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2025消费投资“双循环”怎么玩？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关键信号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年我国全方位扩大内需需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促进消费与投资的更好结合，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对全方位扩大内需、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文 ：《投资与消费合力形成良性循环》

作者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刘尚希

图片 |网络

消费与投资应当协同作用。当前需要关注的首先是政府支出扩张的力度，其次是政府支出的结构优化。支出扩张的力度决定了扩大总需求目标的实现程度。从经济循环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是相辅相成的，短期内都是政府需求扩张的着力点。扩大内需既需要促进消费内需，也需要增强投资内需。目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而政府更多侧重于投资支出；在消费支出刺激方面则多为政府转移性支出，如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适老化改造补贴、育婴补贴等，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政策。

从长期来看，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资本积累，经济无法增长。消费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消耗，它还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愈发重要。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创新的关键。由此可见，消费与投资应当协同作用，无论从稳定经济来看，还是从发展经济来观察，两者都是内在关联且相互促进的整体。

在经济循环中，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当然是有条件的；政府消费亦即公共消费以及消费补贴也能激发私人消费。基于此，单纯地争论投资和消费哪个更为重要，或政策应偏重投资还是消费，显然不如从整体循环的角度审视两者的关系更可取。此外，投资乘数的大小受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越大，二者呈正相关；反之，边际消费倾向低则投资乘数较小，二者可能相互制约。因此，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应从整体循环角度理解，避免将其视作二元对立的简单问题。

政府支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一直被视为外生因素，但如今其内生性愈加明显。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在国民经济循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持续作用，在货币循环中发挥特殊的功能，尤其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时，其作用更为突出。随着公共消费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占GDP比重上升，政府支出的内生属性日益显现，类似货币的内生性问题，当前的共识是政府支出不仅仅在经济波动时起作用，而且是日常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包括财政政策在内，其底层逻辑都要从物本逻辑转换为人本逻辑，一切围绕着“人的需求”来做文章。投资与消费的合力应从人的需求出发进行理论构建。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消费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健康素质、知识获取、技能提升、家庭迁徙等同样重要。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为满足人的需求，物质生产最终服务于人自身的发展。就此而言，投资与消费都应围绕人的基本需求，尤其是不同区域群体的需求来设计和提供。基于人本逻辑，投资和消费自然就统一起来了。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农民在向城市流动时仍面临身份问题。家庭迁徙需求不仅仅涉及劳动力的流动，还包含社会认同与身份的转变。这种基于促进社会转型衍生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其需求其实是巨大的，从这一角度出发，投资与消费若围绕人的这类需求展开，便实现了投资与消费的统一，而且潜力很大。投资和消费要形成合力，实践起来则体现在推动市民化的进程之中。市民化不仅是城市问题，更涉及农村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深化改革，让农民财产权利可估值、可抵押、可交易、可携带。

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政府应在推动家庭迁徙和市民化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促进更广泛的社会流动。这一过程需要将政府投资与消费聚焦人的需求——农民市民化，推动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让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正落地，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

完善央地财政关系。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依赖地方支出的扩张，只有地方支出得到有效扩大，财政政策才能更加有力地发挥作用。宏观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匹配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当前地方支出的扩张力度不足。今年1-4月的数据显示，中央支出增长了9%，地方支出增长只有3.9%。要实现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必须完善央地财政关系，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级支出的占比。这一改革对于推动投资和消费的协同发展和基于人本逻辑的投资消费机制化体制化建设至关重要，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尤为迫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56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社会科学报》2025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