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 | 《论语》与幽默

曹聚仁

《论语》与幽默

题记：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看穿了人生的悲剧，寄与无限的同情，莞尔微笑，乃是“幽默”。

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这是因为倘若目不转睛地正视着人生的诸相；我们便觉得倘没有幽默，即被赶到仿佛不能生活的苦楚的感觉里去。悲哀的人，是大抵喜欢幽默的，这是寂寞的内心的安全瓣。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滋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鹤见祐辅：《论幽默》

我已经说到言志派和载道派的争论，似乎该说一段有关《论语》半月刊的事。有一回，我曾谈到这一件事，我说：让我来谈这故事，也许很适当，也许很不适当；这道理，徐讦兄一定很明白。当年，林语堂先生退出了论语社，转到《人间世》去；《论语》依旧由邵洵美兄接办下去。抗战胜利了，邵兄又把《论语》复刊了，他写信给我说：“你务必要写一篇稿子，因为你也是《论语》创刊初期的伙计。”不过，一提到了《论语》，就连类及于“幽默”；幽默文字，实在不容易叫座；我后来写得很少，也就是这个原故。而《论语》中，最幽默的文字，首推《志摩与我》，却也知音人有限，并不叫座。

林语堂先生首先提倡“幽默”并非在《论语》时期，而是在《语丝》时期。林氏把Humoun译成“幽默”，鲁迅先生就嫌这一译名容易被误解为“静默”、“幽静”等歧义。李青崖兄改为“语妙”，但“语妙天下”，并不包括动作在内。陈望道师译之为“油滑”，易培基先生说：“老子优骂”（骂人的艺术），都只代表了Humoun的一相。最完善的译语，该是唐桐候兄的“谐穆”：“谐”代表一面，“穆”也代表了一面，合起来恰是“幽默”的整体。不过林译已经流行了，也就没人去改正了；连鲁迅译鹤见的文字，也就沿“幽默”的旧译了。

“幽默”并不是独养儿子，他有几个兄弟：讽刺、俏皮、滑稽，性情稍有不同，面貌极其相似。人家说，他们是五福临门的孪生仔，这一群兄弟，总之使你看了发笑就是了。你看了“幽默”微笑，看了“讽刺”苦笑，看了“俏皮”冷笑，看了“滑稽”狂笑；深浅或有不同，而其为笑则一也。朱光潜先生论诗说谐：“从理学观点看，谐趣是一种最原始的普遍的美感活动，凡是游戏都带着谐趣：凡是谐趣，也都带有游戏。谐趣的定义，可以说是，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原去欣赏。‘谐’最富于社会性。艺术方面的趣味，有许多是某阶级所特有的；‘谐’则雅俗共赏，极粗鄙的人欢喜‘谐’，极文雅的人也欢喜‘谐’，虽说他们所欢喜的谐，不必尽同。在一个集会中，大家正襟危坐时，每个人都有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彼此中间无形中有一层隔阂；但是到了谐趣发动时，这一层隔膜便涣然冰释。大家在谑浪笑涛中忘形尔我。托尔斯泰以为艺术的功用在传染情感，他认为笑谑正是值得传染的情感……”

《语丝》在北京创刊之初，也只是他们那一伙人的一时即兴之作，没有一定的文艺形式。到了周年纪念增刊上，他们才提到《语丝》的文体，他们那一伙人，有意无意之中，形成了一种文章风格，这种风格，比较注重风趣，对社会人生，采取了讽刺批评的态度。其间，就有着幽默的文字，而张定璜先生的答客问，便是幽默小品的佳构。《语丝》和当时的现代评论派相对垒；现代评论派绅士气味比较重，《语丝》这一群，“幽默”味儿浓得多。林语堂先生的《子见南子》便是幽默的作品。在那时期，林先生还有着“幽孔老二一默”的勇气的。

直到《论语》半月刊在上海创刊了，他们才大吹大擂，把“幽默”抬了出来；自此，林语堂以《论语》而传，《论语》呢，也以林语堂而传。虽说，论语社乃是十人合股的有限公司，而邵洵美自有权利据《论语》为独家财富的；但，一般人总把“《论语》——幽默——林语堂”看作是三位一体的。后来林氏自己创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提倡闲适情调，说到了“幽默”，也还是和林语堂分不开的。（那时，欧洲那位幽默大师萧伯纳到上海来过。《论语》也刊了萧翁专号。）

文字要合上幽默的水准，本来不很容易的。《论语》第三期有一篇韩慕孙的《志摩与我》，那可说是《论语》一切文字中最典型的幽默作品，读者却又多看不懂，竟有人写信给论语社，说不应该刊用这类文字。“幽默”就怕碰上了“老实人”，把正面文章看反了，又把反面文章看正了，他们那么一老实，就把一点儿轻松的空气搅糟了。

因此，林氏提倡“幽默”以后，真正的幽默，不独货色无多，而且曲高和寡，只有从外国杂志上选刊了来的漫画，还能保持很高的水准。文学方面，走向两条大路：一条是讽刺的路，又一条是滑稽俏皮的路子。九·一八以后的中国，乃是文化界最苦闷的时期，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那一时期，也是产生杂文时期，讽刺的笔调，流行得很广。《论语》的半月大事记，也是匕首式的冷嘲，使当局看了，哭笑不得的。但《论语》所以销行，还在于“雅俗共赏”（有时俗赏而雅不赏的）。属于《笑林广记》型的文字，有的述旧，有的翻新，有的搬译西洋幽默。这么一来，《论语》和基本股东之间的关系，渐疏渐淡，我们提到了《论语》，就想起了大华烈士、姚颖、何容这些先生来了。《论语》周年纪念刊上，鲁迅写了一篇纪念文，开头就说：“凡是《论语》所提倡的，都是我所反对的。”这就开始《人间世》与《芒种》的新命运了。

后来林氏主编了《人世间》，原意想由陶亢德先生把《论语》继续编下去；邵洵美他们表示反对，这就分了家了。当时，外间有一传说，说《论语》将由曹某继编，那也是一种幽默的谣言，却也有人相信呢。

邵洵美兄主编的《论语》，也起劲了一些时日；我还记得，有一期“鬼”的专号颇为精彩。可奈，滑稽的题材也容易搬完的，有时，连《笑林广记》上的旧话也搬了出来，还是撑不住场面的。那时，替《论语》写稿的一些朋友，也都移向《人间世》和《宇宙风》上去，连讽刺的味儿也冲淡了。（我知道有人会讽刺我，说我也曾替《人间世》写过一串稿子，不错，我开头替《人间世》写过稿子，那时，我和林先生还未分手呢。）在现代中国的刊物史中，《论语》的寿命，也算得很长的。沦陷期中，停了几年，抗战胜利又在上海复刊了，销数也算不错，销过三万多份。

且说，那一时期，我也曾应各大学文艺会之请，先后作了一连串的讲演。有一回，我在一处文艺会演讲“幽默”的意义，那当然和《论语》的风行一时有关。我曾经这么说过：

看穿了人生的悲剧，寄与无限的同情，莞尔微笑，乃是“幽默”。如卓别麟的影片，在狂笑中透过了一股冷气，使大家深深体味着人间世的苦辛。那个手拿歪手杖的穷小子，他永远是孤独地在飘泊；马戏班收场了，几辆马车远了远了，只见一片灰尘滚滚而去；他苍茫独立，莫知所之，你能不为之怆然泪落吗？他这种悲哀，发出的地方非常之深，但非出之于冷嘲，而出之于恳挚的爱和热情，于以造成他的艺术的顶点。

朱光潜先生也说：“谐是模棱两可的，所以诗在有谐趣时，欢欣与哀愁往往并行不悖。诗人的本领就在能谐；能谐所以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境，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爱司曼（M·Asstman）在诙谟意识中说：“我们也常殚精竭思求世事恰如人意，到世事不尽如人意时，我们说，‘好，我们就在失意中求真乐趣吧！’这就是诙谐，诙谟罕默德走向龙山的意味，它的生存，是对于命运开玩笑。‘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逃遁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滑稽与豁达总没有绝对的分别，却有程度上的等差。他们都是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应付人生的缺陷。豁达者在悲剧中渗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滑稽者则在喜剧中见出人事的乖讹；同时仿佛觉得这种发现是他的聪明，他的优胜，于是嘲笑以取乐；这种诙谐，有时不免流于轻薄。”

这一课题的讲演，我可能讲过三四回，也曾引用了开明文艺辞典的注解，那是欧美文士所常用的例子，即是“爬着也是黑点”——甲乙两人在那儿闲看，那地板上有一黑点，甲说是黑点，乙说是黑壳虫，甲坚持自己的看法，乙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正在争持中，那黑点爬动着，可乙便大声道：“你看，不是爬动了吗？你还说是黑点？”甲接着也大声回道：“爬着啦，也还是黑点！”不过，我引用这一著名的例，结果，还是失败的多。“幽默”不仅仅是滑稽，也不一定是讽刺，也不限于反语，它能引起我们发笑，可是它不仅仅使我们一笑便了。这一点，《论语》并不曾成功。鲁迅说：“林语堂是最不懂得幽默的。”然而林氏乃是幽默大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