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期间，利用美援游说美国，蒋介石派哪些人常驻美国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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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适应全球战略的需要，把外交与军事实力联系起来，赋予了总统比以前更大的权力。而制约它不越出范围的力量主要在国会。各种利益集团又通过代表他们的议员施加各自的压力和影响。

“院外游说活动”就是其主要方式之一。在这一时期的实践中，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制约多数是通过对拨款的制约表现出来，即在一些款项的用途及数目上与政府讨价还价。就大方向而言，战后杜鲁门政府与苏联对抗的战略以及一些重大的举措基本上都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争论不大。

但是，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国内有一股独特的力量，以独特的方式，起了独特的作用，越到后期（即1948年之后)越明显，成为美国对华决策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叙述方便起见，将这股力量统称为“援蒋集团”，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在国会内，称为国会内的“中国帮”；一部分在国会外，称“院外援华集团”。它既包括美国人，也包括中国国民党人。

1、国民党的“游说集团”

本来，院外游说活动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特有的、已被认为是正常的内容。但是这个时期的援蒋游说活动规模之大，涉及美国政治之深，对美国重大决策的影响，都有其不寻常之处，是中美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到1950年初，麦卡锡出场后，把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一些与对华工作有关的人士作为攻击目标，同援蒋集团结合起来，一时间十分热闹。

援蒋集团是美国国内日益浓厚的反共气氛的产物；他们的活动又反过来加强了这种气氛。这股力量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对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了超乎寻常的、来自右面的压力。

国民党在美国通过“交朋友”，来争取美援的活动最早始于1940年左右。当时宋子文等人在美国政界及有影响人士中交了一大批“朋友”，这些人在美国积极宣传援蒋抗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反对美国卖武器给日本，后来又力主《租借法》也适用于中国。总的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活动起的作用是积极的，有的美国人称之为“好的游说团”。

到抗战后期，适应蒋介石集团日益积极反共的需要，这种“交朋友”的活动内容则日益转向反对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乃至争取美援来打内战。例如在“史迪威事件”中，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就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中国的天主教红衣主教于斌已经在美国散布所谓美国驻重庆使馆有“亲共分子”之说。

1945年9月蒋本人给赫尔利写信，指责美国一些驻华外交官“亲共”。从那时起，蒋介石方面已经开始了利用美国内部矛盾的活动。战后，这种活动更加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

于是，在美国国会每一次有关对华政策的重要讨论中都隐约可见这样一条线的影响：国民党人→美国“院外援华集团”→国会内“中国帮”。

当然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国民党方面也不止通过一条线进行活动，这些活动多半比较隐蔽。

根据已经透露出来的远非全面的情况，可辨认的国民党游说活动大约有以下几条线。

2、通过驻美大使

蒋介石于1946年6月底匆匆决定派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目的就是要他争取美国态度尽早明朗化，援助他打内战。顾维钧是中国知名的外交家，于清朝末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从袁世凯政府起就开始外交工作。到1946年，顾已有40余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阅历，在美国已先后住过14年。

他熟知美国人的心理、好恶、长处和弱点，在美国上层社会有广泛的联系，有相当的声望。蒋介石在发动内战的关键时刻选中这样一位人物任驻美大使，自有深意。

和马歇尔希望司徒雷登对蒋介石产生影响一样，蒋介石显然也希望顾维钧能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产生影响。

顾维钧整个在美的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争取援助。除了通过正式外交途径与美国政府联系外，另外一条重要途径就是“游说活动”。在顾就任前见蒋介石的谈话中，蒋强调在美国做“宣传工作”，影响各界舆论的重要性。当时蒋认为美国天主教会对政策影响大，应多做这方面的工作，顾认为企业界也很重要。

他献策说，应该效仿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做法，派各行各业人士到美国，同对口各界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以施加影响，争取同情。通过这些人之口，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比本国政府印发宣传品，或发表声明，效果好得多。顾维钧自称他努力把工作做在前头，争取在一项政策决定之前对它施加影响。

他在国会、政府部门，以及有影响的社会各界都结交了一批朋友，这些人物既是顾了解情况的耳目，又是借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渠道；并且可以利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国会和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展活动。

例如，美国国防部长助理格里菲思及其下属官员是顾的座上常客，经常向他透露国防部与国务院在援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又如某个政府部门内几个负责人对有关问题的不同立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研究对华政策的内情，国会秘密听证会上的有关情况，都有人及时向他通风报信。

他对美国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的脾性、特点了解颇深，善于在杯酒言欢之间探得正式谈话中所不能得到的重要动向。不过作为大使，顾的活动比较谨慎，多采取公开、合法的方式。他自己认为，广交朋友比出高价雇佣代理人进行游说，或行贿收买更可靠、有效。

顾氏另一活动是到美国各地、各社会团体、大学、俱乐部等作演说，向新闻界发表谈话。他本人的英语流畅和口才为此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活动次数之频繁是大使中少见的。

他上任不久，向蒋建议的宣传要点是：

(1)强调中国统一的重要性，并且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例，说明中国要求统一的目的与美国一样；(2)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苏联是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碍，反苏与反对中共是一致的；(3)中国的“民主”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以美国的民主来衡量；(4)美国用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来判断中国事务（指对国民党的批评和揭露）是危险的。

顾本人在美国的宣传演讲基本内容也是这些。只不过第一点提出时是针对马歇尔调停时的中国形势，用意是强调应由国民党统一中国，中共应交出军队和地方政权；到解放战争后期，宣传调子正好相反，重点是要求美国支持残余的国民党反共力量尽量守住地盘，“统一”就不提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还增加一个内容，就是反对承认新中国。当然，国民党在美宣传工作不仅是顾氏一人在做，同时还有多条渠道进行。

2、驻美公使陈之迈

陈之迈也是美国留学生，曾在清华大学任教，1944年起就在驻美使馆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头衔是公使衔参赞。他与CC集团关系密切，在美国负有特殊任务，以做国会工作为重点。陈与国民党驻美武官皮宗阚为一条线，其工作有一部分向顾维钧报告，还有一部分则通过蒋介石派驻美国的“空军驻美购料处”的密码直接与“总统府”联系。

陈之迈经常出入一些国会议员的办公室，与议员们共同策划如何利用美国政治制度以影响决策。例如曾有议员主动将国务院发给他们供讨论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绝密文件给陈之迈看，使他了解美国政府意图，以便及时采取对策。其关系之不寻常，可见一斑。他这条线的活动原来鲜为人知。

直到1951年，“空军驻美购料处”的主任、国民党空军副司令毛邦初因经管款项的账目问题与蒋介石闹翻，向美国方面交出了一部分陈之迈经他手发回的密电稿的副本，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部分秘密活动才透露出来。

在民主党参议员摩尔斯主持和建议下，由参院外委会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并将部分电文译成英文，载入国会记录，一时引起美国舆论大哗。1952年4月美国一份杂志《报道者》以“美援援美”为题披露了这些材料。

这些电报主要是向蒋介石汇报在美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其内容包括：

出巨资雇人向两党头面人物做工作；与宋美龄等共同策划向美方提求援方案；指名道姓地议论美方人员（例如说马歇尔“阴险”，“无望争取其同情”，艾奇逊对国民党“偏见极深，无理可喻”，白杰尔“伪善”，约翰逊为“杜鲁门内阁中唯一对华友好者”)。

一些国会议员及亲蒋人士向他透露美国内部情况及出谋划策，例如说美国海军主张“保卫”台湾，要台湾作些人事变革让马歇尔下台阶，以减少阻力；哈里曼地位重要，应与之保持联系，等等。

另外，电报中还透露，蒋介石曾通过美国铝业大王雷诺兹向魏德迈表示，如魏愿意辞去美国政府军职，蒋愿以500万美元重金聘请他当顾问，为期5年，协助“反共活动”。此事为魏德迈所婉拒。这些电文透露了国民党游说活动深入美国内部的程度，其公布使双方处于尴尬的境地是可以想见的。

3、蒋介石的家人和亲信

1948年冬，美国政府有准备“脱身”的迹象时，蒋介石方面的游说活动更加紧张地进行。此时又有美国意欲甩掉蒋，以及蒋“让位”于李宗仁等种种复杂情况，使蒋介石不仅要争取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而且要支持他本人。因此，他感到使馆及其他正式驻美机构已不足以达到这一目的，而且当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他不完全放心。

1948年11月，蒋介石突然任命已经携全家在美定居的孔祥熙为蒋私人的“全权代表”，专门负责与美方谈援助事。此事使顾维钧处境为难。顾认为一国在他国不可有两个“全权代表”，于是提出愿把大使职位让给孔祥熙。后以美方不接受孔为“全权代表”，此事遂作罢。

接着，11月底宋美龄访美。宋在华盛顿活动了一个月，从美国政府方面无所获，于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引退”之后赴纽约住在孔祥熙私邸，直到1950年1月回台湾。在这一年中她主要是重新组织和部署游说活动。

在她主持下，差不多每星期召集一次“战略计划”会议，参加者多系蒋氏家族成员和亲信：宋子文（已携财产先到美国）、孔祥熙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在美任职的陈之迈、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蒋廷黻、驻“远东委员会”代表李惟果和驻国际银行代表俞国华等人。

当时在美国的胡适、于斌等也间或参加这类会议。这条线与大使馆是两个系统，因此顾维钧并不经常参加。

这部分活动详情鲜为人知，有时采取出巨资雇美国人或委托美国机构为之活动的办法。孔祥熙的次子孔令杰，人称“少校”，时而以“空军驻美购料处”人员身份，时而以“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身份作掩护，取得外交豁免权，实则未在任何机构任职。他出手阔绰，行踪诡秘，专门负责跑腿、付钱。

宋美龄亲自过问这部分工作。例如有一名叫古德温的美国人曾两次受雇于陈之迈。第二次以“中国新闻社”工作人员身份雇用古德温的决定由宋美龄作出，连聘书都是宋亲自修改的。

此外，蒋介石还不断以各种名义派人到美国进行临时性活动，例如，陈立夫、一些追随国民党的小党派头头和大学教授等。所谓“临时”访问，实则往往在美一住就是几个月。

4、美援与“游说”费用

国民党在美国的“院外”活动有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利用美国国内党派和人事矛盾，对现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加压力。其宣传的主调是说国民党的失败应由美国杜鲁门政府，特别是国务院的政策负责。

不仅如此，还具体干预美国内部人事。例如1949年夏，艾奇逊任命了一个由杰塞普主持的三人小组重审对中国及远东政策。宋美龄得知后，以其中二人未去过中国，不了解中国情况为由，提出另外两名她所属意的美国人，建议美方吸收参加这个小组。这一建议一方面通过顾维钧侧面向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提出，一方面宋本人向马歇尔提出，请马向艾奇逊转达。艾奇逊未予置理。

诸如此类的事，使国务院人士颇为反感。因此，司徒雷登回国后，曾要其秘书向顾维钧转告，国务院人士“对蒋夫人所进行的，旨在争取美国国会和舆论反对国务院的地下活动颇为不满”。1948年在美国总统竞选中，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共和党攻击的目标之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在竞选演说中宣称他主张实行“两洋政策”，改变“忽视”中国的做法，将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派军事顾问团，等等。当时杜威当选的呼声很高，民意测验对他有利。

所以蒋介石把宝押在杜威身上。国民党为共和党竞选捐款已是公开的秘密。据陈之迈向顾维钧的报告透露，他与杜威的外交政策顾问小组保持密切联系，已经了解到该小组人士主张大力以军事援蒋把共产党“赶出华北和东北”；国务卿将由杜勒斯出任，驻华大使可能以另一亲蒋人士蒲立德取代司徒雷登，等等。

美方还要求国民党方面就具体方案、人选等提出意见。

1949年6月，蒋介石派陈立夫访美，名义是参加在美举行的“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和学习“美国民主制度”，实际与美国总统大选有关。陈立夫在美国除见了一系列共和党重要议员外，还向共和党候选人杜威面交了蒋介石的信。

陈在见范登堡的谈话中，话题已经是美国“新政府”可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了。陈立夫于11月初美国大选投票前夕回到上海，向《新闻天地》发表谈话称，“杜威之当选总统几系一定不移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采取一种非常之办法”。

当时美国新闻界纷纷报道南京方面期望杜威当选之情溢于言表，以致顾维钧连忙发回电报，建议政界人士最好对美国大选不要表态，否则得罪当前的政府，更无助于得到援助。但是直到195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孔氏家族还在暗中资助共和党竞选。

当然，国民党并不仅仅在共和党身上下工夫，在杜鲁门再次当选后，也不放过在民主党身上花钱的机会。例如，曾有国民党派到美国买坦克的人员向顾维钧报告，有一名美国人向他表示，可以为国民党争取一亿美元的贷款购买军火，条件是以百分之二点五的佣金捐献给民主党作基金，他准备同意。顾告以此类事要十分谨慎。此事结果是否实现，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见，这种交易是在进行的。

国民党在美国的游说活动引起了美国舆论界的注意。

1949年5月，美国著名的广播评论记者西弗莱德发表评论说：

国民党政府差不多已经解体。如果它还有司令部的话，它真正的司令部是在此地，在华盛顿，它的游说团和它的美国支持者正在拼命地忙于炮制另一份美国援助中国的大计划。

1949年8月，《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美国自抗战以来给予国民党政府的几十亿美元通过非法手段大量落入了“蒋委员长身边居高位的少数人”的私囊，而这些钱在1947年以后又大量流入美国，估计在30亿美元以上。

当时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国会提出要求调查这些流入美国的钱是否又用来进行游说活动，攻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再争取通过新的援华法案，使这些人拿到更多钱。他的建议并无下文。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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