。不过，在康熙二十年(1681)时，曾有过关于科道的一条谕旨，“谕：大学士等曰科道官职司耳目，行取知县内，如有曾经从贼、并深受伪职、及身在贼中之人，名义已坏，科道不当选用，尔等识之”。科道是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总称，大约康熙认为这样的部门是履历中有污点的人不堪担当的，不过上述博学鸿词科中所选人员并无担任此类职务的记载，自然也就不存在甄别问题。

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是为了笼络江南士人而设，这一点首先从康熙十八年进行的考试试卷题目也可看出端倪。

康熙年间21次会试试题内容及出处

此次恩科“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赐宴。试题，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清代历次科举试题多从《论语》《礼记》《孟子》这些经史子集中选取文段让考生加以陈述分析，内容上多探讨个人修养之道、经世治国之理。康熙年间的21次会试，包括康熙五十二年(1713)的恩科考试，题目无一例外都是与经学相关的，只有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以一诗一赋为题，从考试内容上明显看出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和个性化倾向。其次，其选材取士的指向性鲜明。科举出身者分布面较广，除前几名外，大多还要被委任为各级官吏。既有翰苑之选，又有地方官吏。而博学鸿词所选之士基本上都充馆阁，为修典顾问之职。正因博学鸿儒科旨在拔取文学应对之才，其与文学的关系非常紧密，亦对当时的诗文创作活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形成了御用文学集团和创作的中坚力量，如朱彝尊、陈维裕、潘耒、尤侗、施闰章、汪婉等人，扩大了皇权诗教的影响力。康熙对诗风亦有了新的规范，要求“温柔敦厚”，以儒家诗教为主，歌咏太平盛世的清平之响，陶冶人心，导善民情，使世风进一步归于温厚平和，而这些在上述诸人此期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

笔者想弄清楚的是，当康熙选取了故老遗民50人进入国家政权机构后，不知何故，并没有反对的声音出现？现在推测，一是当时虽四海平定在即，毕竟内患犹在，而且当年曾有地震出现；二是与清朝政权对文化的重视有关。早在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后金为清的当年八月，就曾“遣官祭孔子”，崇德二年(1637)十月，“初颁满洲、蒙古、汉字历”。顺治元年(1644)冬十月，福临在北京登基后，即宣告“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允植袭封衍圣公，其五经博士等官袭封如故”，并下诏“文武制科，仍于辰戌丑未年举行会试，子午卯酉年举行乡试”。因此，顺治二年(1645)十月首先在陕西、江南举行了乡试。科举考试其后成为大清定制，直到1905年被废除。其间，八旗子弟也积极参与到其中。事实上，满族对科举考试的重视并不仅是体现在沿袭明以来的科考。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命八旗子弟入学读书。天聪八年(1634)四月，后金举行科举考试，八旗下的满洲、蒙古、汉军旗人子弟共16人考取举人，此后崇德三年(1638)八月、崇德六年(1641)七月的两次科举，又有17名旗人考中举人，录为生员秀才者则达到一百余人。在有清一代施行的科举考试中，尽管八股文带来的种种弊端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客观上对八旗子弟修习汉族经典著作、在少数民族族群中传播汉文化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内在于陈寅恪的生命中的，他追求一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将政治熔铸于学术中而出之的。而历史是外在于我们的，透过历史所追逐的古代文学研究更是“皮”与“毛”的关系。在当下的研究中，我们常常仰赖于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有限经验，借助自己一知半解的理论构建历史性，想象文学性。或许这对我们这些有着当下理论训练经验的学者来说是一条捷径。可是，我们终究会发现，由此我们虽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历史的方向感，然而因此遮蔽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误认为单一的历史面向就是历史的全部。因此，本文试图以“文学学者”的身份、思维方式与叙述方式去重读陈寅恪书写的历史，在文学与历史的观照中，也注目于对其基础的制度的观照。

转自《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