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沉痛忏悔：当年我干的坏事

来源：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

转自：新西部网(2013年9月3日登载)

原题：《红卫兵就杀人忏悔 死者家属：佩服但不原谅》

作者：刘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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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一个冬至日，王冀豫给父亲烧纸，和往年一样，他烧的时候多点了一堆，给另一个人——张宏（化名）。

也和往年一样，父亲的纸烧起来了，张宏的却一直点不着，“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我都认了，你别跟我过不去了！”他急了，跺脚大喊，火一下子蹿起来。

那是2009年，王冀豫第一次公开忏悔。他杀过人，叫张宏，文革武斗时打死的，当时他16岁，张宏21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张宏死后，王冀豫多了一个习惯：吃包子。

一顿一斤，一天三顿，从1967年8月5日到9月18日，吃了整整一个半月。包子一斤8毛，多的时候一天10斤。

另一个变化是掉头发，一抓一把。他梦见自己躺在一块木板上，木板很窄，下面深不见底。一个女人告诉他：“你要在这儿躺一万年。”

16岁的少年，听了这话坐立不安。

这之前王冀豫不信邪、不认命，一张黑脸，什么都不怕。从小在北京部队长大，父亲是部队高官，他打架斗狠、偷鸡摸狗，身边永远跟一群小混子。

那一次武斗改变了他。

那天，几个红卫兵正把一个男孩打倒在地，一下一下踢他的头，他们穿着皮靴，踢得王冀豫一阵不安，“别踢了！踢死了！”他上去抱住男孩的头。

一个红卫兵一把拎起他：“他是阶级敌人！你怎么站在敌人一边？”

“敌人”两字一出来，王冀豫沉默了，“我怎么护着敌人？”

他觉得一阵羞耻。1967年，文革正风起云涌，“阶级敌人”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很清楚。5秒钟之后王冀豫伸了第一脚，他也穿着靴子，一脚踢下去，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感。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47年后，王冀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5秒钟彻底改变了他。

1967年8月5日中午，一个朋友找到王冀豫，“李红星被四三派捅了3刀，流血过多，晕倒了！”李红星是自己人，“四三派”是死对头。

“跟他们拼！”王冀豫拎了一根棍子出门，一起出门的还有二十几个红卫兵，他们十五六岁，棍子、木棒、大镐人手一件。

天很低，一切显得浑浊，混战中一个“四三派”男孩抡起一块砖，劈头拍向王冀豫，王冀豫左手一拦，砖落下，不偏不倚正中左手关节，一阵剧痛下他恼羞成怒，“我打死你！”

他蹿起身子，腾空跳起一米多高，举起棍子头上一抡。“呼啦”一阵风声，所有人都怔住了。

男孩却不敏感，他穿着蓝工服，“踏”“踏”“踏”地跑。棍子打在后脑，男孩像一个肉袋子似的飞出去，弹在土坡上又滚下来，又一棍子，打在前额，“你跑不了了！”王冀豫大叫，一种快感让他大笑出声。

血流出来，棍子红了，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只出不进，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王冀豫一阵眩晕，他杀人了。

一个半月后王冀豫入狱。几个窝头一碗菜汤，看不到一个油星儿，可他不掉头发了。反而逃亡的一个多月里他坐立不安，一直躲，又一直等，怕报应，更怕没报应。

入狱的10个月里，他想不通一件事儿：一切都按主席说的来，主席说革命他就革命，主席说斗人他就斗人，一切都没错，却把人给弄死了。

思前想后，有一点很肯定：主席是不会错的，一定是下面的人弄错了，没理解主席的意思。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告诉自己。1966年4月，他在清华看到红卫兵斗王光美，她脖子上挂一串乒乓球，穿着旗袍，脸上涂着红二团，红墨水抹了一嘴，“恶心极了”，他不忍心看下去，“我要是她我就自杀。”

他揪住旁边几个小喽揍了一顿，“你们把主席的意思扭曲了。”

另一次是1966年11月。“你爸完蛋了，打成走资派了！”路上有人告诉他，回到家，他没见到父亲，只知道他去喂猪，母亲去干校干活儿。“这运动里有坏人”，他想，“主席不会这样干。”

“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在回家的路上，满大街都这样喊，“我当时喊不出口，觉得有点儿肉麻”。

两年之后他没有障碍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看这个语感，这个节奏，这个递进关系，这是学问！”

毛主席语录里许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时宋小明16岁，不上学，不上课，自由又无聊的日子里，只有打人才给他快感。有时一个卡车过来，拉上三四十个红卫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车上，无上光荣。

他眼看红卫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爷的宅子，出来时一人手上一块劳力士。还有他的老师崔显堂，一个总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先生，他集邮，西化教育，冬天打网球，裤衩都是亚麻的。

抄家那天，红卫兵用钢丝把老人绑在床上，龙票踩了一地，这东西老人的儿子都没摸过，老师气得连着床一起站起来。

武器有很多种，一种叫“管叉子”：一根钢管儿用机床斜着切开，头儿是尖的，切面崭新，捅起人来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树，把车胎绑在“丫”字树枝上，裹上石头当弹弓。

手法也有讲究，砍额头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侧，不捅内侧，因为“外侧是静脉，内侧是动脉”，进了监狱不能招供，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过刑，弯下身子，双手够到脚趾，一站12个小时，身上一丝不挂，站着站着看不见脚，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可他觉得光荣。蹲水牢，半夜提审，他什么都没招，出狱后照干不误，为送哥们儿件军大衣，他拎把刀子硬从别人身上抢下一件。

“这是一个江湖”，宋小明回忆说，16岁的他看来，打人是一件正义而了不起的事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吴琰说，“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施暴者，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忏悔。”

她64岁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时代一声叹息。

15岁时，她花3分钱买过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这么糟糕，受不了诱惑，愧对工农群众”，她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一边写一边流下眼泪。

吴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昨天门庭若市，今天门可罗雀，出门时一群孩子拿石子追着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关在学校，妈妈关在妇联，大哥在清华，二哥在北大，一个阿姨被赶回老家，“不许再给走资派干活儿”，只剩她一个。

没钱吃饭，她拎着袋子到菜市场捡了几根烂菜叶，批斗会散场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烧光了火也没生起来。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同班同学走进门来，“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书，一部分扔进垃圾堆，一部分几毛钱一斤贱卖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几脚，“资产阶级小姐！”

她立在房间一角，眼看母亲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个红卫兵一脚下去，碾了几碾。

她没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想法一个一个从她脑子里经过，千头万绪。

那不是愤怒，却比愤怒更复杂，混合着羞耻、不忍、犹豫和费解，“我没想冲上去护着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错了。”

对16岁的吴琰来说，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亲情。那个年代里，亲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这些红卫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让自己加入进去，想了解他们，跟上他们，接受这个逻辑，而不是站在一边。

她感到自己站在广场里，所有人都很亢奋，你打一下，我就要打两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号。那种呐喊像一种胁迫，“只要跟着喊口号挥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学校门口，一个同学的妈妈被当街乱打，她是个“地主婆”，扫四旧扫出来的，十三四个学生你一下我一下，就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轻易、很常见、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样，那时的吴琰不觉得这一切有问题。

平庸的恶

1968年末，1969年初，红卫兵风潮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切慢慢平静下来。

也有批斗会，但没那么当真了。陕北余家沟大队里，批斗是记工分的，批的男人一天记10分，被批的男人也一天记10分，10分相当于一个壮汉一天的劳动量。

批斗会当天，姑娘们穿上花衣服，媳妇们抱上孩子，一路高高兴兴。“今儿斗争你？”人们笑着问。“哦嘛，运动嘛！要有个斗上的”，谷志有笑着答。

谷志有当过大队书记，四清的时候被整下台，这次大队必须有一个人被批斗，就方便地选择了谷志有。

批斗会上，安排角色质问谷志有，无论他怎么回答，角色都作愤怒状，气氛越来越好。散会后，谷志有坐到磨盘上休息，社员端水给他喝。

一个青年过来了，他叫王克明，北京人，当年因为亲属中多人是批斗对象，没能参加红卫兵，错过了轰轰烈烈的武斗，一直觉得有些失落。

插队第一年，他最受不了的农活儿是种荞麦时的拿粪。把粪从茅缸里淘出来，满满两大桶，用扁担挑到山上，搀上土和籽种，用手拌匀，“都是‘原浆’，密度比水大多了，又沉又臭，还有蛆，活的，拿完粪又用手拿窝头。”

农活儿干得不好，政治上不能也落后，他走上前去：“谷志有！”

“哦……”

“你他妈不老实！你他妈反毛主席反革命！”几个问答后，王克明越说越气，一拳打中谷志有口鼻，谷志有一声不吭，鼻子流出血来。

王克明心里一紧，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

10年里，王克明从一个知青干到大队书记，在余家沟修造淤地大坝，拉了电线，用阶级斗争方法抓生产，学大寨，也试验过高效率的农活儿包干。那时觉得是“做了点儿轰轰烈烈的事”，但再没打过人。

但有一点，他不进谷志有的窑洞。见了面，总是比别人更冷淡些。“他有问题”，王克明一遍一遍告诉自己，理由只有一个：只有他“有问题”，我才是对的。

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从收音机里听到，阶级斗争结束了。

他突然有种说不出是兴奋、松弛，还是别的什么，那感觉就像过电。之前他不觉得紧张，一切习以为常，可直到这一刻才发现，那根弦一直在，这时才算断了。

怀疑，从对自己开始

王克明26岁时，回北京到《农民日报》当记者，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一个农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记者，你是中央来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乡里人说得谦卑、紧张，战战兢兢：“你说包产到户好，上面才能让我们搞，我们才有饭吃。”

大别山很穷，一张竹床一米宽，王克明和一个当地干部头对脚睡，房子四面漏风，没被子。

农民用树枝条子编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糊上泥就是墙了。一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被子是一团灰突突的棉絮，一个没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里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泪水“哗哗”。

王克明开始怀疑自己。10年农村生活了，他信毛泽东，信人民公社，当大队书记，搞阶级斗争，可人民公社却让人穷成这样，“我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

他想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想，路上、桌上、车里，到处拿着书。有时一件大衣裹着头，一路卡车在走，风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

“南去的大雁 / 不要对北国的寒冷发出哀鸣 / 你我观点如冰炭不能同炉 / 却没有争吵 / 没有脸红”1974年，这样的诗在红卫兵中广为流行。

就在那一年，王冀豫开始学吉他、下围棋、看俄苏小说。小说里俄国也在革命，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一本已模糊了书名的小说的情节：一群大兵冲进农场主家里，见到他美丽的女儿，“请你们出去”，姑娘说，一种美好和庄严震摄住了所有人，他们真的掉头离开了，走到门口想想不对，“这是革命”，回身大兵们强奸了她。

美好的力量，王冀豫也感受过，流亡的日子里他来到琼崖，住进朋友家，朋友的母亲是之前是广播台台长，后被打成右派。

每天下班后，她都干干净净地穿上长裙，戴起帽子，一到单位，一切都换掉，挂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话。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说话，争吵，一切都刚刚好，“我要是没杀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种新的遗憾，这遗憾他之前有过，对张宏，而这次是对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杀人之后，他和好的东西之间就永远有了一种距离。越是好，这距离就越大；反而和恶之间距离是没有的，而这距离将持续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之前，他一直以为失去的只是张宏而已。

这种失去吴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当了记者。报道一个工人搞出一项个人专利，单位却压制他。工人三下扬州，三打官司，争取他的专利。

吴琰第一次报道后，单位开除了这个工人，他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摆小摊。吴琰接着报道，工人的境遇更坏了，没有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母亲自杀了。

吴琰第三次报道了他，这次工人连家乡都呆不下去了，一张车票，跑到广州。

报道得奖了，工人的一生却彻底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可为了什么，就应该这样吗？”

她惊觉“为了更大的东西，失去一个生命的幸福，这就是文革思维”，她深深地厌弃自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为了什么，不惜什么’”。

说出心里的忏悔

从50岁之后，王冀豫突然觉得不安，这不安没有由头，几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经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这一生他当过兵，坐过监狱，开过马场，当年一起打人的朋友们一个一个死了，只剩下他。

他开始吃不好，睡不着，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起张宏，“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开始琢磨他。

那之后的46年里，他一直记得张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责，有时是不安，现在人老了，想起张宏，心态是另一样。46年了，他把张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说话，“我也不比你好哪儿去，我为你这事儿扔出一个眼睛，我也60了，到那边咱俩都一样。”

这不安是对张宏，也对张宏的家人。当年他入狱，10个月之后出来，监狱长告诉他“张宏父母保你出来的，他们说这是武斗，你也是一时失手。”

但这对父母不愿见王冀豫，40多年来，也从未向儿女提起，张宏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两人对王冀豫一无所知。

忏悔的念头有过，但说出来，对王冀豫来说还是个大事。

他开始算命了，这之前他从来不。一只手伸出来，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过大恶”“没有”“你打死过人？”“没有”“记住，一辈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觉又来了，46年前他感受过一次，而这次不一样，他不会再进监狱，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觉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觉得”，父亲葬礼上他意外地哭出来，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远没有之前以为的那么坚强。

是当年一起插队的吴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们要出一本书，让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过的那些坏事，做个忏悔。”

这想法一下子击中他，“没问题！”他一口答应，“但你要催着我，我这人不会写东西。”

那是2007年，两年下来，她打过几次电话，有时王冀豫说忙，有时含含糊糊，事情就这么耽搁着，她突然觉得不对，“是不是他顾虑什么？”

王冀豫没有顾虑，但家人不许，“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说了会惹来麻烦，毕竟是一条人命！”

吴琰激他，“说了写不写，你这也是爷们儿干的事儿？你不是说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写就写！”一种羞愤让王冀豫当场答应。一个晚上，他拧开台灯，坐在桌前，铺好纸，拿起笔，意外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老了，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

文章写完，发表，几个月后，一个律师来到他的办公室，“认识这个人吗？”

一张一寸照，一张户口本内页，一张死亡后的照片，三样东西摆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张宏，非常具体：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他本以为46年，他可以，也已经忘了。

律师告诉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来的，王冀豫说让我见见他。

张宏的侄子已经三十岁了，张宏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侄子是替父亲来的。他告诉王冀豫两件事：第一，你可以忏悔，但永远不要提张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认账，我们佩服你，但永远不会原谅你。

王冀豫说他不要求原谅，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个道歉就完了？太轻了。”

“道歉之所以难，在于有否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王克明说，离开余家沟15年，他经常回去，却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谷志有。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说“对不起”，谷志有笑了：“嗨，运动嘛！你那会儿娃娃家，懂个甚？”

卢晓蓉、吴琰、丁珊、王冀豫、张华、李斌、陆晓娅……32个人，对当年的过错和作恶一一作了忏悔，关于出卖，关于沉默，也关于人性。

而这些忏悔当中，真正与人命有关的只有王冀豫与杨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恶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现在也是。”吴琰说起王冀豫觉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文革的死难者，她遍访民间，搜集名单，而杀人者往往一口否认，并从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逻辑。

王友琴在芝加哥讲学时，看到美国的中学生模拟文革，他们戴上红袖标，拿起鞭子，模拟现场，让每一个人喊口号甚至动手：“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它让你亲自感受，你在那样一个现场是什么状态，会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样的。”

而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艰难。

2013年，张红兵公开忏悔，文革时他举报母亲“反革命”，致使母亲被枪决。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认！”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亲是反革命，我会不会举报？我想我大概会的。”

“我没有做更大的恶，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因为你运气更好。”

吴琰也跟朋友谈起过说出忏悔，10个人当中，6个人拒绝了，吴琰没有再强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强迫，忏悔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们的抗拒。

亲身走过，她知道选择作恶那一刻，人的无奈、软弱和被动：“人性本来不恶，但在那样一个广场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惧都被调动起来，你不举报，就有人举报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很多人就这样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们忏悔》书稿出来，厚厚一摞，“我们只说自己，”宋小明说，“那都不是违心的。”

附：

一位女红卫兵的忏悔：我亲手殴打了我的老师

作者：邱莉文

1966年我14岁，正上初中一年级。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爱学习，大家互相比看谁的学习拔尖。老师教课也非常认真。当时我是班长还兼任语文课代表。老师很信任我，同学也愿意听我的，特别是几个男同学，整天想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问我，故意为难我，而我也愿意借机会和同学们搞好关系，使我们班能在全校争个第一，曾是我们最大的理想。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社会上正处于一场暴风雨的前夜。

1966年夏天，也就是我们初一的第二学期末时，那场政治风暴终于爆发了。记得那天我们还在上课，楼道里忽然乱起来。由于天热，教室的门开着，我们看到许多女学生，在每个教室门前喊着煽动停课闹“革命”的言论。学生的头脑极其简单，又容易冲动，听着那些诱惑力极强的煽动语言，教室里一下子就乱啦。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再也没上过课。

学校里很快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属于那种苗红的孩子，学习又好，在同学当中又有号召力，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批红卫兵。我们很快受到了领袖的接见，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社会上、学校里，到处在斗“黑帮”，我青春的罪孽也就由此而来。这些罪孽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回忆。

开始我们也像那些高年级的女生一样到处进行煽动，煽动人们的政治和信仰狂热。我们身穿旧军服，腰扎武装带。我们女学生的头发都一律梳着两个小抓鬏（jiū）。当时我们觉得那是我们的骄傲。我们像疯了一样，到处乱跑乱窜，到处煽风点火。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弄得乱七八糟。当时的我们，好像已经不是学生，而是一群救世主。我们砸毁了除思想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东西，许多价值连城的珠宝古董，甚至传世国宝都被我们毁坏了。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顷刻之间毁于我们这些混世魔王之手。

当社会上没有东西可供我们毁坏的时候，我们便把罪恶之手伸向了人的灵魂，甚至伸向了人的肉体。现在想来，我们所犯罪孽之大，是不可饶恕的。尤其是我，我曾经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亲手打过我的老师。

那是一次万人批斗大会，教我们语文的冯老师因家庭问题被押上台。他的爸爸在旧社会曾经当过几年伪警察，1955年因病去世。当时有人揭发冯老师的爸爸，所以就把冯老师押上了台。人们高呼口号，让冯老师交代他爸爸迫害劳苦大众的问题。冯老师无言以对，他回答不了人们提出的问题，只老老实实地弯着九十度的腰，站在台上。根据推算，他爸爸当伪警察时，他还不懂事。可当时没有人管这些，“父债子还”在当时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见冯老师拒不交代问题，就高呼口号。有人还找来一个小方凳，强令身材肥胖的冯老师站上去。八月里火热的太阳光无遮无掩地照在冯老师身上，黄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面颊流下来。可他不敢动，只规规矩矩地站在小方凳上。

这时揭发他爸爸的人，越说越具煽动性，他说，冯老师的爸爸当年曾用皮带抽打过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当时我正在台边守卫，听到这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邪劲，好像是怀着“对无产阶级深厚的爱”，一下子蹿上台去。我解下系在腰间的皮带，挥舞着带领大家喊口号。然后，在上万人狂热的支持下，猛地转过身，抡起手中的皮带，向冯老师头上抽去。皮带的铁头刚好打在冯老师的额头，鲜血一下子就流出来。这时台下一片欢呼声。人们嚎叫着：打死他！向他讨还血债！……

在狂热的氛围里又有几个学生跳上台，围打冯老师。冯老师没坚持多一会儿，便重重地摔倒在台上。

当时的我像英雄一样自豪，也确实受到了同学们的赞扬。

可晚上回到家里，我那纯朴老实的蹬三轮的爸爸，用他那满是老茧的大手，抡圆了，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他一边打一边骂：你个王八蛋！我让你打老师。我打死你。他狠狠地一连抽了五六下，直到妈妈拼命抱住了他，爸爸才住手。但爸爸对我恶狠狠地破口大骂，并扬言从此不要我这个女儿。几经劝阻，爸爸才饶过我，但那天家里没有让我吃晚饭。

夜里我躺在床上，用手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脸，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眼泪不由得就流出来。没搞运动的时候，老师对我有多好，可我却打老师，老师有什么错；从没打过我的爸爸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一定是我错了。自古以来，哪有学生打老师的？

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出去参加社会上的运动。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复习功课和帮妈妈做家务。虽说爸爸及时挽救了我，可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还是深深印在我的心灵上。30多年过去了，那件事，还在折磨我的灵魂，使我时时刻刻处在痛苦之中。

今天把它说出来，以做我青春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