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长的任性：剧本要当男主角，喝酒要去KTV

（时任内江市公安局长的杨绍文。）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

“一个人拒绝给领导投资拍戏，就要锒铛入狱？”

“一个干了30年刑侦的老警察，被秒立案，是因为得罪了局长？”

“一部原本要讲功勋的电视剧，最后变成了‘领导宣传片’？”

一个地级市的公安局长，居然肆无忌惮带领属下的警察到KTV饮酒作乐，还要叫来属地派出所领导作陪？为了“伪装”，还令同行人员称呼他为“老板”？

中央三令五申的八项规定，公安部反复强调的六项规定，到了地方一个公安局长那，就可以置若罔闻如同白纸？

这不是反腐剧的剧本，这是现实。

2025年4月25日，63岁的内江退休警察吴建，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拘留。在此之前，他是侦破公安部督办21年悬案的功勋警官，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

他曾因协助侦破的“比尔金店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而令全城瞩目。命运瞬息逆转，他的功绩和荣誉，乃至清白，如今统统都被淹没在“涉黑”的标签下。

事情的转折，始于一部没有拍成的刑侦剧。

1、“突出领导”的剧，不拍？那你就进去

案发的起点，并不复杂。

时任四川内江的公安局长杨绍文想拍一部刑侦剧，纪念那场跨度21年的追凶传奇。这本该是吴建的高光时刻，毕竟他是破案的关键人物，是被市局返聘的专家顾问。

剧本写到一半，剧作家丁三回忆，“领导觉得戏份太少了”，于是要求反复修改，不断加重局长的人设，最后连剧本都改成以局长为核心。

（编剧丁三在其公众平台亲身讲述“局长宣传剧”的写作过程。）

改剧本不够，还要投资。吴建举报称，时任公安局长杨绍文要他参与投资预算高达7500万元的电视剧拍摄。吴建没有答应。

接下来的剧情，比电视剧精彩得多——只不过，导演变成了办案单位，剧本则换成了一份刑事立案书。

2025年4月21日，吴建向上级机关实名举报杨绍文打击报复。当天，他就被立案；四天后，刑拘；一个多月后，被检察院批捕。

调查前拖了11个月没动静，一举报当天立案，速度之快堪比闪电，令人不禁怀疑：这是执法，还是一种“穿制服的复仇”？

2、中央八项规定、公安部六项规定，公安局长就可置若罔闻？

根据吴建举报，时任内江市公安局局长杨绍文为拉拢他，带他参加酒局。

那天的酒局有杨绍文和制片方老总，还有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政委虞驰和另外两名公安领导，此外，杨绍文还叫来了三名女警作陪，有内江市政保支队政委赵曼力，以及一名宋姓和另一名王姓女警。

（吴建因涉嫌“非吸罪”被刑事拘留。受访者提供。）

把制片方的老总灌到酩酊大醉后，杨绍文还未尽兴，又把其他警察带到KTV里继续喝酒、跳舞、唱歌。到KTV后，杨绍文甚至把属地派出所的领导也叫来了KTV里作陪。这是何其肆无忌惮！

中央三令五申的八项规定、公安部反复强调的六项规定，到了一个地级市公安局局长这里，就如同白纸一张，毫无约束？

尚不知那天晚上吃饭喝酒谁在买单，在KTV寻欢作乐又是谁来买单，或者买单没有？

这一晚上的尽兴娱乐，是算作了公费的业务招待？还是某位下属体贴的自掏了腰包？

这兴许也是一件需要厘清的事情。

3、不是“拍马屁”的人，就该被清算？

这起案件的最大讽刺，是在它的“动机”上。

不是杀人，不是贪腐，不是走私——而是一个功勋老警，拒绝投资一部“突出领导”的电视剧。

这个“突出”究竟要突出什么？剧作家丁三说得最明白：“原计划拍商业刑侦剧，后来变成领导宣传片，根本找不到投资，只能公安自己掏钱。”

这不是第一次权力“入戏”：

有的地方领导，非要在扶贫宣传片里出镜“指导脱贫”；

有的局长，逼下属“点赞评论转发”他参加的政务访谈；

有的地方财政，为了给某位“主角领导”拍纪录片，动用几千万预算。

问题不是领导不能上镜，而是不能让公权力成为个人形象工程的导演组。

吴建的故事，是这个剧本的“终极反转”：当你拒绝给“主角”让位，就可能被写成“反派”。

4、荣誉背后，是不堪一击的保护机制

吴建是公安部督办命案的功臣，是为追凶21年仍不放弃的刑侦专家。2023年，他还被公安系统作为“英模”推上领奖台。

可当他举报领导时，这一切荣誉都挡不住一纸刑拘令。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英模保护机制”形同虚设。当荣誉无法保护你，当资深经验成为负担，当一句“我不想投资”比几十年破案经历更致命，那么这个体制的道德信用，已经被掏空了。

吴建（右二）与时任内江市公安局长杨绍文（右三）合影。受访者提供。

人们常说“平安中国靠公安”，可如果连一位尽忠30年的警察都被随意打击，我们又凭什么相信——公正、清白会属于每一个普通人？

吴建在举报信中写道：

“我曾立过功、受过奖、因公受过伤，不要让我这个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退休老人悲观绝望，不要让我心中的公平法治信仰破灭。”

这不是一个人对命运的哀求，而是一个公民对制度底线的拷问。

吴建案还没有最终定论。但它已成为一面镜子，照见了体制内功勋人物的脆弱、照见了权力与法治的边界模糊、照见了我们这个社会在面对“权力任性”时的普遍无力。

当功勋老警的荣誉无法阻止“突出领导”的狂欢，当举报成了速捕的信号，我们需要的，不是一部宣传片，而是一次制度性清算。否则，今天是吴建，明天，也许会是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