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诞生：忧郁、矛盾、愤怒

选自朱迪斯·巴特勒《生产·第八辑》（哀悼与忧郁）何磊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一

在《哀悼与忧郁》（“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中，忧郁最初似乎是一种异常的哀悼：沉溺于忧郁的人否认自己失去了某一对象，并且拒绝悲伤、拒绝哀悼。逝去的对象（“逝者”）可能是他人，也可能是理想；而所谓哀悼，正是为了摆脱自己依赖逝者的情感（attachment）。

这一对象神秘地得以保留，成为此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其结果则是：忧郁似乎遮蔽了社会世界，并由此出现了一个矛盾的内在世界。如何依据社会领域解读忧郁？[1]具体而言，社会如何管控精神世界？如何据此理解忧郁？对此，我们没有现成的解答。

然而，要想说明忧郁，我们就必须说明：精神世界与社会领域究竟如何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因此，忧郁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领域如何建立、如何维持；我们终将认识到，社会领域之所以能够形成，不仅需要利用人们的精神世界，还需要使之受制于一系列忧郁的矛盾心理。

于是，忧郁让我们回想起“转向”：这一比喻开启了精神的话语。在黑格尔哲学中，“转向自身”意味着禁欲与怀疑论式的自我反思，而这正标志着“苦恼意识”（unhappy consciousness）。

在尼采哲学中，“转回自身”意味着收回或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意味着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某人因感到羞耻而退缩。在阿尔都塞哲学中，行人转身面向法律的召唤；这既是自我屈从的转向，又是自我反省的转向——在“转向”的那一刻，行人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法律塑造了他的“自我意识”。

依据弗洛伊德关于忧郁的解释，一旦爱慕失去了对象，它就会使自身同时成为爱慕、憎恨乃至敌意的对象，自我于是“转向自身”。然而，以自身作为对象的“自我”究竟是什么？使自身成为对象的“自我”与身为对象的“自我”是否相同？由于“自我”不大可能出现于忧郁之前，所以这一“自我反思”在逻辑上不能成立。面对失去，忧郁的回应以“转向”为标志，它使自我转向自身，成为自身的对象；只有转回自身，自我才能成为自身的可感对象。此外，在忧郁症中，依赖原对象的情感转向自我，而在转向的过程中，上述情感依赖经历了根本的改变。由对象转向自我的过程中，爱慕变成了嫌恶；不仅如此，自我也成为了“心灵”的对象（psychic object）。

人们有时候会将这一精神空间称为“内在”空间，事实上，这种表述方式正是依据了忧郁的“转向”。

由对象至自我的转向过程产生了“自我”，自我取代了逝者。这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产生”：其产生原因正是意图替换逝者的心理冲动。在忧郁症中，自我取代了对象；不仅如此，这一取代过程还将“自我”树立为应对“失去”的必要反应或“防御”措施。由于自我（ego）是“其遗弃的‘对象投入’（object-cathexes）之凝结”，它也就成了“失去”历程的沉淀产物；自我是长期替换关系的沉淀，也是“自我”（self）从比喻功能成为本体效用的转变结果。

然而，自我无法成功取代对象。相较于逝者，自我是拙劣的替代品。它无法完全取代对象，因为它终究只是替代品。自我的困境导致了“矛盾”（ambivalence），而矛盾正是忧郁症的特征。由对象转向自我的过程永远无法彻底完成；《论自恋》（“On Narcissism”）的导论中指出，此过程将按照对象来塑造自我；转向过程还涉及到一个无意识的信念：自我可以补偿所失。

事实上，自我无法完成这一“补偿”，于是它就暴露出自身脆弱基础中的断层。

我们是否接受这一说法：自我由对象转向自身，换言之，如同转动方向盘一般，自我将自己的激情由对象转向自身？转移投入的“自我”与成为对象的“自我”，两者是否相同？自我成为对象，它是否因此而经历根本改变？“投入”（investment）与“情感依赖”（attachment）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放浪不羁的欲望：无论对象如何，它总能保持活力？表面上，“自我”开启了“转向”、转移了“情感依赖”——而事实上，是否正是这一“转向”产生了“自我”、塑造了“情感依赖”结构呢？

这一转向是否可能？“转向”试图补偿的“失去”无法弥补，对象也无法修复；事实上，“失去”成了一个晦涩难解的前提条件，它使“自我”得以产生。自我知道有所失去，因此从一开始，“失去”就困扰着“自我”，而它也建构了“自我”。弗洛伊德指出，哀悼“宣告”了逝者的“失去”或“死亡”，而忧郁症却无法“宣告”失去。[2]忧郁症正是否认“失去”的产物。“失去”先于语言、先于“宣告”，它正是语言的限制条件：只有将“所失”排斥于语言之外，语言才可能产生。因此，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最终承认，忧郁症使哀悼得以进行。

无法宣告“失去”，意味着自我已经“撤销”或“吸收”所失之物。显然，情况并非如字面所示：自我将对象“吸纳”入自身，仿佛自我是某种先于忧郁的避难所。心理学话语假设了一种稳固结构，并且假想出心灵的“内在世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此类话语未能把握要点：正是由于忧郁，“心灵”（psyche）才成为“内在”；正是因为忧郁，人们才能运用此类“地形结构”比喻描述“心灵”。

由对象至自我的转向过程区分出对象与自我、外在与内在；“转向”标志了区分、分离与失去，“转向”塑造并开启了“自我”。因此，尽管这一转向无法用“自我”取代“对象”，但是它却足以表明并维持“自我”同“对象”的区分。于是，所谓“自我”与“对象”、“内在”与“外在”的区分，看起来是“转向”假设的区分，实则正是它所产生的区分。

如果尚未成形的自我可以由对象转向自身，那么它似乎就必须由尚未成形的外部现实转向内心世界。然而，这种说法无法说明，其解释所凭借的“内”、“外”部区分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我们无法脱离忧郁的背景来理解所谓“内”、“外”部区分。在下文中我想说明：忧郁症如何催生“内在世界”，它如何产生一系列“地形结构”式的虚构想象，藉此塑造心灵世界。

如果说，忧郁的“转向”区分出了“内”、“外”部世界，那么，忧郁症就在心灵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树立了可变的边界。我希望向大家揭示：这一边界依据了主流的社会管理规范，它划分并控制着人们的精神领域。

二

借助“转向”比喻，爱慕、欲望或力比多情感将自身作为对象，这一说法再次说明了“主体形成”过程（subject formation）在比喻意义上的开端。

弗洛伊德在文中假设，“爱慕某一对象”发生在先，只有在失去对象时，才会出现忧郁。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这一说法就不难发现，弗洛伊德已经阐明：没有忧郁，就不可能有自我；而且，自我的“失去”建构了自我。从一开始，能够解释这一关系的叙事语法就极度令人困惑。

忧郁症不是一种可以轻易复述的精神进程，我们无法凭借合适的解释框架来复述它。我们能够提出的任何解释都不足以说明忧郁症的精神进程。之所以如此，因为忧郁症已经表明，我们能够运用“内在”比喻说明精神世界，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忧郁症的产物。

忧郁症为精神制造出一系列空间比喻，如“保护地”、“避难所”乃至厮杀角力的“竞技场”。

此类比喻无法“解释”忧郁症：它们正是忧郁“无中生有”的话语效果。[3]关于良心，弗洛伊德的观点让人想起尼采探讨良心形成过程时的说法；弗洛伊德认为，良心是一种“力量”（agency）、一个“机构”（institution），忧郁产生并巩固了良心。

弗洛伊德在文中试图区分哀悼与忧郁，尽管如此，他所描述的“忧郁”却一直难以同他所谓的“哀悼”区分开来。例如，他最初认为，哀悼可能是“对失去爱人的反应，或者是对失去某种抽象事物的反应。这种抽象事物取代了人的位置，它可能是某人的祖国、自由、理想等等”（第243页）。起初，似乎有两种哀悼：其一，逝者是人，逝者是现实中的人；其二，逝者是真实个体之中的理想，逝者乃是理想。随着行文的展开，理想的失去、“一种更为理想化的失去”似乎开始同忧郁症联系到一起。然而，在哀悼中，逝者也可能是抽象事物或理想，这一抽象之物取代了失去的人。

没过多久，弗洛伊德就在后文中指出，“忧郁症也可以是对失去‘所爱’的反应”，而“（同哀悼相比，）我们能指出的不同之处在于，引发忧郁症的原因是一种更为理想化的失去。”如果人们可以哀悼理想的失去，如果理想可以取代失去的人或者失去的爱，那么，我们就无法主张：忧郁症之所以与哀悼不同，原因就在于忧郁症中的逝者“更为理想化”。然而，弗洛伊德又提出了新的区分方式，他指出：在哀悼中，理想可以取代人；而在忧郁症中，忧郁者“知道自己所失何人，却不知在其中所失何物。”在忧郁症中，逝者代表的理想似乎是不可知晓的；而在哀悼中，无从知晓的事物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理想——这一理想取代了人，并将其确认为“逝者”。

弗洛伊德称，忧郁症涉及“失去对象的事实退出了意识领域”。然而，由于哀悼也涉及取代诸如“家国”、“自由”之类的理想与抽象事物，显然，哀悼也是由“失去对象”引发的；而且，这是一种双重“失去”：既包括失去的人，又包括用来替换“逝者”的理想。在忧郁症中，理想遭到排斥，人们无从得知自己在逝者“之中”失去了什么；而在哀悼时，在失去理想的过程“中”，人们则很有可能无法知晓自己究竟失去了谁。

在后文中，弗洛伊德详细阐述了产生忧郁症的精神系统，并且进一步说明了，在忧郁中“失去对象的事实退出了意识领域”意味着什么。他写道，“力比多抛弃了无意识的对象呈现（Ding vorstellung）”（第256页）。[4]“对象呈现”并非对象本身，它只是力比多投入的痕迹；相较于对象而言，它只是替代物与衍生物。在哀悼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摆脱了对象的痕迹及其难以胜数的“链接”。

而在忧郁症中，由于存在着关于“对象”的矛盾，人们也就无法逐渐摆脱力比多情感依赖。相反，“围绕着对象，始终存在着无数独立的斗争，爱恨情仇厮杀角力；一种冲动试图不再向对象投入力比多，另一种冲动则又试图维持力比多对抗攻击的局面。”弗洛伊德指出，我们可在“回忆事物的蛛丝马迹中”发现这一奇怪的角力。

对于任一“自我”的爱慕情感而言，矛盾可能就是此类情感的特征；或者，矛盾可能“源自于极有可能失去对象的经历”（第256页）。然而，上述后一观点意味着：矛盾也可能源自于失去，而且，“失去所爱”的经历催生了针对对象的矛盾情感，以此作为告别对象的步骤之一。[5]果真如此，忧郁症（面对“失去”的矛盾反应）可能就与“失去”紧密相连，于是忧郁症中也就包含了哀悼。弗洛伊德曾指出，忧郁症源自于“失去对象的事实退出了意识领域”；对此，他依据“矛盾”详细阐述道：“由矛盾引发的所有挣扎都已从意识领域撤回，直到产生典型的忧郁症后果为止。”矛盾已经撤回（entzogen），它只能在忧郁症里表现：精神的各个方面处于矛盾的关系之中，而且各自怀有相互对立的态度。

弗洛伊德将矛盾的精神表现称为“自我的一部分同‘批判机构’（critical agency）之间的龃龉”；他试图藉此说明“超我”的形成过程，以及“超我”同“自我”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矛盾的出现先于“超我／自我”这一精神结构；矛盾的忧郁表现是“超我／自我”结构的前提条件。如果矛盾是忧郁症的特征，如果在退出意识领域之后，矛盾表现为“自我”与“超我”的对立，那么，我们就无法借助“超我／自我”这一结构来解释忧郁症。这一内在结构只能偏颇地解释忧郁症，因为它本身就是忧郁症的产物。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忧郁症能产生空间效果，它可以让时间翻转、凝滞，这就使“地貌”（landscape）成为其独具特色的产物。[6]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忧郁症产生了“地形结构”；我们不妨将此类“地形结构”视为心灵的“空间地貌”。

矛盾已完全从意识领域撤回，“直到产生典型的忧郁症后果为止”（第257页；bis nicht der für die Melancholie charakteristische Ausgang eingetretenist［第211页］）。忧郁症特有的“出口”或“起点”究竟是什么？弗洛伊德写道，“大家都知道，这就在于受挫的力比多投入最终抛弃了对象，只为退回自己最初的起点，回到它在‘自我’中的位置。”这段话的翻译不够准确，原文的意思是，忧郁症试图用“自我”取代“力比多投入”，它试图让力比多投入回到起点：抛弃受挫的力比多投入，只为了使它返归“自我”（aber nur, umsich auf die Stelle des Ichs ... zurückzuziehen），而“自我”正是这一受挫情感的出发点（von der sie ausgegangen war）。

在忧郁症中，力比多投入转向关注自身（um sich auf die Stelle des Ichs ...zurückzuziehen），换言之，自我使自身返归最初的出发点。自我中的这一“位置”同自我本身并不相同，但它似乎代表了力比多的起点与开端（Ausgangspunkt），也代表了力比多返归的忧郁所在。当力比多返回自身的起点时，当力比多返回它在自我中的“位置”时，它的忧郁领域就出现了。

弗洛伊德将力比多的回归称为“撤回”（withdrawl）：“收回”或“折返”（zurückziehung）；而在以下这句话中，他又将其称为“逃逸”（flight）：Die Liebe hatsich so durch ihre Flucht ins Ich der Aufhebung entzogen（第210页）。[7]译者蹩脚地将这句话译为“爱慕遁入‘自我’，因而免遭灭顶之灾”（第257页），译成“免遭灭顶”并不准确。德文“entzogen”在前文中译为“撤回”，而“扬弃”（Aufhebung）也是众所周知的难译术语——在黑格尔的哲学话语中，它包含了许多含混晦涩的意思：取消而不消灭；中止、保持、克服。爱慕逃逸至“自我”之中，它收回并带走了自身的扬弃形式与变化形式，使其成为精神领域的事物。在此，爱慕所逃离的“灭顶之灾”并非由外力造成；实际上，爱慕本身收回、带走了对象的毁灭，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毁灭。藉由哀悼，“扬弃”并未切断同对象的联系，它也未能改变对象；实际上，这一积极、否定、改造性质的“扬弃”运动进入了“自我”。爱慕遁入“自我”，其“逃逸”过程将“扬弃”从外部现实中撤回，并将其储藏至“自我”内部；它还开拓了一个内在的“地形结构”，从而使改头换面的矛盾在其中得到表达。于是，矛盾的撤回使“转变”得以成为精神事物；确切地说，矛盾的撤回制造出无中生有的“精神地形结构”。

在下一句话中，弗洛伊德又将此“逃逸”或“撤回”称为“回归”（regression），它让忧郁症得以在意识中重现：“在力比多回归之后，这一过程可以进入意识；在意识领域，它将表现为自我一部分同‘批判机构’之间的冲突（und repräsentiert sich dem Bewußtsein als ein Konflikt zwischen einemTeil des Ichs und der kritischen Instanz；着重字体为我所加）。”

力比多的“回归”包括力比多撤回意识领域，还包括矛盾撤入意识领域。我们可能会以为，这一“回归”是力比多无法表达的结果。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只有在撤回的前提之下，忧郁症才能成为意识。力比多的撤回或回归在意识中呈现为自我各部分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只有在撤回或回归已经发生的前提之下，自我才能呈现为包含各个部分的“自我”。

忧郁症导致了矛盾的撤回或回归；在表现为相互龃龉的自我各部分之后，矛盾进入了意识领域；而且，上述矛盾“表现”以撤回为前提——果真如此，那么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地形结构”划分也以忧郁症为前提。忧郁症让人们得以描述精神世界。在此，所谓“扬弃”指的是：重新爱慕对象的替代品，以此克服“失去对象”的遭遇，遭到撤回的“扬弃”重新出现，成为了精神世界的体现。“扬弃”是取消并保留对象的过程，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表示，它就是一整套“语词痕迹”（word-traces），“扬弃”成为了精神世界的精神分析表述。

为什么说，通过“无中生有”地炮制精神“地形结构”，忧郁症重现了一种本来无法描述表现的矛盾？忧郁症之中本来就包含了“重现”（representation）：“再度呈现”（re-present）无法企及它的对象。更准确地说，忧郁症是精神“地形结构”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以忧郁症为前提，产生了相辅相成的超我与自我，也产生了自我本身。尽管精神话语将“自我”描述成力比多的起点，而力比多后来又撤回了“自我”；现在看来，只有在“撤回”已经发生的前提之下，自我才能出现，才能成为意识的对象；只有在此前提之下，自我才能得到描述：无论精神话语会将其描述成出发的起点还是回归的终点。“撤回自我”这一说法试图描述忧郁症过程，而事实上，它本身就是忧郁症过程事后的回溯产物。因此，严格说来，这一说法无法描述一个尚未成形的精神进程；只有在忧郁的“撤回”发生之后，它才能出现，才能成为事后的描述。

最后一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哀悼与忧郁》乃至弗洛伊德其他文章中都充斥着精神“地形结构”，此结构的地位作用何在？尽管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应将其视为精神分析的解释工具，而不应将其理解为精神分析文本本身的征候。然而，弗洛伊德认为，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区别可以追溯至矛盾。矛盾首先从意识领域撤回，后来又作为精神“地形结构”重现于意识领域。在此结构中，“自我”分离出了“批判机构”。同样，论及超我的自责时，弗洛伊德也明确地将良心称为“重要的‘自我机构’”。

将良心称为“重要的‘自我机构’（Ich institution）”（第247页），弗氏显然运用了社会权力领域的概念作为隐喻。这种说法也显示，良心之确立、产生、巩固，实则位于更宏观的政治社会及其制度背景之中；不惟如此，我们也可以运用隐喻语言理解自我及其各个部分，此类隐喻语言为虚构的精神现象赋予了社会内涵与社会结构。

弗洛伊德在文章开头坚称，文中所探讨的忧郁症及哀悼具有毋庸置疑的“心理性质”（第243页）；尽管如此，他也提出了诸多社会概念作为隐喻。此类隐喻不仅描述了忧郁症作用的“地形结构”，同时也动摇了弗洛伊德的初衷：对精神状态进行“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描述道，“自我的一部分使自身同另一部分对立，对其进行批判评价，并将其当作对象。”依据他的说法，某种“批判力量”从“自我”中“分离”（abgespalten）了出来。这意味着，这一“批判力量”在此之前尚未同“自我”分离。“自我”分裂为不同部分，此过程究竟如何发生？它似乎是忧郁症过程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的其中一幕：力比多投入由对象撤入自我，由此出现了分裂为各个部分的精神世界，也透露出内心的矛盾心理与敌对状态。这种“地形结构”难道不正是它试图解释的现象之征候？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如何解释“内化”（interiorization）形成“心灵”（psyche）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分裂与对抗，对此我们又作何解释？精神世界的“地形结构”阐释源自于忧郁症、源自于情感依赖的撤回，它使对抗（评判的征兆）成为“地形结构”模型中的必备要素——这种阐释之中是否蕴含着社会话语的影响？

三

“忧郁症”指的是如下过程：自我失去了最初的外部对象或理想，它拒绝切断自身同这一对象或理想的情感依赖，于是将对象撤回，使之进入自我，并用自我取代对象，由此开创了“内心世界”；“批判机构”继而从自我中分离出来，并以“自我”作为对象。

在一节广为人知的段落中，弗洛伊德明确指出：“批判机构”针对“自我”的指责十分类似于“自我”可能针对对象或理想的指责。因此，自我同时吸收了针对对象的爱慕与愤怒。忧郁症似乎是“内化”的过程，我们不妨将其后果理解为某种精神状态：它实际上以自我取代了自己身处的世界。

因此，忧郁症的后果似乎就是社会世界的“失去”，而且，内心世界彼此龃龉的各个“部分”取代了外部世界社会成员的相互关联：“‘失去对象’变成了‘失去自我’，自我同挚爱之间的冲突变成了自我批判活动同‘自我’（认同已经改变了这一自我）之间的嫌隙”（第249页）。

综上所述，对象已然失去，自我将其撤回自身。这一撤入“自我”的“对象”十分神秘：它是某种踪迹，是对象的化身，却又不是对象本身——毕竟，对象已经失去。对象残留“撤入”的“自我”并非逝者的避难所，尽管人们有时会这样描述“自我”。“认同改变了”“自我”，换言之，由于自我吸收了对象，由于自我将自身情感投入转向自身，因此自我发生了改变。然而，这一认同的“代价”就是：自我分裂成“批判机构”与“自我”，“自我”成为批评与评判的对象。于是，自我同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自我之“中”重现，它不仅成了某种精神后果或独异象征，还成了某种自责场景。自责场景改造了自我的“地形结构”，它虚构出内心世界的分化与龃龉，这一幻想轻易地决定了人们描述精神世界的方式。现在，自我取代了对象，批判机构也取代了“自我”不愿承认的愤怒：批判机构脱离了“自我”，成为某种精神力量。

愤怒之中包含了情感依赖，愤怒与情感都“转向了”自我，然而，这一“转向”从何而来？

忧郁者的某些社会性特征（如“喋喋不休”）显示，忧郁症并非反社会的精神状态。事实上，忧郁症之所以产生，其条件就在于：精神世界遮蔽了社会世界，情感依赖由对象转向自我，而自我所抛弃的社会世界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自我的精神世界。弗洛伊德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他解释道，自我将失去的他者撤入自身，这一过程并不像收留野狗一般简单。我们应当明白，“内化”过程乃是虚构产物，它并非真实过程。[8]“内化”的作用改造了对象，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改造称为“扬弃”（Aufhebung）。他者撤入并转化为“自我”：这是一个即将受到斥责的自我，因此，这一过程产生并巩固了“通常称为‘良心’的批判机构。”“自我”发生分裂，产生了某种内在视角，并藉此评判自身——于是，道德自省产生了。自我成为自身的对象，这一自省式的关系实际上是自我同逝者之间关系撤回（entzogen）并改造（aufgehoben）之后的形式；因此，自省有赖于此前发生的忧郁症。依据弗洛伊德的描述，经此过程之后，自我拥有了“呼声”（voice）；似乎在忧郁症中人们必须表达自责，不仅是独自表达自责而已，还需要在他人面前进行自责。“自我”的自责并非像大家设想的那样简单，它并不是在模仿逝者曾经批评“自我”的申斥；实际上，它是针对他者的申斥重新转向“自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