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旭：律师不应成为违规吃喝的整顿对象

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顿违规吃喝运动在全国开展，运动化导致的扩大化，将律师也作为为违规吃喝的整治对象，在一些地方也已展开。例如，律所也要开展严禁违规吃喝的查处行动，党员律师举办或参加宴请的要向司法局报备，非党员律师要向律所报备，一律不准喝酒。一家律所设立“酒精检测岗”，律师上班需吹气测酒。然而，将律师作为违规吃喝的整顿对象，既缺乏法律依据，也混淆了权力与权利的界限。

一、律师是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并非行使公权力的主体

违规吃喝是指违反规定接受、提供宴请，其中包括违规提供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接受公款宴请及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以及违反规定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等行为，是典型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违规吃喝案件主要有四类，一是接受、提供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二是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吃喝；三是违规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四是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简言之，“违规吃喝”主要是与公务、公款和公职人员生活奢靡相关。律师并非公权力主体，不存在影响“公众执行公务”问题，且无公款可以支配利用。

享受美味佳肴，品尝美酒佳酿，乃人之正当欲望，无可厚非，只要与公权和公款无关，有关部门无权进行此类整治。律师系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在域外大多被定位为“自由职业者”。其提供的是知识、服务，并非公共权力，其也无公共资源可以支配。消费大多“自掏腰包”，是对自身财产收入的处分行为，其消费多少、如何消费、是否饮酒和喝什么酒，均是一种所有权的处分行为，符合《民法典》关于所有权的规定，他人无权干涉。因此，应当区别律师职业与公权部门的区别，不可等同。如果不分职业属性的区别而“一刀切”予以整治，其效果适得其反。

二、整顿违规吃喝是为了防止公职人员生活奢靡和权力寻租

整顿违规吃喝的目有两个方面：一是防止权力寻租和滥用职权；二是防止生活奢靡腐化。就前者而言，律师无权力可用，也没有寻租的空间。律师系人，吃喝乃正常需要，不存在所谓的“违规”问题。至于“奢靡腐化”问题，主要是对公权力行使者的要求，律师不在此列。即便是案件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感谢，请其饮酒乃至大吃大喝，花费的也不是“公款”，也不存在职权被“收买”问题。

为了解决贫富悬殊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我们提倡“共同富裕”，但在该目标实现之前，应当顾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应当是“律师”。他们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享受高品质的生活，是应当被鼓励的。如果说他们住豪宅、开豪车、享受美食美酒享受“奢靡腐化”生活，那是他们在消费自己创造的收入，他人不应“指手画脚”。如果他人不愿受到更多约束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完全可以跳离公权机关，实现自己的“相对自由”。

三、对律师饮酒进行检查检测和要求律师报案，并无法律依据

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理是“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利行使的边界是“法不禁止皆自由”。有关部门、单位在检查、检测律师饮酒问题上应遵循这一基本法理。从现有法规范看，并无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允许有关主体可以整治律师饮酒问题。这意味着对律师工作日内饮酒行为的整治并无法律、法规依据。相反，我国《立法法》第91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禁止律师饮酒和要求报备，无疑减损其权利，增加其义务。这需要首先问一问是否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这才是真正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四、律师职业魅力和功能发挥受到减损

不少人从司法机关离开选择从事律师职业，或者一些法科生毕业后选择进入律师队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该职业的魅力所在：自由、高收入、体面的生活。尽管律师职业当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经历一场“寒冬”。但法治国的建设离不开这一职业群体。如果对律师像对公权力主体一样管控，不仅律师职业魅力丧失殆尽，而且有违全世界通行的律师工作规律。难怪有人感叹：“公权力的手伸得太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非管得越宽越多越好，而是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明白权力行使的边界。

律师作为不吃“皇粮”的一族，没有必要强加其如公职人员一样的义务。否则，会导致权利义务不成比例的矛盾。当然，公职律师是一个例外。他们没有公职人员的待遇和保障，却承受着如公职人员一样的义务。长此以往，律师制度将失去活力，律师职业将失去魅力，律师监督公权力的功能将受到极大限制。律师基于交往交流、纾解压力的需要，可以适量饮酒，但不可酗酒，否则不仅伤身，还有损自己的职业形象。尤其是参加庭审、与司法官会面沟通、会见当事人及其家属前，尽量不要饮酒。律师应保持优雅的举止、清醒的头脑和理性平和的态度，如此方可成为“法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