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乔亚—在历史与文学之间》：资本年代里的孱弱理想

如今，当我们在谈论“布尔乔亚”之时，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似乎是一个个疑义丛生的概念。

这个独特的词正向我们揭示出弗朗哥·莫莱蒂在《布尔乔亚—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中呼喊的那个事实：资本主义胜利了，布尔乔亚文化死了。所谓死亡的布尔乔亚文化已无力再为自己换上道德的外衣，只能被动地搭上资本狂热扩张的列车，“布尔乔亚”这一词也由此变得多义、凌乱。

在《布尔乔亚—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中，莫莱蒂别出心裁地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对“布尔乔亚”进行了一番独特的考察。在文学和历史之间，一个较为总体的“布尔乔亚”文学形象浮出了历史地表。

撰文｜刘禹卿

《布尔乔亚—在历史与文学之间》

作者：（意）弗朗哥·莫莱蒂

译者：朱康

版本：大方|中信出版社

2025年3月

“散文与关键词：

布尔乔亚的“审慎”魅力

《布尔乔亚—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主题是对“布尔乔亚”历史形象的文学性考察，而既然从“文学”出发，则必会涉及“文体”的问题。“文体”在书中体现为“关键词”与“散文”。

首先是“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实用”（Useful）,在《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的世界就是一个“实用”的世界。“实用”之后便是对“效率”（Efficiency）的追求。在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中，体现了对“效率”的彻底拥抱，生产伦理已悄然入侵了日常生活。而在劳动之余，布尔乔亚还有对“舒适”（Comfort）的追求，但“舒适”依旧内在于工作伦理中，“舒适”中蕴含的低调性与功能性正和布尔乔亚的美学气质相符。

当布尔乔亚的势力进一步壮大之时，他们需要一副“严肃”（Serious）的面孔，而这样的一种“严肃”实际上也恰是对布尔乔亚的庸常生活的一种隐秘表达，此后，布尔乔亚生活的基本音调逐步由“严肃”变为了“认真”（Earnest）,其代表的是对实用知识的追求，因其不断受到旧贵族霸权式的影响（Influences）,放弃了文化的建构。布尔乔亚，一步步变成马修·阿诺德口中的“非利士人”，所以当莫莱蒂将最后一个关键词选为“财物”（Roba）之时，一切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然后是散文。如果说关键词是对布尔乔亚兴衰史以点带面的考察，那么散文则以一种美学的方式对历史中的布尔乔亚进行了总体性的勘破。

布尔乔亚散文的起源依旧是《鲁滨孙漂流记》。鲁滨孙在对世界开拓的过程中，其必会对各种细节做一番不厌其烦的考察，这正是体现了对精确性的追求，但这样的追求却会导向对总体性世界的忽略，而总体性恰恰是生产出“意义”的基础，所以布尔乔亚正面临着一个抉择，究竟是选择细节，还是选择意义。

当然，正如关键词“严肃”所揭示的那样，大部分的布尔乔亚选择了工作（细节），工作正需要严肃的态度。莫莱蒂以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为例，认为十九世纪的小说力图还原生活的客观性，而其做法是增加大量细节，但这无疑是一项颇为激进的美学实验，过多的细节彻底将世界淹没。

在《包法利夫人》中，情况又发生了转变。福楼拜的自由间接文体的运用让“主观性”回归。但“自由间接文体所揭示的不是文学技巧的威力，而是它们的无能；”文本中存在的“第三者声音”代表的是叙述者的声音和文本角色的声音相融合，其揭示出文本叙述者已无力对世界进行另类思考，而只能和角色一同社会化，如此，布尔乔亚的世界已在平庸中近乎崩解。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们追求的已不是文化的知识，而是职业化的知识，其已不再具有克服“中间状态”的文化理想，而只能屈服于资本主义，于是，在布尔乔亚散文中最后的文学形象，是易卜生的《建筑师》中的希尔达，他“一面是良善的市民，一面是寡廉鲜耻的金融家。”这个形象代表的，正是布尔乔亚面对资本主义的无能。

布尔乔亚：一个现代神话

在思考什么是布尔乔亚之前，也许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即什么不是布尔乔亚？至少对于莫莱蒂而言，在布尔乔亚的诞生之初，“中产阶级”便被排除在了布尔乔亚这个群体之外。

还是先从“布尔乔亚”的起源神话—《鲁滨孙漂流记》谈起。莫莱蒂对这部文本的评价是：“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是一部伟大的现代神话；”到达荒岛的鲁滨孙，无疑成为了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学性注脚。莫莱蒂用“industry”来形容鲁滨孙的行为，其勤恳、节欲、理性，以“实用”为标准来衡量每一件物品的价值。这样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形象，似乎是布尔乔亚起源神话合适的主人公，而到了文本的结尾处，鲁滨孙已经成为了一个拥有丰厚财富的“主人”，但是所谓的“主人”，至少是尼采式的主奴道德的意义上，其不但象征着强力、征服，也充满着非理性的色彩。

1953年《包法利夫人》插画。

鲁滨孙靠着他的冒险精神进入现代世界。所谓的冒险，是一项风险性的投资，这样带有投机性质的行为携带着不理性的因素，但冒险中的未知和由此引发的对财富的想象正与资本主义初期的饥饿状态相契。施密特在《陆地与海洋：世界史的考察》中把海洋具象为神话中的怪兽利维坦，其代表着一种无序的状态和强烈的冒险精神，而鲁滨孙正是从海上出发到达荒岛上“按照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可以说，正是鲁滨孙这一种非理性的冒险冲动才让他到达了一个能让他的理性发挥作用的天地当中去，莫莱蒂因此极具洞见地指出：“青年鲁滨孙不再属于非理性的‘前’现代状态，相反，他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真正开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滨孙才真正成为了布尔乔亚现代起源神话的主人公，他身上的理性与非理性无法相互克服只能相互共存，原初的布尔乔亚注定无法安心地成为“中产阶级”，而这也是布尔乔亚的起源神话得以生成的底层代码。

莫莱蒂认为：“鲁滨孙·克鲁索出生在英格兰现代早期的‘中间状态’里，但他拒绝接受他父亲把这一状态理解为‘世间的最好状态’的观念，因而将其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对于这一状态的克服。”由此可看出，至少在布尔乔亚的起源时期，其鲜明的特征便是对“中间状态”的拒绝，或者说，他们虽然在“中间”，却并不想要等同于“中产阶级”，正因如此，鲁滨孙才会开展不理性的冒险以及之后的理性的经营，但是在历史之中，当“中产阶级”与“布尔乔亚”总被我们相提并论之时，两者早已产生了历史性的纠缠。

布尔乔亚的镇魂曲：

“合意”的政治修辞术

莫莱蒂认为，“独特性”来自对未知之物的相遇，而这样的定义恰恰和布尔乔亚当时的生活相反。当他们靠着自己的经营在商业中成功，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之时，商业生活所代表的理性特质使得布尔乔亚丧失了非理性的冲动，而因此他们对未知之物的探索欲望也不断消失，于是，在文化上，不够“独特”的布尔乔亚面临的正是沦为“中间”阶级的命运，他们身上已不再背负承担世界道路的责任，而只能向着“上层”阶级臣服。

“贵族曾在无畏的骑士组成的整条长廊里无耻地将自身理想化，布尔乔亚则没有创作这一种关于自身的神话。”为了“体面”的生活，布尔乔亚自觉地向着旧贵族靠拢，拥抱着他们的文化，他们虽然可以在经济领域取得统治，但是在文化领域却只能够被“定义”，“这个布尔乔亚暴露出自己更善于运用经济领域的权力，而不那么长于确立政治地位，阐述普遍文化。”为了自我谦抑，他们甚至讨好般地戴上了“中产阶级”的面具，而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布尔乔亚自身的能动性就越弱，“在资本主义结构固化的地方，叙事的机制与文体的机制取代了个人成为了文本的中心。”文本生成过程中人物主体性的消失正折射出现实中布尔乔亚的文化主体性的消失。

资本主义不但和旧贵族一同侵蚀着布尔乔亚的文化主体性，还以商品为基础，制造出了一种虚假的“合意”。“资本主义给西方大量劳工大众的生活带来了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福利，商品变成了新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原则：合意（consensus）被建立在物的基础上。”商品的无限增长宣告了布尔乔亚的死亡，或者说，拥抱资本主义的资产的布尔乔亚存活了下来，并自愿充当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尝试建立自身文化的布尔乔亚被旧贵族和资产的布尔乔亚合谋杀害了。这一结局正揭示出，在资本主义自身的框架内，人的自由联合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自由”只不过是商品带来的一重幻觉，“合意”的制造象征的是人进一步的“异化”，幸存下来的资产的布尔乔亚以逐利为目标，并不像已经死去的文化的布尔乔亚那样带有某些道德理想，于是“资本主义胜利了，布尔乔亚文化死了。”

布尔乔亚曾经拥有过的道德与理想在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中最终变成了虚度与平庸，而他们短暂的“承担世界道路”的责任也在戴上中产阶级的面具的那一刻被收回了，但资本的扩张并未结束，在霍布斯鲍姆的“年代四部曲”中，“资本的年代”之后便是“帝国的年代”，资本的逐利性造成了一个个世界性的帝国，而随之而来的，便是铁与火的征服与反抗以及发达与不发展互构因果的历史，而布尔乔亚失败了，他们已无法再像鲁滨孙那样改变世界。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禹卿；编辑：宫子；校对：薛京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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