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被历史车轮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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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胡适在安徽与江冬秀完婚，两年后长子出生，取名“祖望”（又名“思祖”），是为了纪念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921年12月17日，幼子思杜出生，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适与江冬秀

胡适为国家奔忙，长子思祖经常跟在身边，幼子思杜经常跟在江冬秀身边。

一般父母都比较疼爱最小的孩子，胡适也一样。保存下来的胡适给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许多父爱的语言，而且几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儿子给自己写信的内容。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小学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

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

胡适与年幼的胡思杜

在罗尔纲晚年著的《胡适琐记》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说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少年：论举止行为，对老保姆杨妈、在他家做杂役的小二，亲如家人，一点也没有阔少的架子；论天资，两天能看完《水浒传》，又唱得一口郝寿臣的好戏；论思想觉悟，小小年纪就“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非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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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朋友，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就读。

胡思杜随母亲避难上海，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青年时在上海坠落过一段时期，他怕幼子蹈他覆辙，于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学院就读。

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据原清华大学校长，也是胡适友人的傅斯年说：“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随父亲的朋友回到北平。”

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胡思杜回国后，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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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出动飞机接走在北平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

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只是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好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之后夫妇二人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到了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这一别，夫妇二人直至老死，也没能再见幼子一面。

1949年1月，胡思杜调到北大图书馆，为胡适留下的书籍编目。9月起，胡思杜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

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1500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但这样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

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已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

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

胡思杜在文章里有些话是很伤人的，直接将父亲胡适斥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说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并开列了这位“战犯”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蒋介石专门邀请胡适吃饭，并拿出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不料胡适竟笑着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适这番话多少有点无奈和自嘲，而且他也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后来他将剪报贴进日记中，批注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羁绊地投入新社会去了。可是，他估计错了。

对胡适的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

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

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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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的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都不愿意了，直到三十好几还是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

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一昔风云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夜晚，上吊自杀了。

他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600多元钱，公债券200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胡思孟赶到胡思杜所在单位，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

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他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5月，当胡适正在台湾作完关于“五四”的广播时，5月4日这天，也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思杜“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将信将疑。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遽死。

胡适和江冬秀至死都不愿相信思杜已死，在胡适的葬礼上，江冬秀问大儿子思祖：“思杜儿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思祖想了想，对母亲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

江冬秀大吃一惊，问思祖消息出处，思祖答是从美国听中国内地来人讲的，他怕父母伤心，一直也没有报告给他们。江冬秀听到噩耗，昏了过去。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后，他被组织上重新审查，以错划为右派平反昭雪。

一个时代的悲剧，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