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七敌后,他瘫坐在残垣前喘息,听到脚步声,他手一探,心头一凉,这是张树义生命里最险的一刻。
房子山血战
1939年3月,河北灵寿县房子山,夜黑风冷,山路蜿蜒,杂草枯黄,张树义趴在石头后,双手握紧刺刀,汗水打湿棉衣。
他身后是村子,前方是日军据点,他得摸进去,把敌情带出来。
张树义身高一米八,肩膀宽阔,脚下步子却轻,他穿着破棉袄,扛着一捆柴火,腰里藏着匕首,外面绑了两根稻草,他走过田埂,夜风吹得稻草簌簌响。
土路尽头,站着两名日本兵,一人端着三八式,另一人低头翻地图,张树义走近,低声说了句“老乡给你点柴火”,脚步缓慢,不敢抬头。
日本兵抬眼看他,没吭声,张树义突然出手,左手抄起柴火,右手刺刀直插胸膛。
第一名日本兵踉跄倒地,另一个还没反应过来,张树义顺手抽出三八式枪托猛砸,脑浆迸溅,两人倒地,喉咙里只发出几声喘息。
他喘了口气,把两支枪背到身后,摸黑撤回。
三天后,房子山炮火连天,张树义带着民兵三十人死守阵地,他们只有五十发子弹和三十枚手榴弹,敌人有机枪,有迫击炮。
张树义指着前方:“全给我扔出去!”手榴弹像石块一样被砸向敌阵,爆炸声、尖叫声连成一片。
弹药打光了,手榴弹投完了,张树义站在塌陷的战壕里,双手攥着刺刀,眼神死盯着山下的鬼子。
日军穿着皮靴,排成散兵线,一步步逼近,血腥味弥漫在空气中,张树义咬着牙,喊了一声“冲啊!”冲在最前面。
第一名敌人刺刀扎来,他侧身一躲,刀锋划破棉衣,他反手一刺,刀刃扎进对方腹部。
第二名敌人举枪,他低头猛撞,把人撞倒在地,夺过枪托连砸三下,鲜血溅到脸上。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每一刀都扎实,每一下都用尽全力,张树义眼睛红了,双腿发软。
第七名日军扑来时,张树义已经气喘如牛,衣服被血染透,他靠着一堵残墙,手里刺刀锈迹斑斑,刀刃卷了口。
第八个敌人是个军官,脸上有刀疤,腰间挂着指挥刀,他举刀扑来,张树义想站起来,腿却发软,几乎跪下。
他往后一靠,手指摸到一块碎石,他灵机一动,故意后仰,把刀疤军官引过来,对方刺刀直刺他胸口,他猛一偏头,刀锋插入土墙。
张树义反手一刀,从下颚划上去,血溅到脸上,灼热刺鼻。
他靠着残墙,喘着粗气,血顺着脸颊往下流,房子山下,战斗还在继续,尸体横七竖八,战场弥漫着焦糊味和火药味。
这场仗,张树义杀了八个,活下来的民兵不到一半。
张树义的抗战人生
张树义生在河北灵寿,出身贫苦,靠打猎为生,1937年,日军进村,张树义家在村头,最先着火,妻子抱着孩子躲进后院,张树义当时不在家,赶回时,院子里已经血流成河。
孩子被刺刀钉在墙上,妻子倒在井边,衣服被撕烂,尸体散落在院子里,炕头上,连鸡犬都没剩。
老猎人王狗子带着几个人埋尸,手指发抖,说:“树义,这帮鬼子,连三岁孩子都不放过。”
张树义那天夜里没睡,眼神呆滞,第二天,他去了灵寿县,找到八路军,那年他三十一岁,身材魁梧,肩膀宽,手上有老茧。
部队看中他的身板,把他编入机枪连,机枪重,得有力气扛,他练得勤,刺刀也练,他用一根老榆木桩绑在院子里,每天扎一百刀,风雨无阻,胳膊练出一块块青紫。
1938年,龙泉关战役,张树义带四挺机枪,守一个小山头,山头是关键点,炸弹炸一次,土石滑一次,他们守了三天,敌人打了七次冲锋。
第一天,子弹管够;第二天,子弹少了;第三天,子弹干脆没了。
张树义扛着机枪,不断移动,防止被敌人瞄准,他的棉衣烧了个洞,后背血迹斑斑,炮弹炸塌了战壕,他从土堆里扒出来,嘴里全是血泥。
战到最后,机枪打成了哑炮,张树义扔掉枪,拉出刺刀,刺到最后,刺刀也崩卷了,他捡起石头,砸日军的头。
敌人从他身上踏过去,他抓住敌人脚脖子,咬住腿筋,把人拖倒,血糊住眼睛,耳朵里嗡嗡响。
战斗结束时,张树义昏倒在山头,身下是冻硬的土块,醒来时,双腿已经没了。
医生告诉他,两条腿都得锯掉,不然伤口会腐烂,张树义咬着麻布,脸色苍白,手指抓破床单,没吭一声。
1940年秋,他回到老家,躺了三个月,伤口结痂,腿没了,只能靠木墩走路,他不肯领救济粮,不肯要抚恤金,他说:“我是八路军,死也值了。”
断腿之后,他用木墩子凿开了水渠
张树义的腿锯了,他没卧床,一根门板锯成两个木墩,他把布条一圈圈缠在膝盖,杵着走,膝盖磨破了皮也不停。
他住进旧窑洞,靠墙一口炉子,别人说他是废人,他不说话,后来,他下地干活了。
灵寿旱,最缺水,解放后,张树义跟县里报了申请:打算带人开一条水渠,从西山山脚引泉水到村里,全长九里多,翻三道岭,穿四道沟。
县里说:“你腿都没了,怎么带头干?”张树义回一句:“你看着。”
春天,雪水刚化,他在西山上打第一锄,山上是乱石坡,石头缝里长着荒草,他一锄下去,火星溅出,铁锹缺了口。
他用手扒,用钎子撬,撬断两根钢钎,手上全是血泡,皮掉了,露出红肉,他拿布包上,继续干。
头一周,没人来,第二周,来了五个老兵,都是以前的战友,有的手指没了,有的眼睛瞎了一只,张树义看见,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们凿山,用钢钎、铁锤,一寸寸往前掘,每天不到五点就出门,晚上点油灯画线。遇到风雪天,张树义把木墩绑紧,防滑,他的膝盖一度磨穿,骨头都露了头。
渠线穿过一处岩缝,没人敢炸,怕塌方,张树义自己抬着炸药上去,他动作慢,炸药挂在背后,一步一步爬。
到了洞口,他先敲了三下岩壁,找准缝隙,用手指把火药塞进去,他说:“三十秒,我能下来。”
点火绳拉长,火一蹿起来,他转身跳下,木墩卡住,差点摔进沟里,他爬起来再跳,滚了几圈下到坡底。
炸药响时,整面山壁都抖了,尘土漫天,飞石打到他后背,鲜血直流。
渠通那天是1946年1月,泉水哗哗流下来的时候,张树义坐在沟边,脱下棉衣,露出瘦骨嶙峋的上身,他的膝盖包着厚厚纱布,木墩上血迹斑斑。
那年,张树义已经四十岁。
他死时,身边没有亲人,只有一顶旧军帽
张树义没再结婚,有人劝他,说村东头王寡妇愿意照顾他,他摆手:“我腿没了,干不了活,结啥婚?”他靠开荒种地、挑水卖菜养活自己,也给村里拉粪、修房、种树。
他最爱穿的,是那件旧军棉袄,肩头破了,用麻线缝的,颜色发褐,村里孩子问他那是什么,他不说话,只拍了拍胸口,眯眼笑。
1983年,他查出肺病,咳嗽不止,痰里带血,医生说太晚了,肺已经硬了,他住进村卫生室,床是木板铺的,窗子漏风。
清明那天,天阴,有人来看他,他让人把旧军帽递来,盖在胸口,他说话费劲,只说了一句:“我在这儿,没走远。”
四月初八夜里,张树义去世,那天夜里雨大,屋檐滴水,一直到天亮。
入殓时,他穿着那件旧军棉袄,木墩还套在腿上,村民把他埋在房子山下的旧战场边上,坟前立一块石碑。碑上没写官衔,只有五个字:“张树义之墓”。
1985年,灵寿县民政局将他列入烈士名录,碑重立,写入战斗经历、伤残等级和生前贡献。
每年清明,村里孩子都会来扫墓,有的会问:“他当年,真杀了八个日本兵?”
村长说:“不是八个,是七个半,最后那一个,他连刀都举不起来了,是引着人自己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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