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政坛失意，拒当汉奸，晚年打破袁家一“诅咒”

袁世凯共有32名子女，其中儿子便有17人。在这17人中，作为“嫡长子”的袁克定虽称不上是老袁最疼爱的儿子，但却是他最看重的一个儿子。

从袁克定成年开始，袁世凯几乎每次重要公开活动都会把他带在身边，同时，为了培养好这位“接班人”，老袁在言传身教的同时，还将他派往德国留学。

毕竟，自己的“小站新军”清一色的参考德国模式进行整训，提前让儿子留学深造也是将来更好继承自己衣钵的必经之路。

留学归来后的袁克定，频频被父亲安排出现在自己会见官场重要人物的现场，一来有助于他增长见识，二来也是告诉众人长子袁克定将是自己的继承人。

久而久之，袁克定作为袁世凯接班人的身份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除了时不时的在外人面前露脸外，袁世凯出于政治需要，还极力促成袁克定与汪精卫、陈宦等人义结金兰，以此为自己笼络人心。

办事牢靠的风格，加之嫡长子的关键身份，让袁世凯对袁克定愈发满意和器重，在与同僚的交谈中，老袁也不止一次的骄傲表示：

如果非要挑缺点的话，大概就是袁克定在形象上稍逊一筹。

清帝退位后不久，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将家眷从老家洹上村迁往天津。

按照原定计划，袁克定是最后一批撤离老家的“垫后”人员，在安排好相关事宜后，他选择骑马往返于老家与天津之间。出乎意料的是，由于本身骑术不佳，再加上火车汽笛声使得马匹受惊狂奔，一时不慎的袁克定从马上跌落，摔成了重伤。

得知消息后的袁世凯心急如焚，连连嘱托医生尽全力救治，并安抚袁克定安心调养，尽显对儿子的疼爱。可惜的是，袁克定虽得到及时医治，但腿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而让袁克定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残疾一事竟会让父亲一改往日对自己的器重态度，甚至多出了几分反感与不悦，一度说出了袁克定“六根不全，没有大家风范”之类的话。

这样一来，袁克定心中自然是凉凉了。可正所谓物极必反，袁克定越是因父亲冷落而自卑，就越想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在冥思苦想了无数个日夜后，袁克定决定劝父亲称帝。

只要父亲称帝，作为嫡长子的他就拥有了合法继承帝位的权力。想通了这一点之后，袁克定一边向老袁鼓吹帝制的好处，一边造出一份假的《顺天时报》来鼓吹复辟，营造出“众望所归”的假象。

此外，袁克定还向老袁透露出自己在德国期间，德皇威廉二世曾表示全力支持帝制复辟的说法。

总之，在各种因素的加持和推动下，自认为天命所归的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作出了那个令他悔不当初的帝制复辟决定。

成功劝父亲复辟帝制后，袁克定并没有等来自己期待已久的圆满结果。

先是在祭天大典上，自己的二弟袁克文和五弟袁克权穿着与自己毫无二致的衣服，忙活了半天，要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袁克定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而后，正当他思索如何将自己推向唯一接班人位置时，云南都督蔡锷率先举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不多时，袁世凯被迫宣布恢复民国政体。

袁克定这边竹篮打水一场空，筹划已久的“太子”梦终究还是破灭了。

而随着众叛亲离的父亲于次年6月郁郁而终，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在黎元洪、段祺瑞等人的庇护下，惩办帝制祸首的风波没有波及到袁克定，但他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而结束。

带着妻儿老小去往天津租界定居的袁克定，虽然握有袁世凯留下的诸多遗产，但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他，还是很快将钱财挥霍一空。

再加上昔日袁世凯在世时，自己对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旧部倨傲不屑的态度，让昔日的北洋元老们都颇为反感。

既不擅长经营生计，又对父亲旧部多有得罪，袁克定的处境可想而知。更让他大动肝火的是，北伐结束后手握大权的老蒋，直接选择查抄袁家在河南的家产来筹集军费。

手头拮据的袁克定，在多次请求返还无果后，也只能靠典当家产度日。

抗战爆发后，日军主动找到具有政治利用价值的袁克定，请求对方出山担任伪华北政府的要职。

此时的袁克定早已无心于政事，再加上早先便对日本人颇为反感，最终托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自己年老多病，不问世事的声明，拒绝了日方的拉拢。

见此情形，不甘心的日方又将其结义兄弟、此时声名狼藉的汪精卫搬出来，以亲笔致函和财物赠送的方式试图再做拉拢，而袁克定象征性的收下礼物，却将钱财如数奉还汪精卫。

可见，袁克定虽然穷困潦倒，但在关键时刻还是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对于这段经历，袁克定的表弟、素有民国第一收藏家之称的张伯驹曾评价道：

但话又说回来了，称赞归称赞，袁克定的日子却并没有那么乐观。

先是自己变卖天津旧宅后所得的85万元被贴身佣人偷走，连带被偷走的，还有一批价值不菲的文物。

而后，曾在北大任教的儿子袁家融也盯上了自己“炒股”赚来的养老钱，百般乞求后从袁克定手中取出了这笔钱，但答应父亲的日常补贴却没有了下文。

到了1948年，落魄到实在揭不开锅的袁克定，被表弟张伯驹接到了承泽园居住，此时的袁克定已是70岁的高龄了。

1950年初，辛亥革命元老、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向教员建言，袁克定虽然年轻时劝袁世凯称帝，但抗战时期毕竟保持了气节，不做伪官、不卖祖产、不拿钱，没有选择和日本人同流合污，如今年事已高，生活窘迫，不如安排个稍微清闲的工作对其进行安置。

随即，教员表示可以从自己稿费里拨20元资助他，并同意安排对方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在这里，袁克定虽有馆员的正式身份，但挂空衔不坐班，每月有60元工资，加上教员资助的20元，共计80元。

如此一来，袁克定的晚年生活也不至于太窘迫。暮年之时，文史馆的工作人员打算让他写一些回忆旧事，但他既不赶人走，也不理会人家，仿佛没人来一样。

在袁克定内心深处，一直对父亲袁世凯有种愧疚，尤其对方临终前那句“他害了我”，也成为他一辈子的梦魇。

袁世凯死后，袁克定自称“不孝男”，不愿意写任何关于父亲的事情，加上父亲复辟帝制这个注定留史的污点，他索性什么都不写。

1958年，袁克定病逝于表弟张伯驹家中，终年80岁。

虽然晚境有些落魄，但能活到80高龄，也算是成功打破了袁家男子“寿不过五十八”的诅咒，再加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也算是不虚此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