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占领日本，美国誓言强行解散日本财阀，为何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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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和中国内战，杜鲁门政府决定重新审视美国的远东政策，审视的结果，是决定放弃对中国的不现实期待，重新确认日本的地缘政治价值，实行美国东亚战略倚重点从中国到日本的转换。

由此，杜鲁门政府决心改变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使以防止日本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威胁、要求日本建立和平负责并尊重他国权利政府的对日占领初期目标，转换为以确保日本政治经济稳定、防止苏联共产主义从内外两方面渗透日本为目的，并确保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及权力地位的对日政策新方针。

但是，从1947年初开始，在东京的盟总却加大了经济民主化政策的力度，并强力推行解散财阀和反垄断政策，致使在华盛顿的杜鲁门政府担心盟总的政策，会破坏日本社会稳定，有利于苏联渗透，并从根本上损害美国对苏联遏制的整体目标，危害美国在东亚的安全。

于是，围绕反垄断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华盛顿与东京在1947-1948年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最终演变为一场所谓“反转路线”之争，直到1948年10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通过由凯南设计起草的NSC13/2文件，确立起延缓媾和并先确保日本政治经济稳定的美国对日占领新目标，才以华盛顿方面的胜利而告终，在这场“路线”之争的背后，还伴随着杜鲁门政府与盟总麦克阿瑟之间就对日决策最高权利之争，而NSC13/2对占领路线的“反转”，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权威从东京的盟总转归华盛顿的中央政府。

1、二战时美国对战后对日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

战时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设计体现了两种基本思想：其一，是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秩序；其二，是限制战时的敌人，使其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在东亚，这些设想具体化为对战后的日本实行压制和限制的意图。这样的考虑和安排与罗斯福维护和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的战略计划是匹配的。

对日占领政策的确定主要集中在对德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5、6、7三个月。而最为重要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SWNCC150)，则从4月12日起，历经三部协调远东分委会多次审议，至6月11日方才定型。

审议过程中，三部对原案关于对日占领最终目标的认定基本未作变更，即明确最终目标有二：

（1）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威胁；（2）建立尊重他国权利的负责之日本政府。同时，划分为三阶段的占领期亦与国务院原案相同。

第一阶段为严格管理下的民主化与非军事化，第二阶段为严密监督下统治的逐步缓和，第三阶段是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全面回归。

其政治层面也体现了“知日派”关于在军政府掌握军事占领最高权力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利用现存行政机关进行占领统治的基本主张，但是取消了其关于天皇的宪法权限高于政府机关的规定。

8月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8月12日，美国又对SWNCC150的文字措辞进行了修改，并于8月29日形成SWNCC150的最后定稿，经杜鲁门批准，于9月6日作为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基本原则《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正式下发给负责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并于9月22日公开发表，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更具体的政策文件《投降后在日军政府的基本指令》，经参谋长联席会议审议后，于11月3日下达给麦克阿瑟将军。

2、解散财阀的较量

对日占领开始后，盟总和麦克阿瑟开始根据《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SWNCC150)中所拟定的对日占领目标，对日本进行民主化非军事化彻底改造。

1945年10月10日，麦克阿瑟发布了解放妇女、奖励组织工会、教育自由化、改革司法制度和经济机构民主化等五大改革指令，以此为开端，揭开了占领改革的序幕。

在1945-1946年期间，盟总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初见成效。在解散旧日本帝国军队、惩治战犯之外，盟总完成了三大改革的立法工作，即制定了和平民主宪法、修改了劳动立法、进行了第一次农地改革，还展开了初期政治整肃，在军界和政府中清除整肃了大量与军国主义侵略有过密切关系的军官与政府官员。

但是，正如麦克阿瑟在提出媾和问题时所谈到，这一时期工作的重点是非军事化和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工作尚未深入展开。到1946年底，麦克阿瑟感到“改革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才准备着手将民主化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和社会领域，以完成对日本的彻底改造。

进入1947年后，盟总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方面准备把解散财阀、打破财阀对日本经济的支配，铲除军国主义的经济根源，作为推进经济民主化改革的重点。

占领初期解散财阀工作进展缓慢，主要是由于盟总对解散财阀对日本经济影响重要性的估计及其对占领改革设计的阶段性安排。

一开始，考虑到解散财阀须触及日本经济根本，而其他方面的改革尚在进行之中，加之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又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盟总认为过早强行推进这一改革并不现实。最初盟总曾希望通过日本政府的积极配合来完成这一改革。

盟总的经济科学局在1945年10月1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表明了盟总对解散财阀的基本立场和希望日本政府予以配合的初衷。

该声明指出：

“对于解散财阀，从一开始就期望避免采取镇压手段，而由日本方面自发地采用为达目的所必要的适当措施，总部期待掀起改革的声势，并将提供协助。但如果日本方面不采取任何措施，总部自然要发布命令。我们劝告和鼓励日本自己主动地沿着这一方向行动。这是对利用战争牟取暴利的公司、托拉斯的惩罚措施。总部对任何托拉斯或公司由能够左右国家政治、国民生活的垄断经济而拥有的支配力，都将采取破坏的方针。”

但是，当时执政的日本保守自由派政府却明显表现出与盟总就解散财阀与经济民主化关系问题的不同看法，不愿轻易就范。

4天之后，10月19日，担任内阁外相的吉田茂就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

“断定日本财阀的所作所为都是坏事，那是最大的错误。日本从前的经济机构，是由三井、三菱及其他旧财阀建立起来的。日本国民的繁荣，可以说很多地方是依靠这些财阀的努力。因此，解散这些旧财阀究竟对国民是否有利还是疑问：各财阀集团在战争中尽管亏本也经营所属各种产业，这是因为政府根本无视这些财阀的损失而命令他们制造军舰、飞机的缘故。和军阀勾结、牟取暴利的是新兴财阀，军阀禁止旧财阀在满洲等占领地区活动，而给了新兴财阀不少特权。旧财阀在和平时期就积累了财富，因此他们最喜欢结束战争”。

1946年5月吉田第一次组阁。22日，他又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关于财阀的问题，在任外相时期表明的见解，我现在仍然认为是正确的。”

所以，由于盟总的慎重考虑和日本政府的消极抵制，占领头两年，解散财阀工作一直进展缓慢。虽然盟总在1945年11月就决定要解散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四大财阀，并在12月发布了解散18个财阀及336家持股公司的指令，但是，考虑到各方面原因，这一指令并没有立即付诸实施。

3、美国政府的施压

1946年1月，美国政府专门派爱德华兹调查团到东京，为解散财阀事进行专门考察。回国后，爱德华兹在3月上旬提交了有关解散财阀、彻底排除垄断建议的政策性报告。

爱德华兹的报告反映了《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基本精神，在华盛顿的关注下，盟总责成日本政府在4月20日成立了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8月，该委员会的工作开始进行，陆续指定了包含三井、三菱、住友、安田、浅野、古河、大仓、中岛、野村等大财阀的83家为持股公司，准备对其资产加以清理。

总体上，在1945、1946年间，尽管盟总认为财阀和官僚、地主一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解散财阀，打破财阀家族对日本经济的垄断是完成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占领目标的必要步骤，但盟总却并没有将这方面的改革措施强行推进。

进入1947年后，盟总开始加大经济民主化力度，解散财阀和经济整肃的改革步伐也明显加快：

1947年1月22日，盟总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要求解散财阀以防止日本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建议。同时盟总自身则一方面着手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富士五大财阀进行彻底清理，另一方面，也把整肃的范围从军界与政界扩大到金融界、工商界的显赫人物，财阀家族的成员以及各公司总经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排除出原公司的重要职位。

在盟总的敦促下，美国政府将三部协调委员会(SWNCC)根据盟总建议拟定的《关于日本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政策》(SWNCC302/4)，提交给了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FEC)，这份文件后来在远东委员会通过，成为远东委员会关于在日本排除垄断的指导性文件。同时，盟总也开始以此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加快解散财阀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改革立法工作。

4月，盟总强迫吉田内阁发布了《关于禁止垄断和保证公平交易的法律》（即《禁止垄断法》)。

除决心推进反财阀垄断、深化经济民主改革之外，进入1947年后，在政治上，麦克阿瑟也准备为确保日本民主改革成果而支持“中道政治”，所谓的“中道”，就是在保守的自由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折中”，是希望排除“极端的意识形态”，在右翼和左翼的“极权主义”之间选择“中庸之道”。

在1947年的新年致辞中，麦克阿瑟表示要把日本建设成为“自由社会”，体现出“中道”的思想。为此，麦克阿瑟在1947年1月31日禁止了战后组织规模最大的“二·一大罢工”，又在当4月25日大选结果表明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6月1日组成社会党和日本民主党联立的革新派政府时，两度发表声明，对“中道政治”的出现表示欢迎。

4、美国政策的转变

但是，到1947年，不论是盟总推行解散财阀和反垄断的经济民主化措施，还是决心建立“中道政治”的努力，都已经不符合冷战开始后华盛顿对日政策的新要求。

换言之，当盟总仍然还行进在继续占领初期民主化非军事化目标的轨道上时，华盛顿已经准备从这一轨道偏离。

导致华盛顿偏离对日政策初期目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政治上，主要是由于美苏关系紧张及中国内战，使原有的政策设计考虑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经济上，是基于降低占领费用的考虑，也是为了寻求解决全球经济持续萧条的对策。

华盛顿对调整经济占领政策的考虑大约开始于1946年春天。1945年日本稻米歉收，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农林省估计大约缺少100万人的粮食，流言甚至认为会因此饿死1000万人，1946年3月，日本政府以难以支付其向美国请求的粮食进口价款为由，要求美国给日本财政援助。

对此，直接负责占领事务的陆军部和国会的共和党议员都认为，要降低驻日美军的占领费，便应考虑相应减少对日本拆迁赔偿的要求，保持日本部分生产能力，华盛顿因此开始关心日本的经济状况并着手研究相关对策，1947年1月，国务院责令远东司日本-韩国经济组的埃德温·马丁负责，开始对日本经济结构进行审查；陆军部测准备派出斯特瑞克考察团，到日本重新考察有关对日赔偿处理的问题。

有关对日政策的重新认识首先围绕对日木赔偿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美国原来提出的赔偿计划，即“鲍莱计划”，是盟国赔偿委员会美方首席代表埃德温·鲍莱根据SWNCC150的有关规定，两度到日本实地考察之后做出的。

“鲍莱计划”最早提出于1945年12月，后来又根据盟国的要求，在1946年6月、11月分别进行了修改。它要求日本进行严厉赔偿，除建议大量拆除日本工业设施作为战争赔偿外，还要求剥夺日本的海外资产、库存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等。

按照鲍莱的设想，通过赔偿计划的实施，一来可以惩罚日本战争行为、根除日本战争潜力，二来也可以借此提高日本周边国家的工业水平，提高邻国的经济自主性，这也意味着增强制衡日本的能力。

但是，由于受偿国家相互冲突的要求、中国内战以及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等多种原因，使得关于日本赔偿的具体计划迟迟难以确定，鲍莱最后提出的中间赔偿计划，建议拆迁日本所有的军事工业设施，如陆海军兵工厂、航空工业及铝、镁和合成石油工厂，大幅度缩减钢铁、机床、造船，火力发电以及硫酸、制碱等战略物资工业，并将日本将来的工业生产能力限制在1926-1930年期间的工业平均产量水平。

但到1947年初，由于全球经济的普遍萧条、占领费用连年增加以及美苏关系紧张等多方面原因，鲍莱计划在华盛顿引起了广泛的怀疑。

受雇于陆军部调查赔偿问题的斯特瑞克在赴日之前便宣布，他反对过分剥夺日本经济能力，认为应该为日本保留足够的工业，使其经济能够自立。

2月下旬，国务院的马丁也向一名英国外交官表示，美国可能会不理鲍莱计划，仅会象征性地进行赔偿拆迁计划。

赴日考察后，2月18日，斯特瑞克发表了对日本赔偿问题新的调查报告。

斯特瑞克报告反映了与鲍莱计划完全不同的思维理念：

鲍莱计划关心的是剥夺日本的工业能力，而斯特瑞克报告则强调应使日本经济自立；鲍莱计划主张日本不仅有能力负担广泛的工业赔偿，而且亚洲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必须以日本赔偿为起点；斯特瑞克报告则认为日本没有任何过剩的工业能力，不仅应保留其现在全部工业设备，甚至如有短缺，美国还应对其援助。

斯特瑞克提出，美国应放宽有关对日赔偿政策，允许日本从国外进口原料，以实现日本经济自给自足；还应允许日本1950-1951年的工业水平恢复到相当于1935年的水平，斯特瑞克和鲍莱的主张正好相对立，4月7日，三部协调委员会、盟总的代表及鲍莱、斯特瑞克两个赔偿问题调查团代表在五角大楼开会，专门讨论赔偿问题。

由于各方意见冲突，三部协调委员会决定先将赔偿问题悬置，不对具体赔偿数额、方式等作规定；同时，考虑到远东委员会各国的要求，准备先执行一个先期拆迁转移计划，赔偿转移的额度大约相当于中间赔偿计划的30%，以暂时满足中国、菲律宾、荷属印支（印尼）、英属缅甸、马来亚等亚洲受害国赔偿要求，三部协调委员会决定将先期拆迁转移方案向远东委员会提出。

不过，斯特瑞克报告的出台，显然已是华盛顿准备转变对赔偿问题态度乃至对日占领政策基本观念的重要信号。因为斯特瑞克报告不仅提出了放宽赔偿限制的问题，还主张应该停止为使日本民主化而进行的一切改革，以免为迅速实现日本经济自立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这样，就使得有关日本赔偿问题的争论，不单涉及如何惩罚日本的战争行为，赔偿多少以及怎么赔偿的问题，而且还与转变中的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直接联系在了一起，事实也正如此。自1947年春天开始，在杜鲁门政府的内阁会议讨论中，已经从经济和对苏战略两方面的考虑出发，提出了改变对日占领政策的目标方向的尖锐问题，最早鼓动此种观念的，便是海军部长福勒斯特。

5、扶持日本政策的出台

3月初，内阁会议讨论因希腊问题引起的普遍经济危机时，福勒斯特就表示，为了在遏制苏联的竞争中获胜，必须像战时一样，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此，美国应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商界寻觅人才，恢复商贸及工业，也应尽快让日本和德国恢复经济运转，福勒斯特此论点受到商业部长哈里曼、农业部长安德森、陆军部长帕特森、副国务卿艾奇逊，以及前总统胡佛等人的支持，在3、4月的内阁会议中，杜鲁门政府对美国占领德日的成本和占领政策方向进行了反复讨论。

讨论中提出，除非取消对德国重工业的限制，否则欧洲永远不能脱离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的问题。福勒斯特指出，不恢复其经济，占领地区将会吞噬美国的资源，妨碍邻国的经济恢复，并会最终落入苏联控制。他强调，欧洲的德国应当恢复其工业的理由对亚洲的日本也同样适用。

这些讨论的结果，反映在了5月，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克利夫兰发表的公开演讲中。

艾奇逊向世人昭示了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美国准备重建欧洲和亚洲“两大工场”——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决心。

实际上，整个1947年上半年，华盛顿都在做转变对日经济政策的准备。3月，国务院马丁小组关于日本经济问题的工作报告出炉。马丁报告指出，日本的经济复兴是解决目前整个东亚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关键，但是，由于世界贸易方式的转变和全球性美元短缺，日本不可能靠自身能力重回世界市场，实现经济自立。日本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主要是其生产面临诸多限制，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报告指出，要开动日本机器，不仅必须解除对其生产的诸多限制，降低赔偿，而且还需以美国的投资作为经济启动，报告估计美国大致需要在两年内投资50亿美元，先行向日本提供原料进行生产，将日本生产的产品出口到东南亚，才能以此带动起整个东亚经济的复兴。

在制定援欧马歇尔计划的同时，三部协调委员会也开始基于为把日本重新建成“亚洲工场”的考虑，制定对日经济援助计划，并将其作为对外援助总体计划(SWNCC360)的重要组成部分，SWNCC360准备对日本实施阶段性援助，以扩大日本进出口贸易为核心，把全部远东国家都作为日本潜在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目标是通过复兴日本来带动亚洲其他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7月，国务院根据马丁小组的建议，率先向三部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与马歇尔计划相似的日本复兴计划(SWNCC381)，力陈减低赔偿要求并放松对日本重工业生产限制的重要性，并建议先提供5.5亿美元的援助，使日本在1950年左右经济自给自足。

同时，陆军部也在拟定有关复兴日本经济的具体计划。

总体上，以斯特瑞克报告的发表为始，华盛顿很快便就转变对日占领的经济目标有了普遍共识，准备立即停止对日本经济压制和限制的做法，而考虑从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扩散的目的出发，对可以发挥“亚洲工场”作用的日本进行帮助和扶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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