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 | 酒肉通神：古人如何用饮食完成天人对话

由“俗”返“礼”，或可重启“礼始诸饮食”的时刻。

原文 ：《礼仪空间的古今变迁》

作者 |宫志翀（中国人民大学）

图片 |网络

古人最初以饮食为礼，还是礼仪脱胎于饮食活动？这都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今日所经历的礼仪空间，何以不复如斯？这十余年来，我始终关心着这一问题，了解各个文明的礼仪形式，终于觉悟到这背后是礼仪空间的古今之变，同时也意味着礼的性质的古今之变。

礼仪空间的古今之变

这句话出自《礼记·礼运》篇。《礼记》是战国汉初儒家写下的学“礼”心得篇章总集。《礼运》一篇如其题名所示，“运”即“转”义，它关注礼如何应运而生、转迁变化。《礼运》其实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这一问题，“礼始诸饮食”是当中最独特的一种。其完整语境是：“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它的含义是，先民敬奉祖先与神明的方式，最初便是用饮食供奉之，这就标志着先民社会“礼”的起源。这里随后举了一个例子，以证明古朴时代就已经有“礼”。当时先民仅能火食，还不会制作器具，在石板上烧熟粮食和肉，在地上凿出土坑盛酒，用土筑起可击打的鼓，抟土为槌，就能敬奉祖先与神明了。

这是真实的吗？恐怕未必，先民时代还没有文字，无从记载“礼始诸饮食”的标志性事件。毋宁说，这是儒家对礼的想象式溯源。其暗示了，礼不需华美的器具、繁杂的仪节，只要完成人与神灵、祖先的沟通，就成其为礼。而我们看到，经过溯源后仍保留下来的，就是礼的必备要素。这包括饮（酒）食（黍、豚），还有音声（桴、鼓），它们是联结人与神灵、人与祖先的介质。

中国古典的礼仪空间无疑是具有神圣性的，必须于静穆庄重的气氛中进行。饮食、音声乃至后世发展出的器具、仪节等要素，都要保持素朴、简略，古人所谓“尚质”，以符合礼的庄重与神圣。不过，举行礼仪时以饮食为奉献，并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参与性的。例如，古人认为，酒食凭借其芬芳气息能够降神，神灵“食其气”；同时人也在祭祀仪式当中饮酒以通神。此外，仪式结束后，又有赐福饮酒之礼，亲族集体宴饮以欢聚。正是凭借着饮食的参与性，人才共同进入了礼仪空间，才共同体会到了与神灵、祖先的感通。

《礼经》十七篇，几乎无一不设饮食之礼。《礼运》的作者正是注意到了这一事实，才会从“始诸饮食”的角度溯源“礼之初”。同时，《礼经》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其所涉及的冠、婚、丧、祭、射、乡、朝、聘诸事，覆盖了古人日常生活的所有礼仪场合。那么，考虑到《礼经》中各项礼仪都是人生大事，而礼仪当中必备的要素又是饮与食，古典的礼仪空间与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应是相结合的。并且，礼仪空间的创造是从日常空间中脱胎而来。正是因为人一生所需的冠、婚、丧、祭、射、乡、朝、聘诸大事，需要感受神圣性、庄重感。并且应该强调的是，这些事项在古人看来都不是个人的小事，而必须在祖先、神灵的见证下、福佑下进行，这才有了设置礼仪，以日常所用之饮食为行礼之要素的行动。

礼的性质的古今之变

如今更常见的礼仪场合，其庄重严肃的氛围下不会出现饮食要素，且一般在广场举行，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的所在。那么，这是从何而来？这背后，是西方礼仪传统的古今变迁。

原始印欧人的家庭纽带以祖先崇拜为枢纽，为了敬奉家庭祭坛上的圣火，衍生了各种生活礼仪，饮食活动在当中很常见，大略与中国的初民社会无别。随着氏族联合为城邦，自然神或城邦保护神取代了家庭祖先的信仰地位，这就需要设立公共节日、公共集会和特定场所如神庙等方式，完成城邦宗教的祭祀。由此，礼仪生活与日常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上区别开来。

不过，古希腊罗马的这类礼仪庆典，仍充斥着奉牲、饮酒、分食等环节。礼仪活动中饮食要素的剥离，源于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更严格的区分神圣和世俗。教堂作为神圣空间，与外部世俗空间严格隔离，教堂的内部空间也是围绕着神学观念和个体的救赎之路设计。基督教的圣餐礼仪虽然也算饮与食，具有参与意味，但无疑其象征性更加强烈。

至于完全奠定为我们熟悉的公共集会式礼仪，则始于现代国家的建立。其礼仪形式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基督教会和君权神授诸礼仪的世俗化改造。对此，法国大革命是标志性开端。其于1880年设置巴士底日庆典（7月14日），是第一次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公共集会典礼。法国人还有将凡尔赛宫转变为公民集会场所，用联邦节祭坛和民众游行体现人民主权的神圣性，在教堂内树立自由女神像，用启蒙哲学家替代圣徒雕像，用《人权宣言》取代《圣经》等一系列措施。自此以后，广场上举行公众集会典礼成为宣示国家独立的普遍模式。而我们所熟悉的礼仪空间，其实是这一西方传统的产物。

经过上述梳理可知，广场举行、集体参与的礼仪，与宗教传统、现代国家、公共领域等密切相关，其中也体现着一种神圣性和庄严感。但这种神圣性是超越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相应的，它所需的礼仪空间也就要求人们集体地脱离日常生活，汇聚到一个共同的也是空旷的场所去感受。其进行的礼仪活动，也就不应有饮食等要素出现，否则有亵渎的嫌疑。

难道西方没有贴近日常生活的礼仪，中国传统中没有公共性的礼仪吗？就性质和领域而言，东西方各有其另一面的礼仪空间。然而，又值得对照分析的是，由于西方传统中宗教或政治占据了神圣性，日常生活只剩世俗一面，礼仪的需求属于私人领域，无一定之规。在中国传统里，公共性是分层次的。宗庙之礼属于家庭、国家的公共事务，从天子、诸侯到卿大夫、士皆有其宗庙；乡射、乡饮酒礼属于乡邑的公共事务。至于最高的公共性典礼，也具有明显的宗教、政治意义，即天子的各项“礼”，如郊祀最具标志性。然而，经学史上值得深思的一个谜题便是，至关重要的郊祀礼，竟未保存进《礼经》之中。其礼仪设计全赖汉以后儒生从经典各处“复原”而来。不过，郊祀礼一则仍非公共参与的，而是天子代表天下人行礼；二则郊祀礼也必备灌酒于地、奉牲等饮食环节。也就是说，即使是在最具神圣性和公共性的祭天之礼上，中国古人也无法想象一种无需中介就能与神圣交接的方式。天子代表天下人是作为人与天之间的中介，饮食是敬奉神明的中介方式。

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当今的礼仪空间也已经现代化了。在理解“礼”时，我们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国家典礼的场景，而我们文明自身的“礼”的传统式微了。同时，日常生活的礼仪仍不乏饮食要素，但是那已失去了“礼”的规范性，只是喧闹的“俗”。礼仪空间不脱离日常生活世界，使得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被神圣性与庄严感所包围。今日，人的日常生活则失去了意义、神圣性和庄严感。安顿它不妨从重建日常礼仪传统开始，由“俗”返“礼”，或可重启“礼始诸饮食”的时刻。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7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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