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

王学泰（1942-2018）在家中（2016年6月19日下午）

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

文/王学泰 张弘

“游民”将一切都工具化了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游民意识是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性，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中国人灵魂中都有游民意识。那么，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特征是什么？

王学泰：游民对自己的未来不相信，对原则不相信，他只相信得到手的利益，北京过去拉洋车的有一句话，吃到嘴里的窝窝头才是真的。

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

人类追求的目标说到底就是两个：一个是短浅的，一个是长远的。短浅的就是眼前利益。

游民就追求短浅的。因为他想不到那么长远，今天晚上的饭还存在问题，你跟他讲五年后怎么样不现实。

追求短浅的目标一旦成为习惯，就会将一切都用工具化，只要能实现自己的短浅目标就去做。

凤凰评论《高见》：就像柏杨提到的“酱缸文化”提到的那样？

王学泰：对，因为长期生活在柏杨先生所说的酱缸文化里，人们很容易受到污染。每个知识人都应该警惕，别被游民意识所污染，不能把一切都工具化，美好的目标一定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实现。

同样，也不能无视民众现实生存状态，把美好的目标推得特别遥远。正像海涅的诗说的，“你把未来的幸福许给了我们的子孙，那你给了我们什么。”

秦始皇开始中国进入皇权专制社会，两千多年来，统治者折腾来折腾去，皇权专治完全忽视了个体存在的价值，个人追求被压制了。

治乱循环，压迫至极导致的乱，也是缺少目的的乱，除了杀人放火、摧毁社会积累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外，很少有其它追求。直至近世欧风东渐以后，造反才逐渐有了目的性。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平面封面图

凤凰评论《高见》：你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提到了韦小宝，他显然有着深厚的游民意识，与贵族气格格不入。

王学泰：对，我总结了四条游民性格：第一，游民具有天然的反社会性，希望天下大乱，他才能改变自己处境和地位；第二，有主动进击精神，主动向别人进攻；第三，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第四，游民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宗法文明，而当时又没有其它文明的存在，游民更趋向返回原始的野蛮。

《左传》中记载的历史，已经是礼崩乐坏、贵族社会解体了，《孙子兵法》就是一个标志。

贵族社会打仗，本来讲规则的，而《孙子兵法》作者以取胜作为唯一目标，认为“兵以诈立”“兵者诡道”。

战争只是少数人的游戏，不能作为社会的普遍规则，阴谋就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手段。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吃藏族人的奶要留点钱，为什么要赞美？吃东西给钱，在正常社会理所当然。但红军长征是处在战争状态下，在战争中还遵守正常社会的规则，所以要赞美。

解放之后，阶级斗争就把战争的手段推到全民去了。毛曾讲阶级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大家伙互相猜疑，人和人之间要互相斗，斗争的胜利者不是更善良。最后，人与人之间都缺乏诚信。全民互斗的结果，必然导致游民意识泛滥。

凤凰评论《高见》：去年年底提出一个政策，争取要把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居民。但是步骤特别缓慢，比如说农民工在北京，孩子不能方便地上学，不能在北京平等地参加高考，享受不到北京市民的福利待遇。一些学者很担忧，老一代的农民工年纪已经大了，有的可能就回老家了。但是，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长大，农活干不了，城市又不接纳，这会造成潜在的问题。按照你的游民研究，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游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学泰：农民工年轻时抱着希望到城市来，等到老迈还乡，他们二三十年所创造的财富，自己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什么，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但他们得到的，和他们应该得到的相差太远。所以国家要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不能以加强城市管理的名义排斥农民工。

中国笑话史

作者：王学泰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4-10

游民意识让群众运动变得可怕

凤凰评论《高见》：前几十年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比如三反五反，文革等，都可以归结为游民文化的产物？

王学泰：社会运动，特别是暴力推动的运动，有时是反文明的。不仅游民反文明，底层社会都有这种反文明的倾向。当然底层社会也可能因为没文化而向往有文化，但是文化跟钱不一样，打土豪分田地，把财产弄过来，这个很好做到。毛那会说，我们都共产了，他们头脑和知识不能共产，所以就改造。有些人真相信改造。

社会底层的民众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他们的同情心被磨钝了。革命了那么多年，但他们从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把革命理解为经济、社会变革乃至文化的蜕变，而是与具体的人挂钩，把变革社会的激情化为对个人的仇恨。

对所谓“革命的阻力”“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这与缺少同情的游民十分契合。

上海资本家跳楼自杀，有人说，“今天又多了几个空降部队”。那时自杀，叫“自绝于人民”，不仅没有同情怜悯，而且“要像冬天一样严酷”，如果有人稍显同情的，就会被认为丧失了阶级立场。

凤凰评论《高见》：这本身也很可怕。

王学泰：张闻天1953年到山西调查，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对他说“不论搞什么运动都要死人。”“在扫除文盲的运动中，就有一个老太太上吊了。我们要消灭文盲，她以为消灭就是弄死。她说‘不要你们消灭，我自己把自己消灭算了’，结果还真上吊死了”。群众运动之所以可怕，就在这儿，也就是它的盲目性，容易流于极端。

从中国思想史来看，最早重视人的是周民族及其思想意识的继承者儒家学派，这就是周情孔思的核心。然而周孔重视的“人”是人类，即作为群体的人，在儒家思想里个人只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其维护的是这套体制。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传统当中缺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这个判断是十分正确的。这套宗法意识直至现在也没有消除干净。

凤凰评论《高见》：其实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王学泰：前二三十年，人们批判“造神”，可是忽视了“造奴”，其实“造神”与“造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历来“神”特别是人间神，都是依靠奴而存在。

现在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有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这不等于没有奴隶，宗法网络中的个体都是广义的奴隶，因为它有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幕和宗法，让人个性萎缩，乃至对这个网络依赖了两千年。

直到“五四运动”，一些进步人士才认识到自己原来是宗法的奴隶，所以鲁迅提出要立人，也就是要建立对个体价值的认知和尊重。

后来，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揭示宗法家庭的非人性、腐败及其吃人的本质，青年一代在“五四”思潮影响下开始觉醒，追求个性解放。

宗法人受到儒家思想的约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宗法社会中儒家文明几乎是唯一的文明，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并没有建立新的文明，游民所建立的人际关系，还是模仿宗法式的，但他们几乎等于告别了文明，宗法社会对他们的影响也停留在人的生存本能上。

凤凰评论《高见》：你认为该怎么采取什么态度？

王学泰：现代社会应该对儒家抱批判态度，但也不能像文革那样搞“批儒评法”，对儒家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儒家思想能够有持久的影响力，必然有它的魅力以及超越宗法制度的一面。

例如中庸思想。传统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不仅限制了其眼界，也决定了其胸怀，从而很难做到中庸。

孔子甚至说“天下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不可能也”。但不能因为“不可能”，中庸就失去了意义。宗法社会中中庸还是作为精神价值为民众所尊重和追求，可是脱离宗法的游民，往往反中庸。

游民长期处在贫困中，这种生活使得他认定，一个好东西，可以通过简单方法去得到，极端主义就是便捷的道路。因此，孔子说的中庸，有恒产、教养和一定的胸襟的人才能接受。

中庸之道听着庸俗，然而它是天下之“达道”也。如果说世界普世价值，各种文明对它都有贡献，华夏民族就为世界提供了中庸。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封面设计展开图

过早结束科举加剧了百年动乱

凤凰评论《高见》：你曾经批评儒家，它论及君子和小人的时候，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用了双重标准。

王学泰：对统治者它就用软标准，要修养，要正心诚意，要致知，等等。

但是，对于被统治者，对于农民、工人、商人，要是不种地、不做工、不纳税的话，就不是用“修其身”“正其心”“诚其意”“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来解决问题了。

用韩愈的《原道篇》话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非常简单，就是杀头。虽然韩愈作为儒学家是不合格的，《原道篇》的儒学观点也很粗糙，但《原道》所阐述的确是儒家的精髓。

儒家的许多观念，如忠、孝、悌、义等都是通过情来推动才更有力量。杜甫的诗就具有这种力量。情感被艰难的生活磨钝了的人，不太容易接受儒家。

游民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也不容易接受儒家。比如李逵，你不能说他一点善心没有，李鬼说我有八十岁老娘，他就放了李鬼一马。后来知道李鬼骗他，便赶尽杀绝。

王学泰《中国笑话史》封面设计展开图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说，游民生活在社会底层，但是他希望社会剧烈的变化，产生很大的社会冲突，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机会趁机而起。

王学泰：是的。游民群体最大的时代是在清末。后来，社会动乱不断，我有一个想法，这和中国在1905年过早结束了科举制度有关。

因为中国人读书跟外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读书，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

科举结束以前，读书人的培养方式大多是自学（学校除了私塾外，很少有做系统教学的），小学生从识字念“三、百、千”开始，待熟读了四书、开笔作文，到进考场。

只要到县里参加过考试，哪怕三次考试都给刷下来了，也算“童生”了，县学里就有他的名字了，死了写墓志铭的时候就可以写“业儒”了。如果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不管多博学，死了顶多写个“布衣”，因为县学里没有他的名字。

那时大多数人参加科举考试，目的就是捞个秀才，不敢奢望考举人，更不要说进士了。

做了秀才，身份就跟一般平民不同了，免国税，到县里见了县太爷不必下跪，清代的秀才帽子有了顶子（铜顶子），就要改造门框，增加高度，所谓改换门庭了。这些现在看来无足轻重的东西，当时的确是一种身份标志。

1905年结束科举之后，中国开始兴办现代教育，这是一种工厂化的培养制度，批量地出产各种人才。

科举时是手工作坊式地培养读书人，一个县的秀才也就一二十个，举人能出两个就不错了。刚办新式小学、中学时，人们将小学毕业比作秀才，中学比作举人。一个县里至少有两三座小学、一所中学。这样培养出了很多读书人，但又没有一定的渠道来接纳他们。

本来，他可以好好在家做个农民，或者在家乡的宗族团体中做个骨干，如果中一个秀才的话也很不错。但是，在新式教育下，他成了小学生，这些荣誉全都没有了，而且小学生的数量大幅增长，除了老实的，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容易骚动起来。

“水浒”识小录

作者：王学泰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

凤凰评论《高见》：清末的知识人，在上升通道、个人出路、自我认同等方面，与皇权专制时代的知识人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

王学泰：六年小学毕业，那会儿比作秀才；六年中学毕业，比作举人；再四年大学毕业，比作进士。

西方人办学校，学生从学校毕业，有工厂和企业招录他们，我们当时没有啊。科举取消，现代教育过早地让很多人具有了知识人的身份，社会又无法吸纳他们。

中国近百年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全都进入中国，要试验试验。当然，这跟外国思潮的流传有关。但是，也跟过早地结束科举、兴办现代教育，又没有足够的出路安排这些人有关系。

陈独秀、李大钊、章士钊这些人游走于高层，而底下人因为生活贫困，很容易投身于社会运动。

（本文原题为《王学泰：游民意识在现代社会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一切都工具化》，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少数派文存 ）

中国笑话史

作者：王学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4年9月

王学泰《中国笑话史》系作者生前唯一遗作，是目前唯一一部以中国笑话发生、发展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作者以详实的文学、历史资料为依据，论述了中国自西周以来，笑话的发生、发展的历史。笑话作为一种文体，如何从最早的《诗经》《左传》《国语》《易》等文学、历史文献中所记录的笑事，逐步发展、演进至笑话的萌芽时期、笑话的附庸时期，和笑话的自觉时期。全书以萌芽时期、附庸时期、自觉时期理清了笑话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以及隐藏在笑话表象背后的社会形态等社会学问题，资料翔实，论证缜密，为后人继续研究这一专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填补了笑话史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上的空白。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作者：王学泰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3-04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一本介绍中国古代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关系的书。本书以被学术界忽视的游民及游民文化为核心，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成员的地位”“城市游民群体的形成”“江湖艺人与通俗文艺作品”“游民情绪与游民意识的载体”等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与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社会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水浒”识小录

作者：王学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19年6月

《“水浒”识小录》是作者关于“水浒”做的一些思考。作者采用了笔记体的方式，专门选择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观点进行阐述，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作者对《水浒传》和有关“水浒”故事的个人见解。其视角新颖别致，观点以小见大。如从朴刀、杆棒、武学生、山水寨、流放等细微处着眼，演绎游民文化传统下社会的运作思维与方式；其立论严谨，叙述生动，以考评方式将“水浒”中的细枝末节处与当时的整个江湖巧妙连接。

家喻户晓的《水浒传》读者数以百万计，评论《水浒传》的书籍汗牛充栋，但以王学泰先生的视角与方式来考评的，却鲜有论者与相关书籍。该书融知识性、趣味性、新颖性于一体，是一本考评《水浒传》的非常有趣的书。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2003年退休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14年12月被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授予“食文化终生成就奖”。著作有《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水浒·江湖》《水浒”识小录》《中国流民》《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饮食文化史》《盲目与盲心：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式幽默》《燕谭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重读江湖》 《采菊东篱下》《坎坷半生惟嗜书》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

本文转载自“纯粹Pura”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