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才会有好日子 ——《对工作说不》新书分享会

雅言

读书会

2025

June. (22)

(The Refusal of Work)

Rethinking Post-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对工作

{不}

你有权好好睡觉、好好吃饭、

在工作之外过上丰富而有趣的生活。

2025 June.

躺平才会有好日子

是时候挑战工作的中心地位了！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保持理智可能正是一种癫狂。

搞坏的身体、高强度的情绪劳动、外卖和预制菜、家务外包、补偿性消费，工作已经全面占领生活，我们是否还有别的选择？

本期雅言，我们邀请书评人维舟分享《对工作说不》，试着躺平思考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2025 June.

01

主题

躺平才会有好日子

——《对工作说不》新书分享会

时间

2025年6月22日（周日） 13:30

地点

太仓市图书馆四楼

生活阅读空间 立言之境

嘉宾

维舟

书评人，专栏作家。

报名链接

2025 June.

02

嘉宾介绍

维舟书评人，专栏作家。

2014年深圳读书节“年度十佳书评人”之一，2018年经济观察报“年度致敬书评人”。为《三联生活周刊》、《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等各大媒体定期撰写书评多年。

2025 June.

03

书籍介绍

书名：对工作说不

作者：[英]大卫·弗雷恩

译者：重命名小组

ISBN：978-7-5321-9161-1

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大卫·弗雷恩通过梳理马克思以降的工作理论，质疑了工作的中心地位，揭示了工作对我们的生活的全面殖民，以及异化在新时代里的新形式。同时，他调研了一群积极抵制朝九晚五的工作的人，他们有的为了寻觅一份有足够价值感的工作而暂时不工作，有的因为工作损害了他们的健康而不得不停止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长。他试图回答如下问题：是什么推动这些人脱离工作，他们的抵抗是否徒劳，以及他们是否有能力启发一种替代性方案，即基于工作时长的减少和社会对工作的重新分配。

书中指出了当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的病态特征，并且坚信未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英]大卫·弗雷恩

卡迪夫大学社会学教师与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在社会活动、消费文化、幸福的社会学，以及工作理论。

重命名小组

一个由学生、 研究人员和爱好者组成的志愿翻译团队。它的目标是通过新的语言( 重命名)去激活对日常生活的敏感度。该小组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症结有普遍的兴趣，关注后工作时代的政治和国内外年轻一代的生活状况。

鲜读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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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June.

04

精彩书摘

“工作”这一概念能够引发极其广泛和多样的联想，试图对它下定义时，人们很容易就掉人一个充满注意事项和矛盾的灰色地带。对一些人来说，“工作”一词可能会让他想到做手工艺、发挥创造力的乐趣。马克思认为，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劳动是定义了人性的活动。按照这种观点，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去构想和实现一个由人造物组成的世界，从而为世界的发展轨迹开辟全新的可能。在艺术界，工作一词也有类似的美好寓意。“我的工作”，也就是我作为作者的才能和情感的具象化，能够使我无形的内心世界变得有形。从审美创作的角度来说，工作甚至寄托了作者对不朽的追求，创作者希望借此为自己在世界上的有限存在留下恒久的证据。从教堂和桥梁一类的宏大建筑到小说和电子游戏等各种文化艺术品——所有这些都是工作的产物。

然而，如果我们用这些方式来定义工作，将其表述为一种创造性活动，那我们又该用什么词语来称呼那些毫无新意、仅由琐碎事务和例行公事组成的工作呢？对于那些抱怨自己在呼叫中心或超市收银台干活，或者在电脑前日复一日输人数据的工作者来说，他们更可能认为工作仅仅是为了自我保存，而非自我表达。对于依靠日常苦干糊口的我们来说，“工作”唤起的并不是浪漫的联想，而是与“苦差事”“劳作”或“负担”这类词关联的畏惧感；它代表一天中直至下午五点(在这个令人垂涎的时刻，工作放松它的控制，我们终于能做回自己)前那段苍白难熬的时间，而不是什么快乐源泉或一种表达自我的形式。在定义工作的复杂性之外，我们还能发现工作一词所带有的道德色彩:它经常被用来悄悄传达某些活动比其他活动更值得尊敬的伦理观念在一个将工作与受人尊重、融入社会、值得认可等含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下，将哪些活动认定为“正经工作”就成了重要的问题。家务劳动，还有某些形式的艺术活动、脑力劳动或者照护工作等，继续尴尬地处在社会定义的真正“工作”范畴的边缘，尤其是当这些活动的价值难以通过可衡量的社会或经济贡献来说明时。

在我们的采访中，我注意到马修一再强调他的社交天性。他说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与人交谈”，这让我想起杰克，他说他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是“闲聊”。这一点后来在布鲁斯的采访中也有回响，布鲁斯说他喜欢“和人交往”。考虑到他们的社交能力，这些人表示他们在工作的地方感到不愿说话和压抑，似乎是令人费解的。毕竟，工作常常被视为社交的重要来源(回想一下，社会交往是雅霍达及其追随者在剥夺模型中所确定的工作能提供的“关键心理功能”之一)。然而我们可以注意到，我遇到的人普遍不在意工作能提供的社会联系。按照我的理解，他们所热爱的交谈，更像是朋友间的交心或闲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完全自愿地分享他们的观点，坦白自己，并因为这种体验而变得更丰富。(要么是这样的谈话，要么是有意思的嬉闹和调侃，或者像马修所说的那样“随意吐槽”。)他们所珍视的互动，是人们将对方视作另一颗心灵来靠近，而非“视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或者自己个人计划中的阻碍”(Nussbaum，2010:6)。对谈话的热爱是对一种温柔的渴望，这种温柔只有当人们接受了“没有目的的关系”的可能性时才会实现(Adorno，2005:41)。虽然我遇到的一些不工作者确实承认自己有与社会隔绝的感受，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说他们怀念以前工作的社交环境。安妮将前同事描述为“背后捅刀子的混蛋”，雷切尔则描述了工作中的欺凌行为。露西说，五点后她宁愿回家和丈夫待在一起而不愿和同事喝酒。不工作可能让人感到孤立，但工作并不一定是温柔、真实的人际交往的源泉。

“有价值的伦理”在概念上的另一个好处是，它强调了我在本书中一直阐述的一个观点：那些抵制工作伦理的人并不一定像刻板印象所暗示的那样没有道德。相反，伦理的提法坚持认为，除了献身于工作之外，还有另一些人生信条让人们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意义和方向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价值的伦理”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对“赋闲”概念的改进，是反对工作教条的呐喊口号。尽管“赋闲”的本意是自嘲（就“闲人联盟”而言，它成功吸引了不同人群的想象），但如果它最终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抵制工作就等同于过一种懒散的生活，那也是违背直觉的。在我的研究中，有几位不属于“闲人联盟”的受访者实际上对与自称“闲人”的人参与同一项研究感到有些失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积极的生活方式的歪曲。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努力表明，没有工作的生活不一定是空虚的、没有道德的。

The Refusal of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