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丁秋生病重，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还有三件事要交代

《——【·前言·】——》

1995年1月4日，北京协和医院病房里，一个82岁的老人艰难地睁开眼睛，他叫丁秋生，开国中将，此刻，他正在交代人生最后三件事。

病床上的较量

丁秋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医生说他最多还有几天，但他不甘心，还有三件事没办完，妻子高波守在床边，64年的夫妻，她太了解这个倔强的老头了。

"老丁，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丁秋生用尽全力，一字一句地说："党费...还没交..."

高波愣了，这个月的党费早就交了，丁秋生每月按时交纳，从未拖欠，1932年入党，63年党龄，一次不落。

"老丁，这个月的党费交了。"

"不，是最后一次。"高波明白了，丁秋生要交的是临终前的最后一笔党费。

在他看来，党员就要对组织忠诚到底，哪怕死，也要站着死，这不是什么感人的故事，这是一个老党员的执拗。

护士进来换药，丁秋生强撑着坐起来："同志，帮我个忙。"

护士以为他要水喝。

"帮我把那个信封拿来。"

信封里是他准备好的最后一笔党费，150元。

对于一个开国中将来说，这笔钱少得可怜，但这是他当时能拿出的全部现金，高波接过信封，手在颤抖。

63年前，丁秋生在江西瑞金举起右手宣誓入党，那时他19岁，是个红军战士。

63年后，他要用最后一笔党费，为自己的党员身份画上句号。

一万六千元的决定

第二件事更让人意外。

"把钱都捐了。"

高波以为自己听错了，家里的积蓄不多，总共一万六千元，这是丁秋生几十年的全部家底。

"捐给谁？"

"湘乡莲花桥小学。"

这是丁秋生的老家，湖南湘乡山枣镇。

他1913年出生在那里，7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跟着母亲逃荒到安源煤矿，11岁就下井挖煤，每天工作12小时，换来几个窝窝头。

现在，他要把所有的钱都给家乡的孩子们。

高波不理解："老丁，咱们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咱们的孩子有手有脚，不会饿死，那些山里的孩子，没钱读书，才是真的没希望。"

丁秋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安源煤矿，他亲眼看到同龄的孩子因为没钱读书，一辈子只能在黑暗的井下讨生活。

1930年，毛泽东率红军到安源扩红，丁秋生听了几场革命宣传，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穷人要翻身，不能只靠个人奋斗。

母亲不让他参军，怕他送死，连夜把他锁在家里，丁秋生从窗户爬出去，追上了红军队伍，那一年，他17岁，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

85年过去了，他终于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一万六千元，够盖一栋教学楼吗？"高波问。

"够了，山里的孩子，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读书就行。"

丁秋生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家乡的孩子们坐在新教室里读书的样子，这比他打过的任何一场胜仗都让他高兴。

第三章：32块补丁的传家宝

第三件事，丁秋生说得很慢。

"告诉孩子们...清清白白做人。"

这话听起来很普通，但高波知道，这是丁秋生一生的底线。

他们的大儿子丁一平，已经是海军中将了，但至今还住在部队的干休所里，没有买过一套商品房。

小儿子丁一心，是高级工程师，从来没有利用过父亲的关系。

孙子们更是如此，没有一个人在部队或政府部门享受过特殊待遇。

这在当时的高级干部家庭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丁秋生有一件旧军装，上面打了32块补丁，他舍不得扔，一直放在衣柜里，每次家里来客人，他都要拿出来给人看。

"这是我的传家宝。"他常说。

客人们不理解，一件破军装，算什么传家宝？

丁秋生的逻辑很简单：这32个补丁，就是他们家的家风，不浪费，不奢侈，不搞特殊。

有一次，丁一平的孩子在家里吃饭，碗里剩了几粒米，丁秋生当场发火："把米粒吃干净！"

孩子不服气："爷爷，就几粒米，有什么大不了的？"

"几粒米？你知道一粒米有多重吗？"

丁秋生把孩子拉到厨房，指着米缸说："爷爷小时候，为了这几粒米，差点饿死。"

从那以后，家里的孩子再也不敢浪费粮食。

这就是丁秋生的教育方式，不讲大道理，用事实说话。

高波记得，有一年过年，有人送来一箱茅台酒，丁秋生二话不说，让警卫员原样退回去。

"我们不收礼。"

送礼的人不理解："丁政委，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心意我领了，酒，必须拿走。"

这样的事情，在丁秋生家里是常态，他用自己的行动，给子女们立下了规矩：绝不能利用职权谋私利。

从童工到中将的较量

病房里安静下来，高波看着丈夫消瘦的脸，想起了他们相识的那个夜晚。

1931年，江西瑞金，丁秋生刚刚从战场上下来，左臂被子弹打穿，血还在往外渗，高波是卫生员，负责给他包扎伤口。

"疼吗？"她问。

"不疼。"丁秋生咬着牙说，"比挖煤轻松多了。"

那时高波才知道，这个19岁的红军战士，曾经是安源煤矿的童工。

11岁下井，每天在几百米深的地下挖煤，矿井里没有电灯，靠煤油灯照明，空气里全是煤尘，一天下来，能咳出黑痰。

最可怕的是塌方。

丁秋生亲眼看到过工友被活埋，没有人救，也没有人管，资本家只关心煤产量。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高波问。

"要让穷人不再受欺负。"

这个回答很简单，但丁秋生用一生去践行。

长征路上，他是干部团营政委，专门负责收容掉队的伤员，每天走在队伍最后面，背着走不动的战友。

有人劝他："丁政委，你自己也有伤，别管那么多了。"

"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丁秋生的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组建八路军纵队，日军扫荡时，他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分给老百姓。

解放战争中，洛阳战役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

面对国民党军18道工事，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丁秋生带着三纵，硬是一道一道地突破，最后一道工事前，他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

通讯员问："政委，还打吗？"

"打！不拿下洛阳，对不起牺牲的战友。"

最终，三纵俘虏了国民党青年军206师师长邱行湘。

这一仗，让丁秋生在军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当时很多人觉得他的军衔偏低了，毕竟，从童工到中将，这样的经历在开国将领中并不多见，但丁秋生从不计较这些。

"能活着看到新中国成立，就已经很知足了。"他常说。

1964年，丁秋生因病离开军事岗位，但他没有闲着，开始写小说《源泉》，这部小说以解放战争中的整军运动为背景，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

总政治部把这部小说列为优秀政治教材，在全军推广，1991年，78岁的丁秋生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突发重病。

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

"等会议结束再说。"他坚持开完会议，才去医院。

这就是丁秋生的性格，工作第一，个人第二。

1993年，他患脑血栓，行动不便，但每天仍然坚持读书，关心国家大事，直到1995年1月4日，生命的最后一刻。

高波按照丁秋生的嘱托，办完了这三件事，最后一笔党费，她亲自交到了组织部。

一万六千元，全部捐给了湘乡莲花桥小学，学校后来更名为"秋生希望小学"。

家风的传承，至今还在继续，丁一平将军在一次海军演习中，胸前佩戴着父亲留下的那枚褪色党徽。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的。

"这个有纪念意义。"他说。

纪念什么？

纪念一个从童工成长为开国中将的传奇人生。

纪念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坚守。

纪念一个父亲对子女的教育。

纪念一个时代的精神品格。

丁秋生走了，但他留下的不仅仅是三个遗愿，更是一种活法：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品格尤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