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口罩世纪

作者：张蒙

用不着举什么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口罩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大众化的医疗器械之一。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围绕口罩展开的各种讨论早已是汗牛充栋，令人目不暇接了。此时再推出这样一本研究口罩的专书，其意义何在？

的确，如果我们能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对口罩有深入的研究，那至少可以回答我们当时很多很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但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恐怕还是要到切身感受到口罩带来的震撼之后，才有可能激发研究的热情。因为长期以来，口罩一直都是一个很不起眼的用品。在我们国内，普通人以往只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佩戴口罩，比如生病住院、冬天防寒和雾霾天气等等。即使是在非典时期，由于疫情传播有限，也没有出现全国人民皆然的局面。在欧美国家，口罩更是难得一见之物。在这种背景下，要想让医学史专家对口罩产生兴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新冠疫情之前没有相关的研究。起初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1918年大流感时期英美和日本的口罩社会文化史，如：美国学者布莱福德（Bradford Luckingham）的《戴口罩还是不戴口罩：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图森》（1984年）、桑德拉·M·汤姆金斯（Sandra M. Tomkins）的《专业知识的失败：1918-19年大流感时期英国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埃德温娜·帕尔默（Edwina Palmer）与杰弗里·W·莱斯（Geoffrey W. Rice）合撰的《“神风 vs 鬼风”：日本大众对大流感的反应，1918-1919》（1992年）。

直到 2000年，由邓铁涛和程之范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较早地提出中国医生使用的口罩最早可能源于伍连德在1910年东北鼠疫时期的发明。此后，雷祥麟在其2014年出版的英文专著《非驴非马：形塑中国现代性的中医与西医》中也提到了伍连德在东北鼠疫中推广使用口罩的贡献。不过，真正将东北鼠疫时期的口罩作为专题研究的还是2018年英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斯·兰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他在其《鼠疫口罩：抗疫个人防护装备的视觉呈现》一文中，结合多种分析工具和图像史料，从人类学的角度详细地分析了口罩所起到的“面具”的作用。

新冠肺炎爆发后，科普文章甚多，如：《不只医药事：1918大流感下美国的“口罩社会史”》和《口罩文化史》。随着口罩在全球都成为讨论的焦点，许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口罩的历史。日本学者住田朋久梳理了口罩在人类历史中的漫长旅程（2020年）。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举行了由张蒙主讲的“口罩在近代中国”的讲座（2020年）。德国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组织了“东亚社会戴口罩的社会-物质史线上工作坊”（2020年）。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阿里尔·路德维格（Ariel Ludwig）和汤姆·埃温（Tom Ewing）等人发起了“流感口罩研究项目（Flu Mask Project）”，发表多篇有关口罩与大流感在美国的文章，从性别、法律和地方权力等角度对口罩历史有了新的解读。2022年春，国际知名期刊《东亚科学技术与社会（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发表了由韩国学者玄在煥教授主持的东亚口罩研究专辑。可见，由于新冠疫情的刺激，口罩史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视角也大量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

受权刊发，选自《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张蒙 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新民说 2025年5月。。

鉴此，本书聚焦于东亚地区，收录了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的学者的相关论文，意在从不同的维度和视角，去看待口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卫生用品。追溯起来，近代第一个撰写口罩历史的学者很可能是伍连德。他出生于1879年，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医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鼠疫斗士”。 虽然他的研究存在着鲜明的进化史观的倾向，但其搜集到的许多珍贵史料已成为我们日后研究的重要起点。1926年，伍连德出版了英文专著《肺鼠疫论集（A Treatise of Pneumonic Plague）》，其中专辟一节，试图用新颖的图像工具来佐证口罩在历史上有一个线性的发展：从中世纪的鸟嘴医生到19世纪中期德国人的防疫措施，再到清朝的东北鼠疫——伍连德推出的纱布口罩则是口罩进化史上的最新高峰。兰特里斯较早地注意到这一叙事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应该将之看做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兰特里斯能够在疫情之前慧眼识珠，发现口罩潜藏的巨大意义，可谓见识过人。本书收录的他那篇发表在著名的《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上的论文，截至2023年3月26日，是该刊自1977年建刊以来阅读量第二高的文章，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但是，兰特里斯并未能从史学的角度解决东北鼠疫的口罩起源问题。北京大学的张蒙从热带医学史和细菌学史入手，论证了口罩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呼吸器（respirator）”到“面具（mask）”，再到“口罩（mask）”转换。他借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理论，认为口罩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东北鼠疫中的新发明，与英文作为国际医学界的强势语言有密切关系，即原本就已经在防疫中被大规模使用的“呼吸器”，却被新来到的操着英文的国际医生称为“mask”。外界为了翻译这一英文名称，开始称之为“面具”或者“口鼻罩/口罩”，从而斩断了与呼吸器的关联，并在大众中逐渐形成一个崭新的发明的印象。

同样是关注东北鼠疫，美国德萨尔斯大学的禹夏则将目光聚焦于当时一位重要的美国防疫人员——理查德·斯特朗（Richard Strong）。斯特朗在东北鼠疫时期拍摄了许多的照片，有别于伍连德所使用的《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补充了我们一直未能看到的美国医师视角。这批珍贵的照片现收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大概也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

前面提到，日本其实比中国更早地开始使用呼吸器。在新冠疫情的初期，日本采用了较为“和缓”的防疫政策，将感染人数压制在较低的水平上。这与同样是发达国家的欧美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采用了较为明确的口罩法令、限制社交距离和封城（lockdown）等措施，却未能成功阻遏病毒的肆虐。为了解释日本这个“特例”，哈佛大学日本史教授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在2020年5月发表了一篇长文。本书收录的正是这篇文章。戈登强调，日本政府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而是期待民众自觉戴口罩，不只是战后美国对日本意识形态改造的结果（从专制到自由），更多的是源于明治时期以来的“教化”理念的延续。换言之，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从未放弃紧密合作，共同劝说民众“就范”。

的确，日本的口罩佩戴史由来已久。日本学者住田朋久在过去三年积累了海量的文献资料，并通过学术期刊和社交媒体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可谓是这方面的专家。在《日本的鼠疫口罩》一文中，他细致地考证了日本在20世纪之交所经历了的鼠疫疫情。他认为，虽然日本医学界是从德国那里了解到口罩知识的，但如果不是随后日本在鼠疫中付出了惨烈的人员代价，日本医界恐怕是不会采用口罩的。

相比中国和日本，朝鲜半岛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大规模佩戴口罩的情况。考虑到朝鲜半岛毗邻中国东北，又在1910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防疫技术方面似乎不应有时间差。对此，韩国学者玄在焕认为很可能是由于朝鲜并未出现肺鼠疫大流行所致。后面随着西班牙大流感的到来，朝鲜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口罩防疫的大潮中。此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口罩的普及，朝鲜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质疑口罩有效性的声音，这在当时的东亚地区可谓是绝无仅有。从作者所举的例子来看，这可能与朝鲜的口罩大量来自日本有关——对于当时的朝鲜反日人士来说，口罩代表了日本的帝国主义。

在分别探讨了中日韩三国的历史之后，本书最后以玄在焕、濑户口明久和白玛丽（Mary Augusta Brazelton）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做结。该文是针对马普所在2020年举行的线上口罩研究工作坊所写。它不仅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当时的几篇研究工作的情况，而且提示了接下来口罩研究的可能进路：将口罩与其他防疫手段放在一起共同考虑。或许，在疫情时期，我们单独考虑口罩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是随着世卫组织在2023年5月5日宣布新冠大流行紧急状况结束，可以预见，口罩将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口罩的特殊性恐怕将让位于它与洗手、护目镜、消毒等防疫措施的相似性。

本文为《口罩：近代东亚的卫生与政治》一书“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