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教育“破局”：顶格处分辱师学生，能否鼓励老师拿起戒尺？

4月，瑞安市某小学林老师因将滋水挑衅的学生拎到窗边警告，被行政拘留十日，在教师群体中激起了长达两个月的涟漪。6月13日，同市另一小学对两名长期辱骂教师的学生作出“顶格”处分——品德计D档、取消评优、警告记入学籍档案。两起事件形成的强烈反差，将教育惩戒权的撕裂现状推向舆论焦点。

法律在教师与学生行为间剧烈摇摆。林老师的行为被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范畴，面临行拘与职业危机；而学生辱骂教师则适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第10条“严重教育惩戒”，但实际处理中鲜有学校动用“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处分”条款这种差异暴露出法律衔接的空白——教师过激管教可能被行政处罚，而学生恶意侵害教师尊严却鲜见法律介入，进一步加剧了“老师不敢管”的现象。

家校关系的溃堤成为寒蝉效应的催化剂。水枪事件中家长坚持报警，与辱师事件家长配合学校惩戒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印发的《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家长“支持教师正当行使教育惩戒权”，但实践中仍存在家长将惩戒权异化为“情绪博弈”工具的现象。成都七中2023年对威胁老师的学生作出开除处分的案例证明，当学校坚决援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第10条时，家长过度干预可被有效遏制。

瑞安对辱师学生的“顶格处分”在当地具有破冰意义。将学生品德污点记入省级学籍档案的做法，在浙江省教育厅2024年修订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中有明确依据，这种可追溯的惩戒比短期停课更具长效约束力。值得注意的是，该事件中法治副校长直接参与训诫，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8条“司法机关协助开展法治教育”的要求，为惩戒程序提供了法律背书。

校准惩戒天平需要多维突破。法律层面需明确《教师法》第7条“指导评价学生”权利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边界，避免教师正常管教被扩大化追责；学校应建立由教师、家长、法律顾问组成的惩戒委员会，参照《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第14条实现程序透明；社会则需扭转“教师=服务者”的错位认知，教育部门要采取措施，支持教师合理使用惩戒权，强化教师职业权威。

教育的尊严从来不是单方面让步的结果。从瑞安事件可以看到，当制度真正为教师撑腰时，戒尺才能成为育人的标尺而非恐惧的源头。正如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所言，惩戒的本质是“以规则重塑敬畏”——而规则的重量，需要法律砝码、家校共识与社会托举共同铸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