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泄题”案真有其事吗？

□纪习尚

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二月，苏轼担任主考官（权知贡举），主持三年一度的礼部科举考试。苏轼的门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作为考生也参加了这次考试。李廌才学俱佳，为时人看重，但出人意料的是，黄榜公布后，他却名落孙山了。落第事件发生后，作为当事人，苏轼等人写诗向李廌道歉；作为吃瓜群众，当时的人们议论纷纷，后人也不断添油加醋，硬是把它传成了“科举泄题案”。苏轼真的泄露题目给李廌了吗？

门人意外落第

李廌（1059年—1109年），字方叔，号济南居士，比苏轼小22岁。他能结识苏轼，源于父亲李惇。李惇1057年与苏轼同科中进士，有同年之谊。李廌正是凭借父辈的这层关系，主动致信、拜会苏轼，苏轼也欣赏他的才德，时常在学业上指导他，两人成为师生。

1088年参加礼部考试时，李廌已年近而立，老大不小了。寒窗苦读多年，文章词赋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他非常渴望能在这届考试中脱颖而出。得知主考官是与自己颇为熟悉的苏轼后，他把自己的期望值又往上拉了拉。觉得这次上榜即便不是十拿九稳，也是八九不离十。但是，如前所述，他却落榜了。

这个结果，不只李廌失望，苏东坡也有些惊讶，他自忖：“我与这个年轻人相识多年，对他的文章还是很有信心的。阅卷时，论文章的气势与流畅度，我只遇到一份卷子的水平与他相当，其他的都在他之下。按道理，李廌应该入围啊？”

但落榜的事实无法改变。苏轼觉得，于私，他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和期待；于公，他为国家漏掉了好人才，内心有愧疚。于是写了《我与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领贡举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诗送之》，希望能够得到李廌的理解。

诗的第一联“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是说他了解李廌，自认为也辨识得出他的文风。第二联“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用到了两个典故，“古战场”，说的是唐代李华曾作《吊古战场文》，放了很长时间后，他藏住作者名字读给萧颖士听，并问：“你觉得，现在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后者想了想说：“你如果认真写，也能写出来。”意思是即使作者就在眼前，也未必能猜出来。“日五色”，说的是唐穆宗时的一桩科举案：举子李程考试之后，偶遇员外杨达夫，后者询问他考试的文章写得如何。李程即取出底稿相示，杨员外读罢赞叹说：“你这次肯定能中状元。”没想到李程意外落第，杨员外忿忿不平，向有司力争，为他争回了第一名。这两个故事的用意很明显，苏轼想告诉李廌：我不是故意的。接下来：“我惭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责。”苏轼表达愧疚，李廌却大笑道：“谁上谁下，是由天子决定的。你又有什么责任呢？这次考试有五千考生，我知道你是公正的，没有偏袒谁，也没有打压谁。”

苏轼用这首诗，既委婉地道了歉，同时也显示了李廌的豁达：他充分理解自己的老师，并没有因此生气。

不光是苏轼，在这次考试中担任辅助职务的黄庭坚，也认为李廌才学出众，只是运气不好。他写了《次韵子瞻送李廌》，与苏轼相唱和，其中有“今年持橐佐春官，遂失此人难塞责”，说自己帮助主考官处理考试事务，但未将这样的人才选出，也是难逃其责的。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考官缘何愧疚

李廌的父亲虽然是进士，但去世得早，在宦场上并没有什么作为。可以说，李廌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他的落榜，苏轼之所以会感到愧疚，绝不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仅仅是因为对他了解很深，赏识他的学问与德行。

先说学问。1081年冬天，苏轼谪居黄州时，22岁的李廌就长途跋涉，前来求教。他带来了自己的诗文，苏轼读罢，认为他的文章“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为遇到人才而感到高兴。他抚着李廌的背说：“你的才能，将来万人莫敌。”

之后，两人经常书信往来。李廌会将得意的文章寄来评阅，苏轼也不吝惜赞美之词，时时勉励，如“（文章）丰容隽壮，甚可贵也。有文如此，何忧不达？”以及“笔势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等；读了他的古赋近诗，也会表扬：“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苏轼在科举备考上也很关心这位年轻人，把品德学问俱佳的侄婿王子立，推荐给他认识，要求两人共同交流考试问题。此外，苏轼也不忘向自己的朋友推介李廌，“相知之久，当与朋友共之”。李之仪拜访苏轼，苏轼向他出示李廌的文章，两人共同赏读，毫不吝惜赞言之辞。

有了天下文宗的赏识，李廌的知名度大增。在他来到京城，准备考试时，“诸路举子人人欲识其面，考试官莫不欲得方叔也”。可见，不只是李廌自己，就连舆论也认为，他此次一定能够中第。

再说德行。李廌有孝心，这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之一。李廌的祖母、父亲、母亲、前母去世后，因为家无余资，一直没有入土为安。李廌为此一直芒刺在背，但只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法完成这件大事的，于是他多方求助，其中就包括苏轼。苏轼也慨然相助，送他绢十匹、丝百两，还曾派自己的儿子前往存问。

此外，李廌的朋友，也都是好学之人，所谓人以群分。苏轼曾夸奖李廌交游的朋友元聿：“读其诗，知其为超然奇逸人也。”李廌又与一班朋友整理抄录《唐论》，寄给苏轼审阅。苏轼觉得这群年轻人能办事、很靠谱：“过烦诸君写录，又以见足下所与游者，皆好学喜事，甚善甚善！”有孝心、交善友，这两点就足已赢得苏轼的信任。

一个主考官，最希望的是选拔出品学兼优的人才。自己了解、信任、赞赏的李廌落榜，苏轼深感不安，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谣传如何生成

权知贡举的苏轼没有录取自己的门生，本身就能证明他没有徇私舞弊。至于事后写诗致歉，也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有感而发不吐不快。但后来却有人妄加揣测、随意演绎，竟将这事传成了一桩科举泄题案。

较早记载此事的《石林诗话》，作者叶梦得，生于1077年，比李廌小18岁、比苏轼小40岁，在生活时间上有交集。因为距离事发不久，他听闻的逸事，可信度较高。《石林诗话》说，苏轼阅卷时，遇到一篇好文章，“大喜，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没想到拆卷后，是另外一位考生，因此“怅然出院”。此书只字未提泄露考试题目的事。

胡仔生于北宋晚期，比叶梦得小23岁。他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在谈到此事时，几乎全文引用了《石林诗话》，同样未提到泄题。

出生于北宋、南宋之交的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则加入了一些来源不明的细节，如：“东坡知举，得一卷子，大喜，手批数十字，且语黄鲁直曰：‘是必吾李廌也。’”甚至还有七十岁的乳母，因李廌落第愤恨交加，自缢而死的桥段，读来戏剧性更强。不过，依然没有泄题的记载。

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成书时，距离李廌落第已经过去了一个半世纪。围绕苏轼的很多事迹已经渺不可考，艺术加工却越积越多，而且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道。这时，苏轼泄题案已经成型，且情节很生动：“将锁院，坡缄封一简，令叔党持与方叔。”苏轼让儿子苏过（即叔党），将考试题悄悄送给李廌。不巧的是，李廌外出，试题为前来拜访的章持、章援两兄弟窃得。最终，没有看到题目的李廌落第，而二章中第。乳母自缢的故事，也被改成了母亲抑郁而终。

之后，南宋的《养疴漫笔》、清初的《宋稗类钞》等书，又照搬了《鹤林玉露》的说法。苏轼泄题案因此流传甚广，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信以为真。

罗列这些文献虽然枯燥，但从中我们不难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事逐渐变味、三人逐渐成虎的全过程。

真相到底如何

也有人为苏轼打抱不平，清初的查慎行就说：“苏轼不可能泄题犯科，纯是章氏信口开河，随意诬陷。”不过他没说到点子上。其实今天看来，抛开上述传播学上的哗众取宠式造假不谈，《鹤林玉露》所说的故事本身，也是经不住推敲的。

首先，苏轼没有作案动机。自古至今，考试泄题都是重罪，比如，唐代董思恭卖题获利，被判死刑，“於朝堂斩之”；裴谂仅仅因为有泄题嫌疑，没有坐实，还是被从吏部侍郎，降为国子祭酒的闲职。为官多年的苏轼怎么会犯这个大忌？

而且，苏轼为官清明、为人正直，非常讲原则。他不止一次地拒绝过李廌要求引荐给贵人的请求，李廌自己就曾说过：“（我）少时有好名急进之弊，献书公车者三，多触闻罢。然其志不已，复多游巨公之门。”苏轼则常常告诫他不要急功近利：“东坡尝诲之，曰：如子之才，自当不没，要当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门何必时曳裾也。”苏轼连这种在当时正大光明的引荐都不答应，又怎么会暗地里偷送考题呢？

其次，苏轼没有作案时间。按《鹤林玉露》，苏轼在拿到考题后、考场锁院前，匆匆写就一篇《扬雄优于刘向论》。他有时间吗？

锁院是为了防止考官与考生互相私通信息的一种科举制度。根据宋代《梦粱录》的记载，锁院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招考官进宫：“差官之际，并令快行宣押所差官员入内，到殿听敕。”官员事先未必知道自己将主持科举考试，临时受命之时，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搁，需要“快行”进宫；二是差遣入院：“知贡举、监试、主文，并带羞帽，穿执乘驭，同诸考试等官，迎引下贡院，然后锁院。”任命之后，考试官员们紧接着就要进入贡院，然后落锁封闭。在这样一环套一环的程序之下，根本没有时间磨墨、展纸、挥毫，去写一篇几百字的文言文章。

此外，《鹤林玉露》说，章氏两兄弟窃题后，同年中第，这也是不对的。据学者考证，章援确为元祐三年中进士，但章持是绍圣四年才中第的。

综上，既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苏轼泄题案应属臆造无疑了。而我们，也应该还苏轼一个公道。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