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的李叔同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6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走笔”专栏发表记者曾晋撰写的文章《“入世”的李叔同》。

　　6月仲夏的正午，李叔同故居前院阳光猛烈，石砖地面倒映着树影。

　　中书堂是靠近出口的最后一个展厅，一阵凉风拂过窗台，靠窗方桌上的留言簿随风翻页。过往游客的笔迹在我眼前闪过，字体有的稚嫩有的苍劲，有的整齐有的潦草，那是来自各地的人们对弘一法师的感悟，短则粗书两字“如意”，长则整页细叙一路走来的感想。

　　这些字渐渐模糊，和李叔同古朴的临终四字“悲欣交集”融为一体。不同的人在李叔同人生里看到的，是自己的人生。

　　这种穿梭感和宁静感，从入口处开始就一直有。

　　李叔同故居纪念馆隐藏在天津河北区的一个小巷子里，是周遭最矮的建筑。进门的时候人不多，三三两两，大部分游客并非专门前来，而是在意大利风情区游览结束，躲避暑热，不意而至。

　　走过爬满绿藤的石拱门，犹如进入到另一方天地。入眼是李鸿章题写的“进士第”匾额，仿若李叔同半世繁华的世俗开端。如果像美学家朱光潜所言，弘一法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那么这时候的李叔同尚“以入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他醉心研究话剧、书画、西洋音乐等艺术，样样精通，开了诸多先河，走了一条热闹又广阔的道路。

　　整个院落由四个小院组成，呈“田”字形结构，分前后两大院，正房和厢房已改为展厅，中书房、洋书房和李叔同幼年起居室几间房屋仍保留着过去的陈设。

　　入门的花园中还有个铜像，剃度后的李叔同身着僧衣，眼神悲悯宁静，望着池塘、长亭，望着地上的鲜花，望着两旁的字碑，望着我。

　　入“进士第”不远处就是“意园”，一个不过几方地的小花园，与后院游廊相通。“意园”在“田”字中间“一横”“一竖”的交叉处，内中镶嵌着一间小屋，是故居内唯一呈洋式风格的房间——“洋书房”。

　　这是属于李叔同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历史记载，李叔同曾在“意园”读书嬉戏，留下诸多美好记忆，长大后依旧念念不忘，曾制印章“意园”以纪念。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学成归国，居住在“洋书房”。正是在这个西屋中，李叔同学习备课、以文会友，还曾将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油画《浴女》挂在屋内，这件事传遍津门，被称为“奇事”。

　　在穿越时空的凝视下，“洋书房”也是“奇”的，里面的景观充满着“矛盾”的和谐，一种中西方文化的混搭融合。

　　入房左手边是一架当时还很少见的钢琴，墙上是油画，钢琴上摆着古朴考究的西式烛台和棕色花瓶，墙角立着西式唱片机。然而床架、书柜、茶几、座椅都以敦实又稳重的红木打造，和其父亲读书办公的“中书房”风格是一致的。移目至右手边，书桌旁的衣架上挂着一件中式长袍，与一件黑色西装、一顶黑色绅士礼帽相邻，临窗而立的书桌上摆放着典型西式风格的花朵台灯，以及青花瓷瓶子、纸墨笔砚、茶壶，桌子侧边散放着几本蓝色封皮的硬壳笔记本。

　　这样一间房，是会让现代参观者疑惑的。它如同天津，万花筒一般接纳了那个时代的千样花点，造出了不一样的风景。《浴女》挂墙被传为“奇事”而非“丑事”，暗含了一种兼容并收的精神。河海造就天津博大而宽容的气质，生于斯、长于斯的李叔同带着这种基因，开启了他充满人格魅力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步行出“洋书房”，阳光底下是背景音乐童声《送别》。作为李叔同最广为人知的歌曲，歌词里充满了怅惘、从容、希望和坚定。这些本不会同时出现的形容词，就像“洋书房”中的摆设一般，复杂而又自然地融入歌中。

　　然而，这却不是偶然。展厅墙上介绍，李叔同创作歌曲近百首，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多声部歌曲《春游》，写出了多种多样的新歌曲。最吸引我的，是他编曲作词的《祖国歌》，其中一句是：“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歌中可一窥李叔同的精神世界，一窥李叔同一生中不断思索的问题——我们在变化的时代中处于什么位置，该如何面对我的祖国？

　　我走到庭院的盛阳下，走到李叔同父亲设立的“存朴堂”匾额下，细想着李叔同所处的环境，揣摩着他的心境。出生富裕，眼见繁华乱世，这样的人生之“重”让有的人沉沦了，有的人顺从了，有的人害怕了，有的人逃离了，而李叔同把“重”变成了人生底色。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国人创造新的表达方式，无论是《茶花女》中男扮女装的演出，还是推广新式艺术教育，开创国人用五线谱编曲的先河。不拘一格的表达，不拘一格的感受，不拘一格的尝试，他认为唯有如此，国人才能脱离旧世的束缚，不断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美的表达方式。

　　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国。那时候，他就站在这个院子里，站在残破的国土上，他的叹息如同万千国民一样沉重，“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1941年，国难当前，弘一法师写下一幅横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其跋语写道：“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清楚明白地告诉世人，自己是“出家的儒者”，那颗拳拳之心，还是那样炽热。

　　他从来就没变过。

　　无论在佛门外，还是在佛门内，李叔同都永怀赤子之心。作为僧人，他研究弘扬戒律学，修订律典，接续南山律宗；作为国人，他组织佛教徒救护队，开展战时救护工作，关怀抗日志士。李叔同用行动说明他并非隔绝于世，从没放弃世人，遁入空门不是为了逃避，“出世”和“入世”并不矛盾。

　　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回忆，徐悲鸿先生曾多次访问李叔同，学习美学画意。有一次，徐悲鸿发现山上一棵枯死多年的树木重新迸出了新芽，非常吃惊，于是问李叔同：“此树发芽，是因为您这位高僧来到山中，让这枯树感念而起死回生吗？”

　　李叔同望着徐悲鸿的眼睛，淡然答道：“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活过来。”

　　这就是李叔同一生态度的写照——务实、理性、坦然、真挚。李叔同离开了，又好像没离开。弘一法师出世了，却更入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