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福：我们今天了解的古埃及历史，并不是埃及人讲述的

我们今天了解的古埃及历史并不是埃及人讲述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寿福介绍，古埃及没有整理文献、将之经典化以流传后世的传统，古埃及人也在转信基督教后废弃了自己的文字。尽管科普特人自称是法老文明的后代，但当年用希腊字母转写象形文字的，也正是科普特人的祖先。今天的埃及人对古埃及法老文明，并不像中国人对古代中国那样有着毋庸置疑的认同感。并且，在整个埃及学界，缺乏具有重要影响的埃及的埃及学家，埃及的埃及学学科受限于资金等原因，一直发展艰难。

近日，《文汇学人》采访了金寿福教授，请他谈谈古埃及的历史从何而来、由谁讲述，以及埃及学的兴起与现状。他的新著《古埃及文明》刚刚出版。

对古埃及的三种叙事

文汇报：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复杂繁琐，且有三种字体，却在四千年后被废弃，这是为什么呢？

金寿福：确实象形文字非常复杂，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不同的书写方式。比较繁琐的、正规的书写方式叫圣书体，一直保留在宗教领域。在生活和日常管理领域，文字则不断简化，形成了祭司体和大众体。古埃及的说教文里也有类似我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话，象形文字固然难学，但一旦掌握了文字读写的能力，就具备了进入官吏或管理阶层的条件。

近四千年后这种文字被废弃，是因为基督教传入以后，埃及人认为祖先使用的这种图画色彩很浓的文字亵渎了他们现在皈依的基督教。然而用希腊字母转写后，原先符号中的历史积淀就消失了。以至于才到古典晚期，象形文字就被神秘化了。

用祭司体抄写的《忠君篇》片段，现藏伦敦大学学院博物馆

文汇报：此后古埃及的历史只能任由他人书写。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几种重要的埃及叙事吗？

金寿福：一般认为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率领马其顿希腊军队到埃及之后，法老文明就结束了。关于埃及的叙事，我认为至少有三种。

一种是古希腊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古典作家所写的埃及。希罗多德来到埃及后，以希腊人的城邦视角，对尼罗河的泛滥还有古埃及农民不同于希腊人的耕作方式发表看法。柏拉图也以希腊人的标准来讨论埃及的艺术形式。

古希腊的作家都有自己当下的观照，他们不是像现代学者那样想把古埃及的真实面貌客观展现在读者或听众面前。按照扬·阿斯曼的理解，埃及成为他们评判或反思自己政治模式、伦理道德及种种优缺点时的一个大背景。这是一种叙事模式。

另一种叙事模式就是《圣经》。在整个东地中海，尼罗河都属非常特殊的水文地理环境，埃及相对风调雨顺，很多周边族群一遇天灾人祸就来此避难。《旧约》故事里讲亚伯拉罕逃荒来到埃及，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的父亲雅各带着约瑟的十一个弟兄去埃及，都反映了这个背景。《新约》里，耶稣出生后，为防被希律王所杀，耶稣的父母又是带着这个刚出生的男婴逃到埃及。

这些都是叙述一个家族的历史，然而到摩西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从家族变成了整个以色列民族。

第三种叙事是文艺复兴时期为基督教扩张服务的叙事。

基督教传入后，埃及人废弃了自己的文字，以后没人能读懂了。古典晚期，新柏拉图主义者将埃及的智慧神图特和“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希腊的神）结合起来，写下《赫尔墨斯文集》，声称象形文字保存了人类早期失传的智慧，埃及是神秘知识的发源地。有个叫赫拉波罗的人写了一部《象形文字研究》，讲了189个埃及象形符号，把每个符号说成是一个独立的概念，逐渐把象形文字神秘化、神圣化。

到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包括基歇尔等人把埃及纳入基督教的话语体系，说象形文字是上帝创世时在伊甸园赐给人类的文字。罗马帝国时期从埃及运到罗马的方尖碑，上面也有一些象形文字，基歇尔就做了很多臆想性质的解读。当时的教皇想利用方尖碑为基督教服务，于是立起数座方尖碑，还在上面放上十字架，象征着文艺复兴之后欧洲殖民扩张连带的基督教扩张。

只有到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后，人们开始能读懂古埃及的文献，才产生了我们现在作为科学学科的埃及学，并逐渐对之前那些叙事模式做更正或补充。但不管怎么说，这三种叙事都为现代埃及学打下基础，做了铺垫。

金寿福《古埃及文明》

浦睿文化 · 湖南美术出版社，2025

埃及学实际上是欧洲殖民扩张的副产品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许多近现代学术概念如“奴隶制”“再分配经济”都不适用于解读古埃及，可否展开讲讲？

金寿福：古埃及确实没有以奴隶作为重要生产力的阶段。奴隶在古埃及扮演的角色是非常边缘的，有的话也是战争奴隶或债务奴隶，且都只是暂时的身份。完全没有古希腊，尤其古罗马，还有后来美国种植园里那样性质的奴隶。

关于奴隶的说法还要再回到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到埃及游历，出身城邦的他，看见今天吉萨高地的三座大金字塔，大感震撼——那时的雅典还没有帕特农神庙，没有那么惊人的建筑。希罗多德说胡夫为了给自己建造前所未有的陵墓，关闭了所有神庙，让所有人都成为建造金字塔的奴隶。他还探讨最南边的金字塔为什么小，以及为何偏偏是这座金字塔的建造者，一个虔诚的国王，遭遇了神的不公。他对此的解释则很像是俄狄浦斯故事的叙事。

希罗多德要按他自己那套希腊的城邦、民族等概念来解读古埃及，是难免偏颇的。

包括再分配经济这个概念也是。这是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提出的，有些学者借用这个理论，认为古埃及是中央集权的，因此只能是再分配经济，也就是中央政府把物产全部集中收缴上来，再根据需求作全国性分配。但今天从大量文献和考古发现来看，古埃及统治者没有这个能力。

再比如美国学者魏特夫说统治者借助治水这件必须要做的事，把劳动力牢牢控制在手里。但实际上，整个尼罗河谷有约两个月时间浸泡在泛滥水域中，水退去后，农民在水分和肥料都已基本得到满足的耕地上耕种。因此这水是无需也无从治理的。所谓治水社会论，还有东方专制主义，多是上个世纪冷战背景下的解读，都是讲不通的。

卡纳克神庙多柱厅内的巨型石柱，远处可见方尖碑

文汇报：您曾撰文介绍埃及学的兴起发展同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及各个层面的竞争有关。这些国家的研究侧重点是否各有不同？

金寿福：埃及学实际上是欧洲殖民扩张的副产品。当时拿破仑几乎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了，但是拿英国没有办法，所以他采取了迂回的战略。他想到了埃及。埃及当时尽管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却是英国与印度漫长的殖民地贸易路线中的重要一环。

拿破仑要切断这一环，就要占领埃及。远征之前，也要在文化领域打造声势。于是他下令组建研究团，研究埃及与法国之间的关联。学者们确实研究出一些很重要的结论。如巴黎的市徽上是一艘船，学者们认为这个船跟埃及的伊西斯女神有关。还有今天的巴黎圣母院的建造地，最早很可能是伊西斯女神神庙遗址。

各国确实有研究的重点，但现在全球趋同化，差别也不是很大。原来德国明显更注重语言文字。而美国在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经济强盛，在如阿布辛贝勒、拉美西斯神庙的拯救性考古等方面，提供了很多技术和资金。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法国学者想把社会学里对图像的解读等引入埃及学。

文汇报：今天强调的全球史与文明互鉴视角，对我们理解古埃及社会又有怎样的启发？

金寿福：就像现在古典学在西方也受到一些冲击，埃及学更是如此。埃及学界的学者们现在也在反思，我们要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一些合理性。越来越多的埃及学家走出自己的象牙塔，比如现在埃及学非常注重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征服埃及以后，埃及先是成为希腊化时期的一部分，然后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另外现在的埃及学也逐渐主动地想融入全球史的研究，运用后殖民的理论等等。

河马雕像、鳄鱼护身符、模仿植物的柱头，均现藏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古埃及没有经历过对文献经典化的过程

文汇报：您参与过埃及墓葬和神庙的考古，也做过重要文本的翻译注释。可否谈谈案头工作与现场考古的关系？

金寿福：在埃及做考古，和我们的考古还不太一样，我们很多是田野考古，埃及考古更多的是神庙铭文的誊写，还有墓的清理和整理。

因为风吹日晒，古埃及流传下来的神庙建筑上的文字和浮雕已受腐蚀，濒临消失。这就需要刚刚说到的拯救性考古，如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就借助图纸、相机，把那些文字和浮雕复制下来，做成电子信息库。

萨卡拉有很多的墓是被流沙掩埋了。把地表的流沙清理了以后，会发现大量从古王国时期开始的古埃及官吏的墓。还有在上埃及今天的卢克索那里，有非常大规模的官吏墓群。实际上挖的成分不是很大，就是把墓找到以后，入口打开，进去清理随葬品，做誊写抄写，或是做一些拓片。

载有《普塔霍特普说教文》的《普里斯莎草纸》片段，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文汇报：古埃及的文献，可以分为哪几类？他们有没有流传非常久的重要文本？

金寿福：古埃及人可能是性格使然，就不愿意丢弃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文献是不断叠加累积，但又没有经历过古希腊或古代以色列人的那种经典化的进程。阿斯曼在《文化记忆》里说到过古希腊人所谓的经典是怎么来的。在亚历山大里亚，当时是托勒密王朝时期，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那些富有的人资助科学与文学一样，托勒密君主们也是建图书馆和缪斯馆，吸引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学者。大量雅典学者去了亚历山大里亚。

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重要的贸易港口，很多船只到港后，港口官员要上去搜查看有没有文本，也就是作品，如果有，他们就做一个抄写本给原来的拥有者，原本没收，存在他们的图书馆，然后资助来自整个地中海的学者做“语文学”，也就是通过比对各种版本，做文字的规训，整理出一个有权威性的版本。这样，西方文化传统上的重要经典就产生了。

古埃及的话就没有。从古王国时期的《金字塔铭文》，到第一中间期和中王国时期的《棺材铭文》，到新王国时期的《亡灵书》，基本上都是为丧葬和来世服务的，但是它在传承过程中重复的、前后矛盾的，太多了。他们不在乎有没有一个权威文本。

到新王国时期，《亡灵书》的手抄本无数，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或喜好拣选，于是每个墓或棺材里保存下来的《亡灵书》的纸草卷，不仅选取的经文数量不一样，长短更是千奇百怪。

所以阿斯曼认为，从文化记忆这个角度说，古埃及文明最后的消亡是已经注定了，因为它没有归纳或精炼出让后世觉得很重要的经典——让今天21世纪不仅是西方人甚至我们东方人也觉得重要的文本，如荷马史诗、阿提卡的悲喜剧等等。

从文化这个角度看，它确实是另一种形态。阿斯曼说埃及人过分注重神庙的功能，这与他们的政治制度有关，而基督教传入以后，神庙完全被废弃。这种文明，当其中非常重要的来世观及相应的墓葬习俗都不存在了以后，可能也确实是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斯宾格勒讲，文明也是生命体——也就是寿终正寝了。

古埃及人的来世观

加拿大人类学家特里格既是人类学家又懂象形文字，就对同样笃信来世的阿兹特克人和古埃及人做了比较。他说，人们一般认为古埃及人对死亡、对木乃伊有点走火入魔，绝非如此。我也非常认同这点。埃及人其实很早就怀疑来世了。有个“竖琴手之歌”，是生者祭奠死者时候唱的，竖琴手边弹边唱，提醒或劝告在场活着的人，要珍惜短暂的今生。

古希腊作家也说过一个古埃及人的故事：宴会时，宾客都已酒酣耳热，这时候主人再劝一杯酒，然后拿出一个小木盒子传看，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个小的木乃伊模型。东道主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这里享受，但不过多少时日后，我们也将成为这木盒子里的木乃伊了。

这也可以看出，古埃及人繁复的墓葬习俗是面对死亡时不得已而采取的，但他们绝对没有说，我活着就是为来世做准备，或是为神、为死者服务的工具。拿活人作为牺牲，在古埃及是绝对不存在的。

我们今天在解读古埃及人所谓来世观的时候，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古埃及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来世，是因为他们太珍惜今生了。

胡内菲尔《亡灵书》中，描绘死者被制作成木乃伊的尸体接受“开口仪式” ，现藏英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