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广州通海夷道考释与历史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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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何新对《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进行了详尽考释，揭示了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长达1.4万公里的海上贸易航线，这一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史料来源与背景

何新的考释主要基于《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该志书详细记述了唐代国际环境与地理交通。其原始资料来源于中唐宰相贾耽编著的《边州入四夷道星记》(又名《皇华四达记》)，记载了由唐边州入四夷要道，包括海道二条、陆路五条[3]。其中"广州通海夷道"是唐代最重要的海上贸易路线之一。

航线考释成果

何新考证的广州通海夷道全程约1.4万公里，从广州出发经过以下关键节点：

具体航线路径为：

1.广州出发，向南至香港屯门青山(屯门山)

2.折向西南，过海南岛东北角七洲列岛(九州石)

3.经海南万宁大洲岛(象石)

4.越过越南岘港占婆岛(占不劳山)

5.经越南昆仑岛(军突弄山)

6.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尼苏门答腊(佛逝国)

7.向西横越印度洋至斯里兰卡(师子国)

8.继续西行至巴基斯坦印度河口(提狖国)

9.最终抵达伊拉克巴士拉(乌剌国)和巴格达(缚达城)[6]

整个航程约需三个月左右，是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航海的最早详实正史记录[6]。

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1.驳斥"中国封闭论"：何新指出，《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有力驳斥了"中国自古乃闭关锁国之封闭国度"的错误观点，证明唐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6]。

2.见证唐代海外贸易繁荣：据记载，唐开元时期(713-741)来往广州港贸易的外国客商每年达80多万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居多[8]。广州设立"蕃坊"安置外商，成为唐代广州城外最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3.文明交流的见证：这条航线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形成了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在广州，阿拉伯人李彦升甚至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高中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阿拉伯进士[8]。

4.城市发展与文化印记：唐宋时期，广州城内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蕃坊"区域(今光塔路一带)成为外商聚居地，至今广州仍保留着许多与阿拉伯文化相关的地名，如源自阿拉伯语的"仙羊街"(意为"送别")、"擢甲里"(意为"小巷")等[8]。

5.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基础：何新的考释为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史料支撑。这条航线不仅是商贸通道，也是文明传播的桥梁，何新称其"极其宝贵"，它"清晰地画出了上古文明史传播的路线图"[3]。

6.航海技术与贸易模式研究：何新的考释揭示了唐代海上贸易的运作模式。当时航行主要依靠季风，冬天靠东北信风，夏秋则凭借西南季风，往返一次通常需要两年时间[8]。这种贸易模式促使外商在广州长期居留，形成了"住唐"现象，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何新的考释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价值，也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展示了中国古代开放包容的海洋文明传统。

二、背景与史料来源

贾耽(730-805年)是唐代著名地理学家、政治家，曾任宰相，其编著的《边州入四夷道星记》(又名《皇华四达记》)是唐代地理学的重要成就。该书详细记载了唐朝边州通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七条主要交通路线，包括两条海道和五条陆路[3]。

《皇华四达记》的编纂背景源于唐玄宗对外国地理的求知欲望。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天宝中，玄宗问诸蕃国远近，鸿胪卿王忠嗣以《西域图》对，才十数国。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6]这表明贾耽的地理著作远比前人更为详尽全面。

上图展示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其中红线标注的正是贾耽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路线。这条航线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屯门、海南七洲列岛、越南沿海、马六甲海峡、苏门答腊、印度洋，最终抵达波斯湾和巴格达，全长约1.4万公里[3]。

《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皇华四达记》的精华，记载了七条主要交通路线：

1.营州入安东道

2.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3.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

4.中受降城入回鹘道

5.安西入西域道

6.安南通天竺道

7.广州通海夷道[6]

《新唐书·地理志》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研究唐代国际交通网络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录了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通路线，为研究唐代对外交往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次，它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广州通海夷道"的详细记载，是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航海的最早详实正史记录[6]。

第三，它为研究唐代海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线索。据记载，唐开元时期(713-741)来往广州港贸易的外国客商每年达80多万人次[8]，反映了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第四，它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背景。在广州设立的"蕃坊"成为外商聚居地，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阿拉伯人李彦升甚至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高中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阿拉伯进士[8]。

第五，它驳斥了"中国自古闭关锁国"的错误观点。何新指出："流行俗见认为中国自古乃闭关锁国之封闭国度，是单纯农业国家，缺乏海洋蓝色文明之熏陶云云诸如此类极端愚昧无知之妄论甚嚣尘上也。"[6]《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证明唐代中国已经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

总之，《皇华四达记》和《新唐书·地理志》不仅是唐代地理学的瑰宝，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对外交往、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三、航线分段考释

何新对《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进行了详尽考释，揭示了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长达1.4万公里的海上贸易航线。以下是这条航线各段落地理名称的今昔对照：

中国南海段

1.广州- 起点，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2.屯门山- 今香港屯门青山一带

–汉学家伯希和根据《广东通志》考证，其地在大屿山及香港二岛之北，海岸及琵琶洲之间[6]

3.九州石/七洲洋- 今海南省文昌市东北七洲列岛

–又称七星山，是海南省最东部的海岛，西文称为Taya列岛[6]

4.象石- 今海南省万宁市东南大洲岛

–又称大洲头，西文称为Tinhosa岛

–此区域被古代阿拉伯航海者称为"中国之门"[6]

东南亚段

5.占不劳山- 位于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今越南东南沿海

–何新认为可能指西贡(今胡志明市)东南海滨地区[6]

6.奔陀浪洲- 今越南东海岸的潘朗(Phan Rong)

–又名奔陀浪山Pandorang，为占城碑铭中梵文名称Panduranga的译音[6]

7.军突弄山- 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的昆仑岛

–又译作军徒弄山，为中古时代海舶往来东西洋必经要地

–南宋时始称南昆仑[6]

8.质硖- 指马六甲海峡

–硖通"峡"，质为马来地区部族名

–北岸为罗越国(今马来西亚柔佛)，南岸为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6]

9.佛逝国- 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

–全名室利(舍利)佛逝国，宋代后史籍称三佛齐国[6]

10.阇婆国- 今印尼爪哇岛

–《宋书》夷蛮传称"呵罗单国，治阇婆洲"[6]

11.婆露国- 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罗斯(Baros)

–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称为婆鲁师，以出产樟脑著名

–中国人旧称樟脑为婆律膏[6]

印度洋段

12.师子国- 今斯里兰卡

–即《大唐西域记》之僧伽罗国，旧称锡兰[6]

13.故临- 今印度西南部的奎隆(Quilon)

–位于印度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

–宋商前往大食国需在此换成小船，并等待季风[7]

14.居八丹- 今印度半岛东海岸的讷加帕塔姆(Negapatam)附近

–藤田丰八考证其位置，此地有宋商建造的礼拜之处[7]

15.提狖国- 今巴基斯坦印度河入海口地区[3]

西亚段

16.乌剌国- 今伊拉克巴士拉

–位于波斯湾北端，是阿拉伯河(今什特阿拉伯河)入海口

–是波斯湾重要港口，阿拉伯商人从此出发前往中国[9]

17.缚达城- 今伊拉克巴格达

–阿拉伯帝国首都，整个航线的终点

–从广州到此需循阿拉伯河换乘小舟，沿着底格里斯河航行[3]

–巴格达统治者见到来自中国的瓷器后异常高兴，命人往东方远航[7]

–阿拉伯文献《印度奇观》记载，从阿曼出发的商人返回时船上满载着价值百万第纳尔的麝香、丝绸、瓷器和珠宝等中国奇珍[7]

这条航线全程约1.4万公里，是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人航海的最早详实正史记录。唐代航行主要依靠季风，冬天靠东北信风，夏秋则凭借西南季风，往返一次通常需要两年时间[8]。何新的考释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价值，也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历史参照，展示了中国古代开放包容的海洋文明传统。

四、考释方法与学术争议

何新对《新唐书·地理志》中"广州通海夷道"的考释工作，不仅揭示了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长达1.4万公里的海上贸易航线，更展示了地名考辨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重要价值。其考释方法与学术贡献值得深入探讨。

音义互证法与多语种文献互证的应用

何新在考释过程中综合运用了音义互证法与多语种文献互证的方法，这种方法论在古代地名考辨中具有独特优势：

1.音义互证法的精准应用：何新通过分析古代地名的音译与意译关系，确定其现代地理位置。例如"奔陀浪洲"被确认为梵文"Panduranga"的音译，对应今越南东海岸的潘朗(Phan Rong)；"婆露国"则与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婆鲁师"相对应，确定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岸的巴罗斯(Baros)[6]。

2.多语种文献的交叉验证：何新不仅参考中文史料，还借鉴了阿拉伯文献《印度奇观》等外文资料，通过比对不同语言文献中的记载，确认了航线的准确性。阿拉伯文献中提到的"广府"与中文文献中的广州相互印证[7]。

3.语言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结合：何新考释中特别注重语言学证据，如广州今日街巷名称中保留的阿拉伯语痕迹——"仙羊街"(阿拉伯语"送别"的音译)、"擢甲里"(阿拉伯语"小巷"的音译)，为地名考证提供了语言学佐证[8]。

考释方法的学术争议与局限性

何新的考释工作虽有重要价值，但也存在一些学术争议和方法局限：

1.地名定位的不确定性：对于某些地名的考证仍存在争议。例如"占不劳山"的位置，何新认为"可能指西贡(今胡志明市)东南海滨地区"，用词谨慎，表明定位尚有不确定性[6]。

2.史料解读的主观性：在缺乏直接史料佐证的情况下，何新有时依赖推测。如对"质硖"的解释，认为"硖通'峡'，质为马来地区部族名"，这种解读虽有合理性，但缺乏确凿史料支持[6]。

3.西方汉学研究的借鉴与批判：何新在考证"屯门山"位置时引用了汉学家伯希和的研究，但对其他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缺乏系统评价[6]。

何新考释方法的创新与贡献

何新的考释工作在方法论上具有以下创新与贡献：

1.跨学科研究视角：结合语言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使考证结果更加可靠全面。

2.文化交流的语言证据挖掘：通过地名音译背后的语言互动，揭示了唐宋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深入交流。如蒲氏家族的阿拉伯姓名记载("玛呿阿"、"嗨哒唲"等)展示了文化融合的过程[9]。

3.历史误解的纠正：通过严谨的地名考辨，何新有力驳斥了"中国自古闭关锁国"的错误观点，证明唐代中国已建立广泛的海外联系网络[6]。

4.为"一带一路"研究提供历史参照：何新的考释工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展示了中国古代开放包容的海洋文明传统[3]。

何新的考释方法论为古代地名考辨提供了典范，其跨文化、多语种的研究路径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与国际交往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五、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特别是"广州通海夷道"的开辟，为早期全球化贸易网络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条全长约1.4万公里的航线，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最终抵达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3]。

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扩展

唐代中期以后，由于陆路丝绸之路受战乱影响，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通道，广州因此成为东方第一大贸易港[8]。据记载，唐开元时期(713-741)来往广州港贸易的外国客商每年达80多万人次，其中以阿拉伯商人居多[8]。

这一时期形成的贸易网络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从《汉书·地理志》所载的徐闻、合浦通黄支国道来看，分圈层的贸易古已有之，直航反而是历史上的短时期现象。这种贸易形式受到季风、洋流的影响，圈层间的港口成为商品和物质文明荟萃之地[7]。

贸易规模与商品交流

唐代海上丝路促进了大规模的商品交流。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通过这条航线销往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和非洲，同时又把沿途的特产(象牙、宝石、香料等)运回中国[8]。

阿拉伯文献《印度奇观》记载，从阿曼出发的商人返回时"船上满载着价值百万第纳尔的麝香，还有同等价值的丝绸和瓷器，还有同样多的珠宝，来自中国的奇珍数不胜数"[7]。这种经济上的巨额利润刺激着阿拉伯波斯商人从波斯湾沿岸向东方远航。

贸易中心与商业网络

广州作为海上丝路的东方起点，发展成为国际化港口。为安置外商，官府在城西坡山一带设立"蕃坊"，成为唐代广州城外最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8]。

除广州外，泉州在宋代也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宋商在印度洋沿岸也建立了商业据点，如在印度半岛东海岸的讷加帕塔姆(Negapatam)附近建有礼拜之处，在印度西南部的奎隆(Quilon)设有转运站[7]。

文化交流与融合

海上丝路不仅促进了商品交流，也带来了文化融合。在广州，阿拉伯人李彦升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高中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阿拉伯进士[8]。

阿拉伯人在广州的长期居留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至今广州仍保留着许多与阿拉伯文化相关的地名，如源自阿拉伯语的"仙羊街"(意为"送别")、"擢甲里"(意为"小巷")等[8]。黄埔区珠江村的蒲氏家族就是唐宋时期从海上丝绸之路走来的阿拉伯人后裔[9]。

总之，唐代海上丝路通过建立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的贸易网络，促进了商品交流、文化融合和技术传播，为早期全球化贸易网络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六、结语

何新对《新唐书·地理志》中"广州通海夷道"的考释工作，为驳斥"中国自古闭关锁国"的错误论调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依据。通过对这条长达1.4万公里海上贸易航线的详细考证，他揭示了唐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展现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开放性与先进性。

考释成果的学术价值

何新的考释工作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1.提供海洋活动的确凿证据：通过对《新唐书·地理志》的考释，证明唐代中国已经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并建立了覆盖亚非欧三大洲的贸易网络，这是"郑和远航之前中国人航海的最早详实正史记录，堪称世界第一"[6]。

2.国际学术界的新视角：何新的考释工作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在考证过程中不仅参考了汉学家伯希和的研究，还通过多语种文献互证，如阿拉伯文献《印度奇观》等，展现了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创新[7]。

3.文化交流的深度展示：何新的考释揭示了唐宋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州至今保留的阿拉伯语地名，如"仙羊街"(阿拉伯语"送别"的音译)、"擢甲里"(阿拉伯语"小巷"的音译)等，成为文化融合的语言学证据[8]。

4.城市国际化的历史根源：何新的研究展示了广州作为国际化港口的历史根源。唐代广州设立"蕃坊"安置外商，允许外国商人自由贸易，甚至出现了夜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广州城允许蕃商列肆而市，城府洞开，贸易自由"[8]。

对中国封闭论的有力反驳

何新的考释工作对"中国自古闭关锁国"的错误论调提出了多方面的反驳：

1.开放的贸易政策：唐代中国实行开放的贸易政策，广州设立专门管理外贸的官员——市舶使，为外商提供便利[8]。

2.多元文化的包容：唐宋时期广州的"蕃坊"聚集了来自西亚、南亚、非洲等地的外国商人，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环境[9]。

3.海外华人社区的形成：宋代中国商人的印度洋远航初具规模，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均留下了印记，这也是早期华人华侨史的关键时期[7]。

4.文化融合的深度：阿拉伯人在广州不仅从事贸易，还深入参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黄埔区珠江村的蒲氏家族就是唐宋时期从海上丝绸之路走来的阿拉伯人后裔，他们的族谱记载了从阿拉伯名到汉化姓氏的演变过程[9]。

现代意义与启示

何新的考释工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为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1.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历史依据：何新的考释工作为当代"一带一路"倡议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展示了中国古代开放包容的海洋文明传统。

2.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何新的研究方法论为古代地名考辨提供了典范，其跨文化、多语种的研究路径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海洋文明与国际交往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通过严谨的地名考辨和多语种文献互证，何新有力驳斥了"中国自古闭关锁国"的错误观点，为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也为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

参考来源：

1.何新. 《新唐书·地理志·通海道里》摘录及考注文献链接

2.桑原骘藏. 蒲寿庚考文献链接

3.读何新《新唐书·地理志·通海道里》摘录及考注, 原文链接

4.读何新《新唐书·地理志·通海道里》摘录及考注原文链接

5.《新唐书.地理志》原文链接

6.【何新史地杂记】唐代远洋航海的珍贵记录原文链接

7.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远航贸易|广州市原文链接

8.读懂广州·粤韵|海上丝路帆影幢幢 千年"蕃坊" 原文链接

9.唐宋时期的阿拉伯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来,定居在黄埔的这条村,如今他们姓蒲原文链接

10. 2022暑假,穿越唐宋《发现广州通海夷道之美》桌游设计共创营开营啦! 原文链接

11. 何新:读《大宛传》西域地理考注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