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者四句对张载“横渠四句”的创造性转化

今日，刘书戬与南方在野提出墨者四句：“顺天地用心，协生民非命，辨往圣开新学，崇法治筑太平”。是对张载“横渠四句”的创造性转化与时代性重构。这一新表述既植根于传统墨家精神，又融入了现代法治与批判性思维，体现了对古典思想的继承与突破。

一、墨者四句的关键解读

1. 墨者四句将“为天地立心”改为“顺天地用心”，弱化了人的主体建构性，突出对天志恒道的敬畏（见墨子《天志》篇），对自然规律的遵循与生态协同，体现了宇宙共同体理念，更契合当代生态文明观。

2. 墨者四句以“非命”取代“立命”，直指传统命定论的桎梏，强调突破命运束缚，肯定人的行动的意义（见墨子《非命》篇），体现了一种自发演进的社会秩序观。鼓励人们争取个人权利，体现了现代人权意识与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

3. 墨者四句“辨往圣”与“开新学”，强调对往圣思想的辨析扬弃，而非简单继承，要求结合时代需求开创新学，与墨子“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见墨子《公孟》篇）的创新精神一脉相承。

4. 墨者四句将“开太平”转化为“筑太平”，以法治为太平社会的基石，强调了方法论与具体路径。否认了传统的人治思维与制度安排。不仅继承了“治法”的精神（见墨子《法仪》篇），更赋予现代法治文明内涵，如法律人所述“通过法治泽被万世兆民”。

二.墨者四句对传统命题的现代转型。

1. 为生态文明提供信仰支持，哲学思辨和伦理资源。“为天地立心” 乃是儒生致命的自负，反映了某些儒生上天信仰的缺乏，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极端狂妄——唯我独尊的倾向。“顺天地用心”则体现了墨家的天志信仰（孰为贵，孰为知，唯天而矣已！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和尊重自然规律（顺从天志，法若而然。为圆以规，为方以矩）的精神。这反映了墨家的上天信仰，也体现了墨家哲学独特的天人之辩，和对人地关系的看法。墨家的上天信仰和天人之辩，人地关系和生态伦理，有助于国人树立真正的信仰，培养有天有法的科学精神，正确认识天人关系，人地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2. 为社会治理注入自发演进秩序的理念。“为生民立命”反映某些儒生对生民独立意志，权利尊严的漠视。带有宿命论的意味。儒家以圣王为救世主，是儒家圣王一手计划，安排了社会等级秩序。这种秩序乃是儒家圣王人为计划的安排，而并非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儒生认为，生民应该知命认命而不得抗命。（当然也有“汤武革命”，但只不过是换一个统治者。）“协生民非命”的背后，则是墨家的“非命”观：“命者，暴王所做穷人所述，非仁者之言也”。这直击阶层固化与机会不公，主张尊重生民的独立意志，尊重生民的权利与尊严，张扬人的行动，破除“宿命论”束缚，反对权力人为安排的等级秩序。人民从来是自己养活自己，不需要靠他人立命。墨家认为生民有通过自己努力追求幸福的权利。千千万万个生民，他们具有行动的自由，由此才形成自生自发的不断演进的社会秩序。

3. 为文化复兴确立自由批评鼓励创新的发展路径。 “为往圣继绝学”反映出某些儒生的圣人崇拜与复古倾向。孔子自诩“述而不作” ，儒生往往食古不化，自居往圣绝学的继承人，洋洋自得，左右开弓，拒绝批评，抵制创新。而“辨往圣开新学”的背后体现了墨家对文化传承的态度。墨家反对文化复古——提倡批判性思维（墨家辩学提倡理性思辨，相互辩论，批评问难，在对话和批评中推进思想文化的进步。）和鼓励创新精神（“古之善者则述，今之善者则作”）。既以传统为基，又以对话和辩论的方式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回应现代性挑战（如科技伦理、全球化冲突）。

4. 为中华发展贡献法治思维和制度文明。“为万世开太平”乃是儒家乌托邦理想，缺乏方法论的凌空舞蹈，假大空的田园牧歌和巨婴口号。万世太平在人治社会不可能实现，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只能造成不断的循环造反和暴力流血冲突。而“崇法治筑太平”，则体现了墨家的治法精神：“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天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者认为：真正的万世太平只能是筑基于法治之上。所谓的万世太平，无非是墨家所说的“非攻”（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和“兼爱”（法律保护每一个人普遍而基本的权利价值与尊严）。应该基于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将“非攻兼爱”（永久和平）的理想与法治文明相结合，超越传统的人治治理模式。

三.墨者四句的重要突破与创新

顺天地用心，协生民非命，辨往圣开新学，崇法治筑太平。——墨者四句以“顺—协—辨—崇”的动词序列重构行动逻辑。体现了墨者对生态文明，社会秩序，文化传承，制度文明的看法。

在天人关系方面：从人类中心转变为顺应天志恒道的生态协同哲学。在群己界限方面：从固化的政治道德教化转变为不断拓展的权利演进秩序。 在文化传承方面：从接续固守道统转变为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 。在社会理想方面：从伦理愿景转变为崇尚法治路径的制度文明。

墨者四句的突破在于：弱化圣贤精英视角，更强调制度保障（如法治）与社会协作（如“协生民”）； 注入现代性价值：生态意识、批判思维、法治精神，使传统命题焕发新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