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评论】跨国反诈显现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能力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5月9日，日本高知县警方发布消息称，一名中国籍留学生（20多岁、男性）遭到自称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职员和中国警方的男子诈骗，被骗走约194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6万元）。当地警方正作为电信诈骗案展开调查。笔者认为，日本高知县这起涉案金额近百万日元的电信诈骗案，不仅暴露出跨国犯罪的治理困境，更折射出数字文明时代主权国家在公民安全保障领域的深层焦虑。当技术赋能的犯罪网络与跨国流动的公民群体形成动态博弈，反诈体系的构建已然成为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

电信诈骗的跨国化演变，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异化带来的治理危机。诈骗分子利用VoIP网络电话的虚拟性，通过IP地址伪装、声纹合成等技术手段，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犯罪网络。他们将“大使馆”、“国际刑警”等权威符号编码为诈骗剧本，利用“跨境追捕”、“国际通缉”等叙事制造恐慌，精准击中海外公民对司法程序的认知盲区。这种犯罪范式的升级，使传统以属地管辖为基础的治理模式面临失效风险——当犯罪行为发生在虚拟空间，受害者身处异国他乡，而资金流向遍布全球时，单一国家的司法体系已难以形成有效震慑。

更深层的危机在于，跨国诈骗正在重塑社会信任结构。诈骗分子通过伪造公文、模拟警务系统界面等技术手段，将国家公信力异化为犯罪工具。当公民对“使馆来电”产生本能信任时，这种信任危机已从个体认知层面扩散至国家形象维度。这种信任异化不仅损害公民财产安全，更侵蚀着国家软实力的根基。

海外公民的安全认知困境，本质上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治理赤字。初到异国的留学生群体，往往陷入“文化悬浮”状态：既未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又与母国治理体系产生时空阻隔。这种认知断层被诈骗分子转化为犯罪空间，他们利用“涉案”、“遣返”等关键词制造“母国司法追责”的想象，迫使受害者在“家国认同”与“现实困境”的撕裂中做出非理性选择。这种安全困境的破解，需要超越“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的传统二分法，构建起跨国治理的协同网络。

面对跨国诈骗的治理挑战，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技术反诈”实践具有范式革新意义。通过大数据分析诈骗电话的时空特征、话术模式，建立全球反诈数据库；运用区块链技术追踪资金流向，实现跨国账户的快速冻结；开发多语种AI反诈助手，提供智能身份核验与一键报警服务。这些创新实践表明，当数字技术从犯罪工具转化为治理利器时，跨国反诈就能突破物理边界的桎梏。

但是，技术赋能只是手段，制度创新才是根本。需要构建“数据共享——联合研判——协同处置”的跨国治理机制：推动建立国际反诈情报共享平台，打破国家间的数据壁垒；完善跨国司法协助条约，赋予使领馆更多调查取证权限；培育海外侨团“反诈哨点”，形成“使馆——侨团——个体”的三级防护网络。这种治理体系的重构，本质上是数字主权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

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审视，跨国反诈已超越单纯的刑事治理范畴，成为数字文明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命题。当电信诈骗的阴云笼罩全球化进程，唯有构建起技术赋能、制度创新、文化浸润三位一体的反诈体系，方能让每个海外公民在追逐星辰大海时，既能感受母国守护的温度，亦能触摸全球治理的力度。这不仅是维护公民权益的必答题，更是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