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渠四句的争议已经过了一两周,我还是每天能刷到好多条,总结下来批评主要集中在这三点:
一是“董宇辉他就是个卖货的不配讲这四句”;
二是“横渠四句”太假大空了,缺乏可操作性,这四句总结来说就是“我要做官”;
三是这四句话背后隐含着“精神专制”,缺乏精神启蒙。
这三点批评我先分析一下,我认为言之有理的就是第三点,“为天地立心”多少有点自居“自然主宰”的意味,同时代的“二程”(程颢、程颐)就成批评道“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为生民立命则是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众生,暗含所谓的圣人对民众的单向规训,而不是以先知决后知,启迪民智,让民众可以自己立心自己立命,最后一句“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曾对开太平的“开”字的内涵做了阐发,张载为什么不说“致太平”而说开太平?是因为“致”是实现的意思,而“开”是期待的意思,从张载自身来说他是“有德而无位”,他没能力实现万世之太平,只能说他及同辈们尽自己的努力垂法于后世,期待后世人可以实现这个太平。
同时张载还说“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由此可见张载本人还是非常务实有清醒的认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古往今来有太多雄心勃勃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喊着响亮的口号挥舞着伟大的旗帜,最后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圣人不死大道不止”,这是我们需要警惕和避免的,以“横渠四句”这点的批评我是认可,但其他两个我得说几句话我不认可,可以说在当下环境中觉得“横渠四句”好像并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它一千年以来的意义,以及在将来可能会有的意义。
“横渠四句”的叫法是从哲学家冯友兰开始的,因为张载长期在横渠讲学被称为“横渠先生”,在1933年6月冯友兰在其代表作《中国哲学史•下卷》的秩序中就重点讲到了“横渠四句”,1933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出兵侵吞热河省并威逼华北,长城抗战就此全面爆发此时冯友兰正在北京,正是在这存亡续绝之交冯友兰想到了“横渠四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冯友兰随着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第二年又迁往昆明,在昆明期间他写了六本书,冯友兰把它合称为《贞元六书》,取“贞下起元”之意强调抗战时期固然如寒冬般艰难困苦黑云压城,但这也是我们民族复兴和民族觉醒的前夜。
关于《贞元六书》的缘起和写作动机,作者在《新原人》的自序中再次引用了“横渠四句”,抗战期间除开冯友兰还有国学大家马一浮也极力推崇,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先后搬迁到浙江的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等等,在国事艰难世道益苦的时候,反复用横渠四句来勉励当时处于流亡中的浙江大学学生。
视线回到张载所在的年代,从安史之乱到北宋初步稳定历经200多年,中唐以后中央上宦官专权朋党相争,地方上藩镇割据唐朝由盛转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而五代时期短短50多年政权如走马观花般的变化,这时期武力的强弱成为了唯一的衡量标准,至于像气节、廉耻我们传统以来的忠孝仁义等等皆损失殆尽,思想文化上魏晋玄学思想蔓延,等到唐朝又尊奉道教祖师老子为祖先故道教地位尊崇,随着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到唐朝时兴盛到唐武宗要灭佛的地步,进入五代十国这种大乱世佛教尤其是禅宗一枝独秀,儒学式微是从中唐至宋初所有大知识分子的共识。
北宋建立后如何扭转晚唐五代的弊端?如何复兴儒家道统?重建道德体系这个历史的重任很大程度上当时的士大夫们肩负起来了,张载主要生活在宋仁宗时期,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檀渊之盟后交好了30多年的辽也趁火打劫,就古代大一统的王朝而言宋面临的外部压力是最大的,而同时内部又盗贼群起在这内忧外患下宋代学者积极立说广泛参与政治,像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都是在延续着先秦以来的“士”的传统,所以简单的把横渠四句理解成在表达“我要做官”,我认为是非常不公道的,还有很多人批评说“张载有没有资格说横渠四句”?那谁有资格呢?
我不止在一个视频中看到了举例,比如说像范仲淹、文天祥认为他们才有资格,殊不知范仲淹就是张载的伯乐,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就说到“范仲淹一生纯正无暇”,而他对张载的提携和引导尤为有功劳,文天祥跟张载也有关联,横渠四句有多个版本,比如说朱熹的《近思录》中它的第二句和第三句记载的就是“为生命立道,为去圣继绝学”,在南宋宝佑四年21岁的文天祥参加殿试成为状元,在他所做的《御试策》中引用了“横渠四句”这句话这也是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此时距离南宋灭亡23年距文天祥牺牲27年,所以张载是否有资格说横渠四绝?至少在过去一千年的人看来是有资格的。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推崇,明朝末年的黄宗羲推崇,革命年代的李大钊推崇,抗战时期的冯友兰、马一浮推崇等等,由此可见越是民族面临危亡之际横渠四句就越是被推崇,当下有那么多人觉得横渠四句假大空,侧面上也说明我们现在离民族危亡已经很远了,天下兴亡的责任现在也不需要普通人去承担,正如100年前大批的青年人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现在的中华已经崛起了大家都可以为自己的兴趣,为更好的工作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读书了。
那董宇辉有资格说横渠四句吗?一个直播带货的喊为粉丝上链接的人有资格吗?我的观点是要么是认为所有人都没有资格说横渠四句,我们不需要圣人,就像国际歌中说的“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要么是认为所有人都有资格说横渠四句,“释经权”不应该被少部分人垄断,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对横渠四句有自己的理解,有一定的济世情怀和道德担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正如孟子所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
以上两种观点我都认为没问题!要么都别说要么都可以说!但有问题的是相当多的人认为部分人是有资格,而部分人没资格,甚至按照这些人的标准是绝大部分人没有资格,只有极少部分人有资格,这是我最反对的,古往今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喊着响亮的口号挥舞着伟大的旗帜,最后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那这种想法就是培育这种所谓的“雄主”所谓的“圣人”最佳土壤。
最后还是用冯友兰收尾,他在1990年在逝世的5个月前完成了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修订工作,在他95年的生命中最后经手的著作,在全书最后的总结再次以横渠四句结尾,紧接着又补了四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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