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订制的人生

2007年12月2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上海戏剧学院内蒙表演班的考试圆满结束。

这个班是内蒙古宣传部和上戏合作开办的定向培养班，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内蒙古的文艺事业发展培养人才。

定向委培生，就是用人单位委托高校，帮助本地区、本单位培养人才。学生们毕业后，需要回到委托单位分配工作。

整个招生活动非常顺利，上戏一共挑选了25名学生。可能是因为内蒙对表演人次需求太急迫，这些学生们的文化课录取线，只有：

179分。

少数民族考生还能加10分，这么算下来169分就能上了。

巧了不是，不知知网的北影翟博士，当年高考分数刚好是这个分数线的两倍。可惜他是汉族，还是山东考生。

上戏内蒙班的招生现场，除了受到当地官员热情招待的招生组，还活跃着两个校友：

巴音和涂门。

按照上戏的说法，两位校友除了积极推荐优秀苗子，还通知了偏远的学校。

是够远的，远在北京十一学校读书的那尔那茜都通知到了。

双方上一次合作招生，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82年。就在那一年，巴音和涂门进了第一届上戏内蒙班，和一个叫敖登高娃的姑娘成了同学。

2012年9月，刚毕业的那尔那茜在微博上@她的“学姐”母亲敖登高娃，说：

快给姥姥看看。

好的岗位和好的升学路径一样，只通过母婴传播？

1

每一次涉及教育公平的事件，都会触动国人的敏感神经。

此前的仝卓，从往届生摇身一变成为应届生，还成功入党，调查组说，这都是仝卓继父的功劳。

仝卓的继父，山西省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室副主任。从北京转学到临汾，再到迁移户口、改名字、入党、往届变应届，一个副处级干部就全搞定了。

这两天因为财税问题屡上热搜的李雪琴，有国家游泳二级运动员的证书，却说自己不会游泳。

也不怪大家怀疑，她的母校辽宁本溪市高级中学很多年前就曾被调查过。一个中学体育特长生占比10%也就罢了，拥有25名游泳特长生的这所学校：

没有泳池。

晚自习上到11点半的李雪琴到底是在哪儿练的游泳，到现在都是个谜。

后来的调查里，一个游泳运动员证书只要7，8万，足球只要4万。调查组让考生们自己签承诺书放弃加分，否则就参加复核考试。

李雪琴母校那一年共计87个体育特长生，58人选择放弃加分。25个游泳特长生里，24个放弃了加分。

辽宁后来曾经公开审理过其中一起案件，被告人有三个：

学校校长、体育老师和当地足协副主席。

这三个人再加上钱，你家孩子高考可以多出20分。

但这些在上戏内蒙班面前集体黯然失色。升学路径有问题的人，我们见得多了，但像那尔那茜这种，几乎把所有问题都聚齐了，不多见：

如果她是北京户口，北京学籍，那算空挂学籍； 如果她是内蒙户口，内蒙学籍，那算人籍分离； 如果她是北京户口，内蒙学籍，那算高考移民； 如果她是内蒙户口，北京学籍，那算学籍挂靠。

2

中国人用考试选拔人才的1000多年以来，公平，一直是上上下下的共同诉求。

史学大师何炳棣研究了历代四万多名进士和举人的家庭出身，他发现一半的进士，祖上三代没有做官经历。

谁在科举时搞事，那都是找死。

咸丰八年，顺天府乡试放榜那天，同学们惊讶发现，平时不读书爱去找小姐姐的平龄中举了。

学生们愤愤不平的声音，被当时的御史孟传金报给了皇帝。很快，三位大臣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就开始查案了。

经查，平龄直接买通了负责誊抄的官员，修改了试卷内容。

说来也巧，平龄很快死在了监狱里。那是不是就要大家罚酒三杯，下不为例了？

但权臣肃顺上报皇帝，要求继续查。这一查不要紧，200份试卷里面，有问题的多达50份。

其中一个叫罗鸿绎的考生，本身是个有钱的财主，拿着几百两银子先找到自己当侍郎的老乡，老乡找到自己的同僚，同僚找到时任主考官一品大员柏葰的家人，家人再找到柏葰。

于是罗鸿绎就这样考上了大清朝的举人。

最后，没收什么钱的柏葰，被直接拉去菜市口砍头，原因竟然只是卖了家里人一个面子。

这还是清朝末年即将亡国，不算太血腥。放在刚建国的顺治十四年，顺天府科场舞弊案，主考受贿的七位官员被砍头，家产抄没，全家发配宁古塔。

同样是那一年，江南参与舞弊的主考官，两人砍头，十七人绞刑，其余流放者不计其数。

科举制度好不好，争议是挺大。但要是说它不公平，那就扯淡了。人家舞弊案都有调查组。

3

古今中外，有权有势的人，天然希望垄断教育资源。

1946年，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第一次全国范围招生，北京、天津和成都三个考点的报考人数突破12000人。那一年，有三个特殊的落榜生：

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 文学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 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

林徽因不信闺女考不上清华，翻出考卷看了后沉默不语，让梁再冰去了录取分稍低的北大。冯钟璞去了南开大学外语系，梅祖芬去了清华预科班。

后来很多人说这说明推倒科举制后，中国的教育公平大进一步。可实际上，推翻科举制后，中国的教育经历了大倒退。

蚝腩看过统计，19世纪末中国有书院两千多处，其中所容纳的读书人近十五万。至辛亥革命前夕，全国中学七百多所，学生七万两千人：

少了一半还多。

读书又成了特权。桐城派末期文人吴汝纶的日记里说，一个新式小学学堂的年学费，竟然相当于现在十几万人民币。

因为大师涌现，大家对那个时代有光环感，但大量百姓是文盲的事实，被一笔带过了。

不光是旧中国，《洛杉矶时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假如父母任意一人毕业于哈佛，那么孩子被哈佛录取的概率，要比普通学生：

高5倍。

2009年，《芝加哥论坛报》曾经披露过一份影响力名单，有800名被称作“第一类”的学生，成功申请了厄巴纳香槟分校。

这些学生要么父母是州议员，要么爹妈是校董事会成员，或者出生于给学校捐款的土豪家庭。

日本皇储文仁亲王从小就被传因为不聪明而成绩不好，在他要上高中时，他所在的中学突然宣布和东京排名前五的筑波大学附属中学合作，双方接收对方的初中生：

不需要考试。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本来皇储是想上东京大学的，奈何一方面推荐入学的学生，也必须参加日本高考，另一方面民众强烈反对东大给开后门。

所以皇储直接本校直升筑波大学作罢。根据筑波大学生物系推荐入学的标准，文仁亲王先是和两名日本顶尖研究人员一起发表论文，担任第一作者。

而后又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在京都召开的国际昆虫学会议，在这个昆虫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上，文仁亲王向大家展示了一篇论文：

《皇居のトンボ研究》

蚝腩不懂日语，翻译过来应该就是《我的天皇爸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