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从民国才女到大汉奸的悲剧人生，蒙冤三十七载终得平反

1982年,民国时期的著名女汉奸关露在病床上终于等到了组织上给予她的平反通知书：关露的历史问题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一切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污蔑之词，

接到这份迟来通知书的关露并没有多开心，而是淡然的用颤抖的手接下了这份她盼了近四十年的判决书，在被平反后七个月，她服安眠药自杀，为自己坎坷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关露的人生本来是光鲜亮丽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和苏青，张爱玲，潘柳黛号称民国四大才女，时至今日她作词的歌曲《春天里》仍然广为传唱，

但随着日寇入侵东北，关露投身抗日运动之中，和很多左翼作家走得很近，成为上海“左联”的积极分子，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她向社会各界呼吁抗日救国，写下著名的诗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华，国内的局势也越发复杂，汪伪政权成立后，他们的谍报系统76号魔窟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1939年，组织上了解到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经帮助过李士群的夫人，于是找到胡绣枫希望她能去上海策反李士群，可胡绣枫以工作繁忙为由拒绝了，但她推荐了姐姐关露，希望由她代劳。

很快在上海的关露接到了组织上的任务，要她速赴香港找廖承志，到达香港后，廖承志将潘汉年介绍给了关露，潘汉年代表组织，希望关露能去策反汪伪政权的警察署署长李士群，并表示此事事关重大，不能轻易对外人言及，日后就算被定性为汉奸也不能为自己辩护，似懂非懂的关露稍有犹豫就点头同意了，此后，潘汉年给关露安排了单线联系的同志吴成方，还专门为她进行了整容。

万事俱备后关露回到上海，通过妹妹和李士群的夫人搭上了线，并成为了76号的座上宾，消息在上海的文艺圈内像长了翅膀般的传开了，“女作家关露投靠了日本人，这个女人毫无节操，是文化界的婊子”，各种闲言碎语向关露袭来，这让一心抗日的关露难以忍受，为此她曾给妹妹写过密信，表示想回家看看，妹妹心领神会的替她去询问组织，得到的答复是：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继续在上海生活，

就这样忍辱负重的关露潜伏在李士群身边，其实对于关露的身份李士群早就知道，汪伪政权中的汉奸们都在为自己留后路，所以李士群也想借助关露的关系获取自己需要的情报，1941年关露暗示李士群有一单生意想谈谈，李士群立即会意，由关露安排，李士群和潘汉年进行了秘密会晤，从此之后汪伪政权的很多作战计划都会被提前告知潘汉年。

由于任务完成出色，组织上又派给了关露新的任务，潜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中担任编辑，伺机而动，

日本人很看重关露在中国的文学声望，1943年派她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出席会议的十几名中国学者照片被登载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关露回国后，发现国内的报纸上刊载的全是无耻女作家关露赴敌都开代表大会，为大东亚共荣圈虚张声势，以卖国为荣，毫无文人之节操，人人皆可杀之而后快。这些报道让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顶峰，也为她日后的悲剧生活埋下了伏笔。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关露被国民政府列为重点抓捕对象，为了保护她，组织上将她秘密送回苏北解放区隐藏起来，以为能恢复正常生活的关露很快发现，在解放区她仍然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认识她的人都对她避而远之，想发表作品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拒绝，要求她不能用关露的名字，否则会严重影响党的声誉，此时关露才明白了潘汉年对她说的不能辩护的含义，委屈，悔恨的泪水顺着脸颊留下，可更大的打击又随之而来。

在解放区他遇到了以前的男友王炳南，这时的王炳南已经是负责外交事务的高级干部，两人旧情复燃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王炳南向组织提出结婚申请后却没有被批准，周副主席夫妇亲自和王炳南谈话：对于你们两人的婚姻问题，组织上开会进行了研究，关露同志是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但由于她的特殊经历，在社会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你是我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和关露结婚对我党和你个人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希望你慎重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万般无奈之下，王炳南给关露写下了绝情信，两人从此再无瓜葛，这对关露来说是致命一击，她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如死灰的般后半生再未和任何男人谈及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关露仍然是审查对象，1955年，她的老上级潘汉年被捕入狱，关露作为潘汉年密会汪精卫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也被诛连入狱，两年后虽然被释放也依然是被管制人员，各种运动她都首当其冲接受批判，

1967年，革命小将们又一次将关露送人监狱，每天写不完的交代材料加上大武斗让关露的精神彻底失常，可看守却认为这个老汉奸是装疯卖傻，直到她病入膏肓才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1975年政治环境有所松动，关露被释放出狱，可大汉奸的帽子仍然牢牢扣在头上，文革结束后，她开始写申诉书，希望组织上能为自己平反，直到六年后，她终于等到盼了三十七年的平反书，关露花了七个月整理了自己的回忆录和有关潘汉年的回忆文章，然后选择了自杀，也让自己坎坷的人生得到了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