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蕾：我家出了四个大学生，不同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高密一中校门

文|李 蕾，作者投稿

三十年前，在山东高密乡，子弟能高中毕业就实属不易了，但是我家却是一个另类，我父母的四个子女都是大学毕业，其中三个还有名校研究生的学历。

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我大学本科毕业于山东的烟台师范学院。2002年，我公费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读现当代文学专业。我的大妹，初中毕业后，听从我父亲的安排，读了英语专业的中专。中专毕业后，她自考了山东大学的专科。后来，她又函授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本科。我的二妹，本科读的是天津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学的是财经会计学。我的弟弟，本科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通讯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系专业。

这是父母平生最大的骄傲，是他们在人前总是可以抬起头来的底气。他们走到哪里，迎来的都是亲戚们羡慕的眼光和夸奖的话语。这种时候，父亲的心里一定是非常欣慰的，然而他脸上仍然是云淡风轻。我的母亲，则永远都是平静，然而这种时候也会是脸上带着笑的，笑着低下头，看自己脚边的草。

我是在佛光和村人的灵魂里长大的

我的村庄叫河村。河村是山东省高密县姜庄镇东北方向的一座村庄。河村的村后就是人工河胶莱河。河村只有一所小学——河村小学。河村小学坐落在村中心的东西大路和南北大路交叉的十字路口的西南角。河村小学是用庙砖和坟砖共同盖起来的。从我的父辈们有记忆开始，村里就有一座寺庙，就建在胶莱河的南岸边。后来这座庙就成了河村的小学学校，我的父亲和大姑父他们都是在这座庙里读完的小学。文革中，这座寺庙被拆了，而且村里的一些坟被扒了，扒出来的一些砖村里的人们都不要，认为不吉利，于是这些坟砖就都归公了。1976年，这些庙砖和坟砖就建起了河村小学。至今，河村小学的屋山的青砖上，还刻着“1976年建成”的字样。我是在佛光和村人的灵魂里长大的。1980年代后期的河村小学，校舍是平房。整个校园空旷静寂，高高的青砖墙与外面的农田和人家隔开。

村后的胶莱河（本文作者拍摄）

读小学之前，我上了一年的育红班，育红班就是学前班。育红班设在河村小学的校园里面。那一年，小学女老师家的玉米堆放在校园里，成了山，我们这些学前班的小孩就帮她剥玉米皮，那座小山像是永远也干不完的苦役。

河村小学（本文作者拍摄）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叫王秋玲。每次期中或期末考试的大考，我翻到语文试卷的最后，看到作文题的得分，她都是给我打满分加，例如“30+3分”或者“30+4分”。读小学时，小姑是学校图书室的管理员。她从图书室里出来，带上门，把小开本的莎士比亚读本、《红蕾》等杂志拿给站在校门口的我。这是我最早对于书刊的接触。

1991年我开始读初中，读的是镇一中——姜庄一中，期中、期末的成绩，我考级部的前三名，有时候是第一名。那时候，都是发红色纸的光荣榜。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中，排出前一百名。红色的光荣榜，高高地贴在学校教学楼的屋山上。

女生宿舍的床，是两层的，打通铺。一开始，我睡在一层，面向北墙。晚上的时候，我趴在床上，点着蜡烛看书，睡着时有没有燎过刘海、烧焦过被角？后来，我搬到了二层，靠南窗。踩着一级一级的细铁柱，就上去了。夜晚的时候，窗外下雪了，我斜靠在床上，映着月光下的雪看书，以从书上看来的古人“映雪”“刺股”的故事激励着自己。早上，我很早就起床了，教室的门还没有开，我就站在路灯下看书。班里教室的钥匙是阿成拿着。阿成低着头走过来了，我也就进了教室。晚上的时候，我会在教室里看书到最晚。教室的门关了，我就换一间还亮着灯的教室。阿成锁上门，低着头往南走了。很奇怪的就是，男生宿舍也是在北面。阿成往南面去干嘛呢？难道是去上厕所了？每天早上我看到的阿城，也是从南面走来。南面是校门口的方向。他是在外面租房子住吗？那个时候，学生哪里有这个钱？他可能就是去上厕所了，或者去散步了。我的近视眼，就是那时候得的。我的眼睛近视了，同桌孙英把她的一副近视眼镜借给我戴，那时候不知道这样是会把眼睛戴坏的。戴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就去镇上的眼镜店配了，检查有没有散光。

有一天，坐在我身后的阿成递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粘着贴画，是当时流行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人物贴纸，翁美玲演的黄蓉，黄日华演的郭靖。阿成是有些像郭靖：傻傻的，憨憨的，敦敦实实的。上面写着，“你做我女朋友，可以吗？”我不想谈恋爱，也不想阿成做我的男朋友，我给他回信，“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

大约初二时，有一天，我坐在座位上，几个同学错落地坐在我的桌子上听我唱歌。大家认为我的声音好听，推举我做了文艺委员。每天早晨，早自习前，我站在讲台上，领着全班同学唱歌。有一次，我正在讲解《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张老师鼓着掌从窗外走进了教室。张老师个子高，身材比较魁梧，白色面皮，然而他总是沉默的，最多抿嘴一笑。我觉得好像欠他的一样。后来，学校的作文竞赛，我发了一个硬壳笔记本。我一句话不说地拿给他，他坐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沉默地接下，什么也没说。在我，是觉得，我这次获奖是他培育的结果。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开朗的老师，应该跟我说，“这是你应得的，你拿着吧。”

课堂上，老师问每个同学以后的理想。我站起来说：“我想当作家。”班里那个总是跟我竞争的女孩阿巧说，她想当警察。那时，学校里组织的作文竞赛，我得到的方格作文本、硬皮笔记本、笔等奖品，堆满了一抽屉。我把那个抽屉锁了起来，那是少女时期我最神秘的一个抽屉，我总是梦见它。一直到我离家读大学、读研究生，有一次父亲告诉我，夜里家里进了小偷，我那个抽屉被撬开了。我回去时发现，锁孔被损坏得厉害。那个抽屉，再也锁不住我的梦了。

我人生的第一笔稿费，是五块钱，也是读初中时获得的。学校里组织演讲比赛，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家乡》。那篇演讲稿，被县城广播台选中。我拿着汇款单，同学玉珍陪着我去邮局取稿费。但是邮局告诉我，还需要身份证。我懒得再跑一趟，那五块钱稿费，算是捐给了邮局。那时我对钱没有啥概念，又不愿意费事。读小学时，六一文艺汇演，我就发现了口红的秘密：涂在嘴唇上，很漂亮。一只口红就可以让一个女孩子变美。后来我读张爱玲的书，她说她用第一笔稿费买了一支口红。她的嘴唇，永远都是红艳艳的。

我的乳名蕾，妈妈说是她给我取的。我的学名李蕾，我记得是小姑给我取的。妈妈的名字是“淑花”，小姑的名字是“秀霞”。花、霞和蕾，都是女孩子的名字。乡间的女孩子，名字取得随意，妈妈和小姑给我取名字的时候，或许也没想这么多。十三岁时，我写着“蕾”字，觉得这个字字形结构太局促了、笔画太多了，太女孩儿化了。于是，我改成了“磊”字，希望自己光明磊落、大气。二姑父、四姑父，都是我当时就读的姜庄一中的老师。我请他们两位陪着我到了镇上的派出所，改了名字。

我还保留着一张“家庭通知书”，时间是1994年7月21日，初三的课程结束时。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徐老师在上面，用钢笔写下了对我的评语，“该生思想端正，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秀，能严格遵守纪律，对班级工作认真大胆，望更加努力！”班级工作是指，我做着文艺委员、数学课代表等学生工作。本学期，我的各科成绩分别是：“语文98，数学94，英语93，政治82，物理96，化学99，历史97，生物86，总分745”，这些分数是用钢笔写的，旁边用钢笔写着“1名”，我是班级的第一名。那时，发了粉红色纸的“初三级部百人榜”，我是第二名“李蕾，名次2，分数745，班级1”。班级1就是1班。第一名那个同学，比我高2分，他在2班。“家庭通知书”上，还写着“开学时带齐下列经费，一次交清：杂费16元，电费15元，水费7元，讲义费2元，合计50元整。住宿生外加住宿费12元。”这些字，是用黑色的铅墨印的。近30年后，墨迹有些斑驳，但能辨识清楚。徐老师个字不高，走路的时候目光坚定地看着前方。早自习的时候，他给全班同学念他喜欢的汪国真的诗。

初中四年，我都是住校的。每周骑着自行车回家一次。学校离家有12里路。

到了初中四年级时，父亲让我考中专。我是数学课代表，我去徐老师办公室交全班同学的作业时，他跟我说，他读了中专很后悔，让我一定要考高中。其实，不管徐老师怎么说，我是一定会考高中的，一定要读大学的。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犹豫过，从我在河村的少女时期开始。望着河村一望无际的田野，我只觉得孤单。我研究每一只花生壳的内纹，光滑的内壁布满着紫色泛蓝的纹。多数的花生都是两个粒，然而有的是三个，鼓鼓的，歪着脖，很神气。花生壳的外表，则是像麻袋一样。正生长着的芝麻的籽，它在成熟之前是白色的、嫩嫩的。我研究剥掉粒的玉米骨，上面镶嵌着一个一个空缺的窝，那正是它被剥掉的牙齿。我看着大葱的花苞在干裂的土地上生长，直到一根根花穗撑破皮，仰天招摇。我看着秋天的豆荚炸裂，豆粒掉入土壤。我看着一片接着一片的绿色的小麦苗，它们每年都是这样。我走在花生地里，半截裤腿被打湿。我摘棉花上的虫子，我害怕虫子，就用一片绿叶裹着虫子，然后残忍地把它一撕两半。我太孤单了，我要离开农村。

我只报考了高密一中，没有填报其他学校。当时还可以填报高密二中、高密五中，作为备选。如果没有被一中录取，还可以被二中、五中录取。好险。如果没有考上高密一中，我就没有学上了。当时为什么只填报了高密一中，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我只要这个，我可以，我肯定可以。26年后的今天，我很佩服自己当时的选择，欣赏自己当时的勇气。当时的我，没有患得患失，没有犹豫不决，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那一年，我15岁，还未满16岁。

1995年，我初中毕业。离开校园的那一天，全班同学在一个教室里面，围着一圈桌子，分成两列，阿成举起啤酒杯跟我碰杯，他流泪满面。

从姜庄一中考入高密一中的学生一共有八人。全县前100名的学生，才能考入高密一中。乡镇中学的学生，比高密县城里的三所初中（向阳中学、立新中学、古城中学）的学生，要难考得多。高密一中，是高密县城最好的一所高中，能考上这所高中是全市尤其是农村孩子的荣耀。我考入了高密一中，我的远航从这里扬帆启程。

高密一中校门

读高密一中时，平日的考试成绩，我是班里的前五名，有时是前三名。大约高二时，一次考数学，同桌张捷拉过我的试卷，“给我抄抄。”抄吧。张捷从家里给我带了两个韭菜盒子，鼓鼓的肚腹，两面煎得金黄油光，一看就很香。她给我，我说那她也要吃我的炉包（我从家里带的，妈妈给我做的）。她说不要。我说，那我也不要。她说，不要算了。我有着农村孩子的自尊。张捷的父亲在高密县城的一家工厂做科长，高考前，他去北京出差，到北京的书店里给张捷买了模拟试题。试卷垂下张捷的课桌。我没有跟她说，给我看看。我是否晕染了河村人、河村男人、镇上男人的沉默？高考前，张捷每天带一个鸡蛋到教室吃。有一天，她跟我说，她妈妈说，每天也给我煮一个。我把钱给她。有一次她说，“有一个鸡蛋破了，还你一个。”她有着县城孩子的主动。高考前夕，我还做学习委员，站在讲台前收同学们的作业，给同学们分发作业。班主任荆老师喜欢巡逻每个同学的学习情况。有一次，他巡逻到我的面前，对我说：“你考上北师大，没有问题。”北师大，我才不要考。我在心里想。然而，北大还是南大，我心里是没有谱的，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设想。

高密一中校训“为四十岁做准备”

1998年7月7日、8日、9日，我参加完那一年的高考。那一年，是可以在查分机上查分数的。那个7月，我来到高密县城，在查分机上查到了我的分数。645分，只比本科录取线高出了两分。“啊——”我冲出了人群。我的身后，听到一个不理解的女声，“过了本科分数线，还不高兴！”那天下着小雨。我冲进了小雨。一个人坐在台子上，发呆。

谁也没想到，我会考得这么差。班主任、班里的同学们、河村的人们、我的父母、弟弟妹妹。大姑说，要不去济南查查分数，别把档案弄混了。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伤心，家人谁也不敢过来安慰我。

我看了省内的大学，我的分数可以填报烟台师范学院、聊城师范学院。我选择了烟台师范学院，因为在海边。我选的是中文系。我语文好，我想当一个作家。我想过，是否复读一年再考。但是，有可能，一年后考的分数，还不如现在的。而且加入复读的大军，游击战一样地复读，我觉得很怪异。我决定，读大学期间考研。张捷平时的成绩不如我，她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校。

为什么我的高考没有考好？我想可能有各种因素。我当时就读的高密一中，实行素质教育。这在山东省是开先河的。高考前一个月，学校放假了，让同学们自习。我当时不会自学。因此，那一个月抓瞎了。还有，高考前，我的母亲出了车祸。我父亲醉酒后，开着他的三轮车，把我的母亲翻到了沟里。我的母亲胸前的几根肋骨断了。我去镇医院陪伴了母亲几天。我的情绪低落，这是否影响到了考试？

也可能是我的作文没有写好，因为我没有从我的真心所感来写。那年高考的作文题目是《一件令人羞愧的小事》。我本想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真事儿：我刚上高中时，语文老师郭老师极为欣赏我的习作，给我的作文写评语，“好久没有读到这样的文章了，惊讶在于此，惊异在于此。”那篇作文，我写的是，刚入学时，几个女生在宿舍里抢水的事，写得非常活泼。就如同读小学时，我写过一篇作文，写弟弟和堂弟抢一块糖纸，两个人抱着翻滚到猪圈里。那时候，郭老师时常给同学们布置写作文的任务，例如周记等。在课堂上，郭老师给全班同学读了我的一篇“作文”，作为“范文”。这篇文章，是我抄的，从不知什么作文书上。我羞愧极了。大概过了不久，一个晚自习，郭老师把我叫到教室外，郑重地跟我说，让我当学校幼林文学社的社长。郭老师的脸长长的，很严肃。我想到，那篇我抄的作文。我觉得，我没有写作能力。于是，我沉默地拒绝了。郭老师再三恳请，我依然是拒绝，沉默。

1996年12月，高密一中的学生们在阅览室阅读校刊《幼林》

如果我把这件事儿写在高考的作文中，让阅卷的老师知道这样一件令人羞愧的事，这一是有道德的耻感，二是担心万一阅读老师给我判零分呢？于是，我放弃了这样一个写作的设想，而胡编了一篇。胡编的作文，肯定是逻辑不通的。这道作文题目，我肯定是得了低分。

我们的教育，是否允许孩子说真话？孩子做错了事，自己知道错了，敢不敢、能不能大胆地说出来？她如果说出来，老师、家长、社会整个大人的评判系统会怎么看待和处理？她是否会承担不好的后果？如果要承担，不好的后果是什么？我这篇“文章”，没有拿出去发表，没有“挣得”稿费和名声，但是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地阅读了，我就感觉到深深地羞愧、不安。

26年来，这件事一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2021年5月，我为了写作而回顾往事，联系上了郭老师。交谈之中，我才知道，他是一个清高的人，平日里只阅读西方经典和中国古代经典，中国当代的一些“名书”他是看不上的。“文学之路很难走，除非像莫言、余华、阎连科、陈忠实、贾平凹等人，有长久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对众多作家来说，写作生命是有限的。中国古典文学成就更高。改革开放之后现当代文学多借鉴西方现代派，总能在莫言、余华、格非、刘震云、陈忠实等人的身上看到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肖洛霍夫的影子。路遥和《平凡的世界》除外，这本书我1986年就读，但一遍也没看完，实在看不下去了，但其影响延续至今，网上顶礼膜拜者众，就这种阅读水平，真是文学的悲哀。”他说道。

那么，我一入学时，他就那么高看我的作文，我的特质真的很优异？我跟他谈起，当年他请我做文学社社长，对他表示感谢。但他不记得这事了。然而我始终没敢告诉他，那已经藏在我心里26年的秘密。

大妹——自考达人

1993年春天，我正读初中二年级，我的父亲盖好了现在我家住的那座房子。住进这座新房子，我和大妹睡一个房间。她听了父亲的话考取了中专，是她愿意委屈自己以成全别人。大妹觉得，家里不能三个人都上大学，父母负担不起。弟弟是家里的儿子，大妹就觉得弟弟是一定要上高中的。她天然地自觉服从儿子优先的安排。于是，她决定不考高中。她读初中时的成绩不如我，也不如弟弟，但是也不过就弱那么一点而已。以她的聪明和成绩，是完全可以考上高中的，即使考不上高密一中，考高密二中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我们姐弟读初中时的成绩，在河村以及姜庄一中的老师们中间，都是很有名的。

河村我家老屋（本文作者拍摄）

河村我家老屋（本文作者拍摄）

大妹读的中专，叫山东银行学校，专业是经贸英语。这所中专学校委托高密一中作为培训点。因此，大妹读中专时，和我同处一个校园。我开始读高三时，大妹开始读中专的第一年。我们的教学楼，在校园的正中心。而大妹的学校，在校园东面角落里的一隅。1991年我读初一时，开始学英语，学校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英语教材。大妹比我小两岁，她也是从初一开始学英语的，也是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1997年，新标准英语这个版本的新教材，山东省是示范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开始用这套教材上英语课。但是，山东省当时缺少小学英语老师，于是招了两批中专生，让他们学英语，以后当小学英语老师。高密市招了两批，96级一批，97级一批，共100人，称为“96英”“97英”。大妹2000年中专毕业。山东省2001年开始普遍使用新标准英语的教材。

2001年之前，对于中专毕业生，政府包分配工作。2002年开始，中专毕业生自主择业，也就是政府不再包分配。但是，即使在2001年之前，也不是所有的中专毕业生都包分配工作。像大妹读的中专班，有40个人，70%的人通过了岗前考试，走上了小学英语老师的工作岗位。剩下的30%的人，有两种选择方式。一种是，第二年再参加岗前考试；一种是，当年就进工厂。大妹的同学，有的就进了工厂。第二年如果还没通过岗前考试，那么国家不再负责分配，连进工厂也不负责安排了。大妹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姜庄小学。这所小学是镇上唯一的小学，其他的小学都是村小，即姜庄镇下属的村庄的小学。大妹在姜庄小学做小学英语老师，一干就是十年。大妹读中专时就开始自考专科。自考的途径是：买书，学习，参加考试。一共要考9门，一次报两门。每次考试，她都是一次性通过的。全班同学在老师的鼓励下当时都参加了自考，但是很多人中途放弃了。大妹一直坚持了下来。到2000年中专毕业时，她就剩下口语交际这一门没有过了。这门，她是参加工作后去潍坊考的，考了两次才通过。2002年，大妹拿到了山东大学自考专科的毕业证。

大妹工作以后，姜庄镇镇政府因为财政不足，每月给大妹他们这些镇中心小学的老师发工资之前，先扣下200元，借口是集资干事。如此这般，扣了半年，大妹这些刚入职的老师被扣了1200元。早于大妹入职的老师，镇政府每月扣老师工资之前，会给老师们打个欠条。从大妹们开始，连欠条也不打了。2010年大妹考到高密县城之前，姜庄镇政府还给了她这1200元。因为有老师到市里告状，镇政府被迫给老师们退回了扣掉的工资。2000年，大妹的工资除了每月被镇政府扣留的，发到手里有100多元或者七八十元，从第七个月开始，她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接近300元。到2004年，大妹每月发到手的工资是700元。

大妹每月发300元时，交给父亲200元。三年下来，大妹至少交给了父亲一万元，平均每月至少300元。她是懂事的，知道照顾父亲。她对父亲金钱和物质上的付出，父亲对她这方面一向都是满意的。2004年，大妹23岁，她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考了语文、政治、英语三门，考上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函授本科。大妹跟父亲说，我不给家里交钱了，我的钱要用来交学费。大妹上函授本科，半年交一次学费，一次交2000多元。这笔钱，大妹要攒好几个月。同时，2004年大妹结婚了，她的心开始转向了她的小家庭。每年寒暑假，大妹都去潍坊商校参加山师大函授班的上课，由山东师范大学派老师来给她们上课，考试通过才能毕业。2007年，大妹读完了函授。

2010年，大妹通过考试，应聘了处于高密县郊大王庄的高密实验学校。大妹来到了县城的边缘。如果要当初中英语老师，需要考中学老师的资格证，大妹没考。这所小学当时要成立心理咨询室，于是派大妹去学心理咨询。2012年，大妹考取了三级心理咨询师。二级心理咨询师就可以开心理咨询室了，大妹不考了，她觉得心理学太深奥了，是要解决人的心理问题的，她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没有这方面的志向。2012年，大妹还考取了计算机证，为此她通过了四门计算机科目的考试。计算机证，评高级教师时才有用。大妹不参加评定高级教师，计算机证对她没用。看到别人考，她也跟着考。

2014年，大妹凭着自己的实力，调入高密东关小学。东关小学是高密县城最大的几所小学之一，也就是重点的几所小学之一。就这样，大妹进了城。大妹调入这所小学，还因为，这所学校离家近，方便她照顾她的儿子。大妹调入东关小学时，学校里正缺少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于是大妹就做了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在高密县城以及之下的小学，老师们基本是全能，学校里缺少什么科目的老师，他们就都可以干起，一是因为小学的课程容易教，二也说明高密县城及以下的小学，老师们不够专业。大妹各个年级都教，但是她基本上教五、六年级。在镇上教小学时，大妹感到轻松，因为镇上小学的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农村的孩子朴实听话。县城里的孩子主意多，家长们无论是金钱、社会地位还是人脉也都更有能耐，因此有些孩子不听话。大妹明显可以感觉出来，县城里的孩子比镇上的孩子灵精，因为他们从小见的世面多一些，精神就舒展得多。

大妹自考专科和函授本科，只是想提高自己的学历。她的学历，在她评职称时派上了用场。2021年大妹晋升为中级教师。中级教师分三个档共11级，大妹是11级，最高级是1级。全国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师的职称是通用的。晋升高级教师时，分配给小学的名额少，而且小学教师多，因为小学是最初级的教育，上小学的孩子最多，所以需要的教师多。高级教师的职称，分配给高中老师的名额最多。对中级教师的评定，国家层面倾斜于乡镇的小学，为的是让乡镇小学的教师能安心于教学岗位。如果大妹一直待在大王庄那所小学，她2016年就能评上中级教师了，也是因为那所小学的老师少，评职称好评。虽然中级教师的名额基本上是按照每所小学的教师人数的比例来分配的，例如，10个老师就给一个名额，20个老师就给两个名额，但是老师多的小学，竞争激烈，不好评。东关小学老师很多，大妹觉得在这里很难评上高级教师，她想以后再换一所教师人数少的小学，以便能在退休之前评上高级教师。在目前这所小学，许多老师在退休之前都评不上高级教师。而评上高级教师，退休金就会领得多。

前几年，我在大妹家的书房里，看到了她就职的高密小学的历年考评表，她都是优秀，每一项都是A。那些评语，自然都是写得循规蹈矩，是我这样的自由分子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她就那样扎扎实实地生活在她的县城。

二妹——独立人生

我的二妹，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了村东的西刘村一户姓张的人家抚养。二妹出生的那一年，是1985年。当时还在实行计划生育。父亲想生儿子的心还不死，只有把二妹送出去，他才有机会生儿子。我的叔叔为了生儿子，也是这么干的。

河村我家老屋（本文作者拍摄）

这户姓张的人家只有一个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张军。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西刘村的小学迁入我们村，他进到我的班级里读书。每次考试，他都是考倒数第一名，成绩是个位数。

把二妹送给这户人家，是二外祖父选定的。君华的养祖母是二外祖父的姐姐。二外祖父的村子和张姓人家的村子，隔着一条河相望。这条河就是胶莱河的东端，从河村村后的胶莱河河段一直往东流淌就是了。一天，趁着河村播放露天电影，二外祖父和父亲把二妹抱出了河村。二外祖父赶紧去通知张姓人家来领孩子，父亲趁人不注意把用小花棉被包裹好的二妹轻轻放在桥头上。张姓人家从桥头上把二妹抱起，对着桥畔的人大声说：“我捡了一个孩子。”那个桥头，修得高高的。比河村的桥头，要高得太多。我小时候看那个桥头，简直就是一个山头、一个碉堡。桥头上，是神秘的森林。我时常，就沿着河边，踩着河边的灌木丛延伸出来的青草，往西走，走回河村的家中。

收养也算二胎。二妹的养父母因此被罚了款，电视机都被村委会搬走了。二妹读育红班时，小姑在她们村的育红班当音乐老师。那时候，由学生的家长管老师午饭。有一次，小姑到二妹家吃饭，二妹包了饺子给小姑吃，那时候二妹已经会做饭了。小姑对二妹很亲近。

1990年代河村扩建了校舍，河村成为学区，附近的西刘村、王干坝、老屯等村庄的学龄孩子来到河村小学读小学。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二妹即来到河村读书。她也跟着在河村小学当音乐教师的小姑学跳舞。六一的排演，她蹲在前面一排的正中间，脸庞上涂着粉红色的胭脂，一只手挥舞着一把粉红色的扇子。

不是张家的亲生女儿这件事，二妹刚读小学时心理上受到的影响比较大。那时，她的屁股后面总有小孩跟着起哄说，她不是亲生的。她就回家问。张氏夫妇安慰她道，别听他们乱说。为此，她一直有心理阴影。遇到想不明白、不开心、不顺利的时候，她就想，如果生活在亲生父母的家里，自己的生活轨迹就不是这样了。她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被遗弃的感觉，并反复地想，“我的父母为什么不要我了呢？是我哪里不好吗？我哪里不好呢？”但是，她慢慢告诉自己，生活就是生活，没有如果，这就是命。

张军虽然脑子笨，但是眼睛发亮，人实诚，没有坏心眼。他初中没有上完，就辍学了。二妹乖巧懂事，张氏夫妇很疼她，比对他们自己的儿子还好。养父张发展从来没有打过她，张军有时候还挨张发展的皮鞭。二妹小的时候，张氏夫妇不让她下地干活，她就待在家里做饭。二妹做的饭，一家人喜欢吃，她就很开心。这可能也是她后来读书期间选择去饭店打工、开小饭馆的原因。

二妹读小学二年级时，张发展在地里种树，不小心把同村的站在一旁的刘村长的腿弄伤了。刘村长得理不饶人，要求他赔偿，二人吵了起来。张发展的脾气有点暴躁，一拳挥在了刘村长的胸口。村干部有被赐予的威严，村民是不能打村干部的。镇上派出所和党委都派人来到了西刘村，要求拘留张发展。张发展一介农民，亲族中也没有手握权力的人，他陷入了一筹莫展之中。没有办法，张发展就带着二妹，来到了河村陈支书家，请求陈支书帮一下忙。陈支书是我的大姑父。那天，我的父亲也到了陈支书家，大家一起商量此事该怎么办。陈支书给姜庄镇派出所所长去了电话，并去西刘村找了该村的村支书和村长，调解了此事。当时，陈支书做河村支书已经十几年了，跟镇上的这些人以及邻村的村干部都很熟。

经过了这件事，二妹还不是很确定她和父亲的父女关系。她在河村读小学时，小姑带着她，去家里吃过两次饭。她最后确定张氏夫妇是养父母，是因为一张纸。初一时，她闲着没事翻家里的抽屉看到的。上面有父亲写的字，写着她的出生年月日（1984年腊月十九），还写着放了20多块钱在里面。河村的同龄女孩李华是她的好朋友。她跟李华开玩笑说，李华不是亲生的，李华伤心地哭了，二妹也跟着哭了起来。这张纸，她偷偷拿到了学校里，夹在一个本子里，那个本子却丢了。

初中，二妹也是读的姜庄一中。我们姐弟四人，都是读的姜庄一中。我们姐弟四人，是姜庄一中的传奇。因为，我们都成绩优异，呈梯队式。当大妹入读姜庄一中时，学校里的老师就赞叹而惊讶地跟她说：“啊，你是李蕾的妹妹呀。”

考高中时，二妹考上了高密二中。二中在夏庄镇上，不在高密县城里。二妹和弟弟，是同一年参加的中考。弟弟考上了高密一中，二妹没有考上。

读高中时，二妹放假回家时，父亲去她家了，为了认她这件事。她偷偷听见大人们在说，她正上高中，面临高考，不要影响她，暂时不告诉她。等她大了，再告诉她。其实，那会儿，她早就知道了。大人们还说，等她结婚了，两家都走动着。也是那时候，她慢慢想开了这件事。

二妹感觉化学和物理太难学了，所以高中分文理科时她没有选理科。二妹晚一年入的小学，因此二妹和弟弟是同一年考的大学。二妹考上了天津财经大学，学财政专业，这个文科专业是这所大学的一本。

高考结束后，二妹在镇上的饭馆打工，洗盘子和上菜等。

读大学时，到了周末二妹就做家庭教师赚一些钱。暑期，她和当时的男朋友开了一个饭馆，就开在天津财经大学的不远处，是临街的一间门头房。从小寄人篱下，二妹很早就学会了经济自立。二妹读大学时，我去天津找她玩，她和男朋友做了水煎包给我吃。坐在河边，我问她：怪父亲吗？希望她理解父亲。二妹幽幽地、不多说话。

本科毕业后，二妹考上了南京财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区域经济。中国财经类有名的好大学，除了中央财经大学，就是南京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了。

二妹读研究生时，张氏夫妇不富裕，而且要还以前欠了别人的钱，因此二妹没再开口跟张氏夫妇要过钱。她考的公费，也不用花什么钱。当她打算买一台电脑时，跟父亲借了5000元。二妹跟父亲有的聊，跟张发展说几句就没话了。父亲跟二妹说，她的养父不同意父亲把二妹认回。在河村及临近的村子，家里多数都是由男人主事。二妹的养母，跟母亲一样，对事事不发表意见。

二妹研究生毕业前，到西安实习。她的一个初中男同学，在西安做服装生意。这个男同学，读高中时是艺术生，大学读的西安服装学院，取得了一个专科学历。两人恋爱并结婚了。这个男同学，性格大大咧咧的。二妹文静中带点羞涩，不过自己很有主见。结婚的事，二妹没有告诉父亲。二妹结婚那天，弟弟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她都没有接，因为她担心她的养父母会多想。那时候，弟弟跟二妹的关系是最亲近的，因为二妹只比弟弟大一岁多，两人相当于同龄人，而且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两人就是同学，初中也是同学，后来读高中、大学、研究生毕业及至参加工作，两人都是同步的，就一直有着共同的语言。为了生弟弟，父亲把二妹送到了别人家寄养，因此，弟弟天然地对二妹有着一份愧疚，虽然这不是由他造成的。

二妹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西安工作，进了一家民营企业——某经济研究院。这几年，二妹和几个同事从这家研究院辞了职，合伙做了一个工作室。二妹她们开的这个工作室，服务于政府，做技术规划，相当于智库，跟发改局、商贸、农业农村方面的政府部门合作，做跟经济相关的项目。时间上面比在研究院时自由，收入也要好一些。二妹这就是自由创业了。她一路上追求经济自立，摸索出了跟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的方法。二妹时常在各地跑。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她划出她的足迹：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这些西部省份。

有一次，父亲过生日，二妹给他寄了生日礼物：红色的毛巾，中央点着红点的大馒头。父亲查出得了癌症之后，没有告诉二妹。家里的人，也都没有告诉二妹。我打电话告诉二妹的。她是父亲的女儿，应该让她知道。“我出不了钱。我需要给养父母养老。我哥哥在农村，有个儿子，我嫂子身体不太好。我不能让我的养父母知道，我跟父亲走得太近。”二妹说道。

二妹生了一个儿子。有了孩子，她懂得了，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于是她彻底理解了父母当年出于无奈而被迫作出的选择。她认识到，父母儿女情是一种缘分，她跟她的养父母有这种缘分。父母没有把她接回家，她也理解了，她觉得与父母已经相认这就可以了。她的养父母至今不知道她已经和父母姐弟相认这件事。

父亲把二妹送给了张姓人家收养，再也没有把二妹接回家。父亲说：人家给你养了这么大，不会给你了。我怪父亲，没有把二妹接回家。我认为，给二妹的养父母一些钱作为酬谢就可以了。后来，我忽然意识到：父亲有四个儿女，在河村他的同龄人里，这是极少数派。其他人多数都是有两个孩子。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父亲说，“在哪儿还不一样？要回来，四个孩子我更养活不了了。”叔叔的二女儿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姑祖母家养着，长到一岁时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这么操作呢？父亲说，如果这样，张氏夫妇更不要二妹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热情的婶婶是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所以，她可以走近姑祖母，让对方帮她代养一年女儿。而母亲和父亲都是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否则，他们可以请胶莱河北村的外曾祖母给养着，以后还可以接回家。但是，或许，父亲当时想的就是需要把她送给别人，这样才有可能继续去生个儿子。

陈支书说，如果我父亲把二妹要回来，会增加父亲的经济负担；我父亲只养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就可以给他养老了。在镇上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的三姑批评我的那个想法：孩子与养父母产生了感情，感情是可以用钱换的吗？

弟弟——我家唯一的男孩

2005年，弟弟考上了北京邮电大学，读的是当时最热门的通讯专业。当时最热门的理科专业有两个，一个是通讯，一个是计算机。那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正红火，其次是中国电信，这三家鼎立，俨然是未来的新星。那时，中国的手机业务刚兴起了不到五年，似乎人人都需要配一部手机，用手机打电话代替了座机。跟着人随身移动的手机，保证了人的隐私。可是，谁能想到，16年后的今天，微信正在逐步蚕食手机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的功能。

2005年，我正在北师大读研究生三年级。弟弟读大学的第一年，住宿在昌平。2000年代，北京市里的多所重点大学在昌平建立分校，这是扩招的体现。我送弟弟到昌平。在北京邮电大学昌平分校的校门口的窗口处，我帮弟弟办理缴费等各种手续。站在校门口的一个女老师厉声对我说，“让他自己做。”那时，我天然地对弟弟有保护之情。北师大和北邮，只隔着一条马路。出了北师大的西门，过一条单行的马路，就可以进入北邮的校园，所以我们姐弟见面非常方便。

小时候，我们姐弟三人去村后的胶莱河畔摘野枣。在家门口的小胡同里，弟弟让我背着他。他不让大妹背他。我就弯身背上他。到了胶莱河边，他挂在我的脖子上，我伸手去摘野枣吃。红红的枣，绿绿的枣，核硬硬的，皮甜甜的，枣树的刺自然是扎人的。

河村我家老屋（本文作者拍摄）

20世纪90年代初，家里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红楼梦》，一本是《三国演义》。我趴在炕上看《红楼梦》，弟弟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三国演义》。他的记忆力很好。他对《三国演义》从头到尾记得滚瓜烂熟。他自负地跟我说，“你指到多少页，我知道讲的是什么内容。”我就用细竹枝挑开某页，他果然回答无误。

少年时代的弟弟，是个坐得住的孩子。家里有一台收音机，他拆开，再组装起来。同时，他也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他总是拉着我，跟他玩。他让我和他下象棋，可是我不会，也没时间。因此，他坐在堂屋的水泥地面上，左手一颗黑色棋子，右手一颗白色棋子，左手走一步，右手再走一步，最后赢家是他，输家也是他；左手摸一张扑克牌，右手摸一张扑克牌，最后，左手形成一套扑克牌，右手形成一套扑克牌，他再分别从3、4……一直洗牌到K、A、2、小王、大王，最后赢家是他，输家也是他。

暑假里，我们女孩在家门口玩跳绳、丢毽子、丢手绢，男孩们在东西方向的村中心大街上玩打陀螺，弟弟总爱一个人在家里学习。奶奶赶他到大街上玩，笑着对他说，“太老实了，以后找不到媳妇。”

很多时候，我注意不到弟弟的存在。我和妹妹睡在西厢房的双人床时，我不知道弟弟睡在哪里。或许是跟父母睡在东厢房的大炕上。有时候夏天，他就睡在正面（客厅）临时搭建的铁板床上。弟弟虽然是男孩，可是并没有在家里受到优待。

我小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河村人都愿意生养男孩，如果生的一直是女孩，他们就会一直不甘心，一直坚持着、想着法儿地生下去。我的父亲为了生一个儿子，东躲西藏，因为他觉得，生儿子是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观念，是传宗接代。但是，我的父母，在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行动上，并没有表现出重男轻女。父亲总是说，对我付出的最多，因为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家里的金钱等资源都优先供我使用了，而且我从小爱学习，我的父亲就尽着我。读中学时，我的成绩就是优异的，这也让父亲在亲戚们面前总是笑着夸奖我。另外父亲认为，我的性格跟他像——倔强。

弟弟读本科的学费，是他自己申请的国家助学基金，每年贷款5500元。弟弟本科毕业时，这笔钱他没有能够还上，因此，他只拿到了毕业证，没有拿到学位证。多年后他还上了贷款，他才拿到了本科的学位证。本科毕业前夕，弟弟收到了华为公司的offer。考研究生之前，弟弟也犹豫过，他认为，与其继续在学校里学可能用不上的东西，不如早一天工作。同时，他想到，如果保送得不理想，就自己考。最终，弟弟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弟弟告诉我，他用了20根笔芯，这就是他考上清华的秘诀。

弟弟硕士研究生毕业时，他的女朋友继续留在北京邮电大学读博士。毕业后，弟弟去了小家电的龙头企业美的工作，先是在广东佛山，后来调去了总部安徽合肥。有一次在北京，弟弟给我讲全球的家电消费市场，他先分析世界的形势，再分析中国的情况。这让我对弟弟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来自乡村，却有全球的视野。他的女朋友毕业后去了广州的一所大学当老师，弟弟进了广州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工作，二人在广州定居了下来。工作之外，弟弟和他的几个朋友操作了两家公司以创业板上市。弟弟眼睛很小，然而上扬着自信的光芒。弟弟刚考上清华要去深圳分部读一年时，他的一些物品放在了我租住的房子里，我看到了他的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山高我为峰”。弟弟实现了阶层的跃升，36岁之前，他买了汽车，贷款买了一间50平米的学区房，这套学区房市值400万元。他又租住了一套100多平米的三居室，每月房租12000元。他36岁本命年这年，父母在弟弟在广州租住的这套房子里过的春节。除夕，弟弟请父母在日本料理店吃饭，照片上的弟弟自信满满。

我自己的追问，是基因还是家传？

我经常想，为什么一个来自乡村的农民家庭，能够出四个大学生？互相的激励，可能是一个原因。例如，我在2015年评副编审之前，需要考六门计算机考试，看到妹妹已经过了四门，而受到鼓舞。“你能过，我也能过。”就是这么一个心理。

我们都遗传自母亲的智商。母亲是遗传自外祖父那边的智商。外祖父的智商是遗传自他的外祖父那边。87岁的外祖父没有上过学堂，然而他跟我讲起祖辈的经历以及其中的道理，清明得很。外祖父的祖上，是体面人，有文化，有产业，受尊重。我的高外祖父是医生，曾去青岛坐堂行医。高外祖父的父亲，养了九匹马，他总要比邻居多养一匹以显得自己尊贵。高外祖父的父亲家里的土地非常多，当地的官员走到他的宅第前，都要落轿，进门去拜见一番。外曾祖母的外祖母家，有三个儿子，家里有大车、马车，土地多，牛马骡子多。秋收完了，到了冬天，外祖父的母亲的舅舅们，就套上高高的马车，拉着外祖父的母亲和她的三个姊妹，去他们家过冬。这姊妹四人，去舅舅家住着，一住就是一个冬天。我手里有一张四姊妹的合影。四姊妹都是小脚，都穿着泛光的华丽套服，梳着油光整齐的发髻，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可见她们的父辈非常重视对她们的教育。

母亲只上了四年学，可是母亲是聪明的。几年前，我在室内摆了一个帐篷，可是我不会撑开，母亲一撑就开了。我读小学时，冬天，在家里的神灶前，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母亲在灯下给我讲解语文课的题目。神灶就是我的书桌，我趴在上面写作业，母亲依在我的身旁，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温馨的一幕。

从我们小的时候到长大成人，母亲从来不议论人非。母亲知道大地上一年四季庄稼的收成以及天空中的流云。母亲是与大地、庄稼、动物和流云打交道的，而不是和人。我们姐弟几个，受到母亲的影响，无论在学校读书时还是参加工作后，不参与人事的纠纷，而只是致力于自己的求学、按照自己的心意开拓工作、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

我的爷爷的成分是贫农，他的一生在为全家人操持中度过了。然而，我的曾祖父是富裕中农、上中农。也就是说，我的祖父的父辈祖辈和我的外祖父的父辈祖辈都是体面人，差不多是当时的乡绅阶层，尤其是外祖父那边。到了祖父、外祖父这一代，算是家道中落了。可是，他们的基因、聪明才智流传了下来，到我这一代，我们姐弟四人凭着参加高考，也算是再次使得“家道中兴”吧。

我的父亲体格健壮，我们姐弟四人遗传了父亲的体质，身体的底子都好，意志力也是好的。

我的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在我的少年时期，他都是背着一个喷雾器在田野里为庄稼喷洒农药，在苹果园里为苹果树喷洒农药。他完全不戴防护措施，那些农药迎风而来随风而去，伤害到了他的身体。我想，这是他晚年致癌的一个原因。我的父亲一生远离权力。我的大姑父是村支书，大姑父的父亲也做过村支书，我的叔叔和四个姑姑都自觉不自觉地靠近了大姑父和他的家族，从而他们五个人都从陈家代表的权力本身分得了利益。而我的父亲，没有为了谋取利益，而去走近大姑父，走近陈家，这是因为他天生耿直，他不愿意也不会去求人的，他没有媚骨，他不会屈膝，他不指望权力以及权力者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也不会向权力以及权力者屈服，他一辈子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志安排和承担他自己的人生以及他的几个孩子的人生。我的母亲，也绝对不会为了家人的利益而去走近权力者。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也遗传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这一特点。

在我们姐弟的求学阶段，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向我们讲述和抱怨过生活的艰辛，这使得我们有一个安稳的心境投入学习。在我们的求学阶段，我的父亲和母亲不怎么安排我们下地干活，也不怎么安排我们做家务，这使得我们的时间可以都投入到学习之中。读中学的暑假，我在院子里学习，我的父亲为了让我安心学习，就安排我的大妹牵着牛下地。我是河村的第一个女大学生，也是河村李氏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的前面没有榜样。我之所以学习能一直领先，跟我的父亲对我这方面的照顾是分不开的。

我的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我的父亲以为，我读了中专就可以早毕业早工作早有收入，然而我想考高中，我的父亲没有提出一句反对。我考上了高密一中，春节时母亲兄弟姊妹六人组成的六个家庭在外祖父的家里聚餐，父亲兴高采烈地夸耀高密一中多么好。我不好意思了，跟亲戚们说，二表哥考上的平度一中和高密一中一样都是各自县最好的高中。

我天生好学。小学同学赵娟对我的回忆是：有一次，她看到，我在帮母亲烧火做饭，手里拿着书在看，火灭了我都不知道。

父亲兄弟姐妹六人，他们的下一代，大表哥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孩子，然而大表哥不讨家族里人的喜欢。我是家族里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女孩，而且我从小就学习优秀，而且大概在大人们看来我温和而有理智，同时又有爱读书的孩子的超脱宁静的气质——有一次，我安静地坐在小姑家客厅的板凳上，她仰慕地看着我说“到底是读书的人，气质真好”——姑姑叔叔们都喜欢我。我是家族里最受宠爱的孩子，即便后来有了弟弟妹妹们，我也是家族里唯一最受宠爱的孩子。还因为，我长得大气舒展，这一点很像姑姑们，跟父亲和叔叔也是像的。我读初中时，让叔叔代替父亲去给我开家长会，因为叔叔长得和穿得都体面。初中毕业的暑假，小姑骑着一辆自行车，我也骑着一辆自行车，她带我去县城的新华书店给我买书，我选了《新华字典》和《苏菲的世界》，那是我第一次去高密县城。我读高中时，三姑有一阵在县城医院学习，她多次用塑料袋装好了饭菜带到我的教室里给我，还带我到那所医院转悠着玩。我考上了大学，父亲让我去跟二姑借钱。二姑在镇上的诊所工作。二姑拉开抽屉，问我要多少。里面都是公款。我说一千。我考上了大学，正开棉被厂的大姑送了我一床白色印花的丝棉被。姑姑们皮肤白皙细腻，面如满月，眼睛里含着向上的光，她们是我的骄傲，我为长得像她们而感到自豪。

童年和少年时期，从草丛里捉蚂蚱、从槐树上捕知了、雨后从槐树下抠幼蝉、从梧桐树上摘木耳、从草丛中拔野鸢尾、从土沟里挖鬼子姜、在河边抓蜻蜓、在河水里游泳、在夜晚的草丛里抓萤火虫、在棉花地里摘棉花遇到一只虫、走在花生地里打湿裤腿、钻到村口的蘑菇棚里去玩、在路上遇到一条蛇和一只蜥蜴、在夜晚的屋檐下看到一只壁虎、看到燕子在屋梁上垒窝、听着村中心的大喇叭播放着《歌声与微笑》、看着家里房檐下放出声音的广播、在邻居家看的电视剧、沿着家里的屋墙朝天开着大朵花的蜀葵、家里和村里的鸡牛鹅骡子、村里的石磨、和弟弟妹妹父亲兴致盎然地打扑克牌、铺满青草的土沟、田野旁的井台，等等，这些乡村生活的场景，时不时地就会闪入我离乡后的眼帘和梦境中，这些人事物景都开发了我和弟弟妹妹的心智和情怀。

我读小学的1980年代后期（1986-1991），在文化上，在中国的大中城市正是所谓八十年代黄金时期，在封闭的河村感觉不到这些热烈激荡的文化，然而村中心直竖着的高高的水泥电线杆上悬挂着的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的浓烈而又欢快的氛围，正是与城市里的文化气息遥相呼应的。那时候，小学校里，也是回荡着《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我爱米兰》这样抒情的歌曲。整个社会气氛是向上的。同时，也有深沉的声音，例如我小时候最爱听的一首歌是台湾歌手潘美辰唱的《我想要有个家》，它的忧伤的曲调陪伴了我的整个少女时代。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向上的，它主体的一句是“只要心中充满爱，就会被关怀”，给无数沉湎于苦痛中的孩子以安慰和希望。

祖辈的智商、文化、尊严，父亲的清静、母亲的清静，父亲的经济头脑、母亲的善良和承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村淳朴饱满的人情物景，使得我们姐弟四人齐刷刷地好学上进，先后毕业于中国最好的师范大学、财经大学、理工科大学。

（本文原发《青年作家》2024年第5期，原标题为《求学记》）

李蕾1979年出生。山东高密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主要关注非虚构乡土写作、女性文学。非虚构“高密河村往事”系列，发表于《新史学》《青年作家》《山东文学》《满族文学》《海燕》《北京青年报》等，文学评论、散文、出版访谈等文章发表于《中国公共史学集刊》《出版人》《出版广角》《芒种》《中华读书报》等。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