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内卷”：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自我加压”的生存智慧 |【经纬低调分享】

内卷与价格战常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然而，这两大现象背后，实则隐藏着中国崛起的关键密码。本文深入剖析了中国企业在规模扩张与利润追求之间的独特抉择，以及这一抉择背后的深刻逻辑。

与西方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不同，中国企业更倾向于规模最大化。这一模式虽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非理性”，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发展阶段下，却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拥有超10亿人口的庞大单一市场，持续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海量新需求与空白市场。同时，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对辖区企业的扶持政策，都促使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与管理水平提升，能够有效降低内部管理成本，实现规模经济，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

从家电行业的迅猛发展，到新能源汽车的崛起，中国企业的发展轨迹清晰地表明，规模最大化并非盲目扩张，而是基于对市场潜力的深刻洞察与对自身优势的精准把握。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国企业的这一独特发展模式，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也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借鉴与思考。以下，Enjoy：

来源 / 大树乡谈

最近内卷、价格战已经被妖魔化了，但要注意，国家反对的是恶性内卷、无序价格战，而不是内卷和价格战本身，因为这两大现象背后的超大规模整合，正是中国崛起的关键。

有很多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奉为真理的，对中国发挥规模优势的发展模式嗤之以鼻，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不适用于中国。

比如在企业经营上，中国和西方有一个巨大的不同，西方企业更崇尚利润最大化，而中国企业崇尚规模最大化，于是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模式。西方企业倾向于低负债、高利润，而中国企业倾向于高负债、高营收、低利润，只要现金流能够维持，就继续扩张，这就导致中国企业必然进入规模和价格比拼的内卷。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中国这一模式是非理性的。但一切经济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时代、社会背景基础之上，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国情和发展阶段截然不同，同样的理论适合西方但绝不适合中国。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成熟市场阶段，市场相对饱和，增量空间有限，企业增长更多依赖从竞争对手夺取份额或者开发全新的产品或需求，这难度很大。所以深耕现有市场、提高运营效率、追求更高的利润率和股东回报，成为西方企业的理性选择，而由于西方普遍从制造为主向服务为主转变，在设计、研发等为代表的服务业主导下，轻资产、创意型小组织更受资本市场青睐。

还要注意到，整个西方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也就是亿人规模，比如日本。而欧盟和美国，看似人口数量很多，但内部割裂。欧盟4.5亿人，却包含27个国家、24种官方语言，各国之间制度、法律千差万别；而美国作为联邦制国家，各州高度自治，存在普遍的隐性割裂。

这就导致规模经济在西方世界，天花板很低。

金融和资本市场，也影响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规模的认知。西方融资主要靠直接融资也就是股市等，这就导致轻量化运营、利润率高的组织能够获得更高的股价，笨重的制造业只会拉低估值和市值，这也是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股东至上成为美国企业奉行的绝对主线，美国企业都在进行去制造化，如苹果等发展出了“全球无工厂”模式，转变为彻底的服务业企业。

反过来对照中国。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过10亿人口的成熟单一市场，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创造了大量尚未得到满足的新需求和空白市场；融资方面，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企业规模是银行信贷的关键指标，中国企业还要承担提供就业等商业以外的社会价值，地方政府之间的锦标赛竞争，也更倾向于扶持辖区企业做大做强，这都导致中国企业倾向于规模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不要觉得规模最大化就有问题。

肯定有人会拿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论据，比如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扩张会带来自身组织成本上升，最终超过通过市场安排协调资源的费用，由此还提出了科斯定理，认为在产权明确、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无论初始产权如何配置，外部性问题都能以市场的方式得到有效解决，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这类理论也是世纪初主张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基础。

怎么理解呢？举一个例子，比如钢铁厂生产钢铁，会产生污水、废气等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并没有计算进企业生产成本，所以需要政府进行监管、征税，一边要求企业减少污染，另一边拿着税款弥补周围居民遭受的损失。而按照科斯的理论，政府插手监管、征税会导致额外成本，不如把产权判给周边居民，钢铁厂直接给居民赔偿金就可以设厂开工，居民也可以给钢铁厂赎金换取钢铁厂减少污染。

但这类理论往往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默认“统一大市场”假设，这套理论更适合西方规模较小、发展成熟的社会，严重低估了10亿级人口发展中国家的复杂性。

在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企业扩大规模，通过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升，企业内部管理成本能够快速降低，完全可以超越市场调节的效率。

所以就可以看到，中国各行各业都在追求规模最大化，光伏、新能源汽车、养猪都在追求全覆盖，就连蜜雪冰城都在开始投资建设自己的奶牛厂，各领域的龙头企业都在成为供应链企业，不仅有效率优势，还可以搞供应链金融，各种“链”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不要觉得中国企业的老板愚蠢，在中国追求规模，才是最理性的选择。

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是巨大的增量市场和消费升级：中国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带动中国庞大的主流人群收入和消费需求快速提升，创造了巨大的增量。

二是强大而又平等获取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三是庞大而又全面的产业体系，塑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生态协同。

这三点都大大强化了规模优势，已经远远超出一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想象。

怎么理解呢？

后两者很好理解，重点说第一点收入提升和消费升级。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这就导致中国人的收入提升和需求升级极为迅猛。80后感受特别明显，每隔几年就会出现消费的巨大升级。

比如电视机，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好的快速升级。

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刚刚实现黑白电视普及，而广大农村电视普及率还不到10%；到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彩电热，由于需要凭票购买，彩电成了行贿的硬通货；然而几年后的1994年，城市电视普及率达到110%，农村也达到90%，基本实现了从无到有。此后，电视机的升级还在加速，几乎每年都有新品崛起，到了现在，电视机功能越来越多、价格越来越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需求分层。

其他家电也有类似的脉络。

过去几十年，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升级有非常明显的共同趋势：先是爆发式普及，然后是分层、快速迭代，进而向更高端跃进。

中国的制造业企业，也普遍先要经历迅猛的规模扩张期，之后是紧跟收入增加和消费升级的技术快速迭代，最后则是在存量竞争下，不断提升品质、挖掘细分市场，甚至实现跨界经营。

比如洗衣机行业，在1990到2000年前后，出现了普遍的大规模并购，大企业以高性价比快速占据市场，剩下的巨头在激烈的规模竞争下，不断进行技术迭代，顺便卷死了日韩等外国企业。

2010年之后，顺应国内消费者消费升级，洗衣机开始分化，各大品牌都陆续推出高端子品牌，比如海尔的卡萨帝、美的的COLMO。之后在庞大用户基础和强大供应链的支持下，借助信息化、智能化的技术优势，进行关键技术的突破，开始跨界经营。比如海尔旗下卡奥斯搞工业互联网，美的则推出威灵汽车部件，看家技术是高端电动压缩机。

手机、食品饮料、家居、运动服饰等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阶段，不仅特别重视规模生产，也特别重视自有渠道网络建设，以企业内部管理弥补市场不足。

比如伊利等乳品企业自建全国冷链体系，就是典型。

伊利在2006年开始的“织网计划”，当时伊利全国扩张最大的对手并不是光明、蒙牛等全国性企业，而是大大小小的地方乳品企业，这些地方企业掌握物流、配送、促销、商超货架等等优势，所以伊利重点搞全国布局，在企业内部完成了全国乳品的统一市场化。

注意联系前面对科斯理论的批判，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市场交易成本极高，指望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调节，太慢、太难，反而企业自身通过规模经营，把市场配置转为企业内部管理，要容易得多。伊利的“织网计划”，就是通过在全国布局，解决了乳品供应和市场需求的脱节问题，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而在“织网计划”下建立的伊利企业内部的全国冷链体系，为之后产品升级为鲜奶、酸奶等提供了基础条件。

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伊利就不应该自己建设冷链体系，而应该通过市场解决。但中国是14亿人的大市场，不是欧洲几百万、几千万人的小市场，想靠市场完成全国冷链体系，谈何容易？更何况，中国人的收入和消费升级速度非常快，发展时机稍纵即逝。

要特别注意中国人的收入和消费升级，这一点往往被西方忽略，因为速度太快了，对制造企业的响应速度要求极高，只有大规模企业才能满足。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往往默认小组织更灵活、更有效率，但这种认知更适合西方这类去工业化的服务为主国家，在生产制造领域非常有局限性，尤其不适应中国人的高速增长。

正如前面举的例子，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就完成了消费升级，甚至在很多消费上已经超越了西方，比如蔬菜、肉类等食物消费，还有家电、汽车、服装等。

特别是服装，网上一直流传美国人衣服穿一次直接扔，一年消费几十件衣服，以此论证美国消费对中国制造的重要性。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人在日用品方面的消费甚至是浪费，大大超越西方国家。

比如袜子，美国人均年消费大概十几双，但中国一年袜子消费量超过350亿双，人均25双，是美国的两倍，全球平均的5倍。小镇也不明白为啥中国袜子消费量这么高，毕竟小镇袜子年消费量也就10双左右。

剔除物价因素，实际上大多数消费品，中国人均消费量跟美国差不多。这才是所谓“消费驱动”根本不可行的底层逻辑，因为中国人的物质消费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都跟美国人均差不多了，还想怎样？要想继续提高消费上限，只有两条路：一是普遍提高后20%低收入群体以及农村居民收入，二是促进服务消费。

当然还有一条邪路，那就是公共服务大幅涨价。比如电价，就算居民电价翻倍，仍然明显低于西方国家，2023年居民用电1.27万亿度，电价翻倍那就是6千亿新增消费支出，直接提高1%的社零消费；那么水、网、教育、医疗、法律服务、社会治安等等都进行市场化涨价，拉高消费易如反掌。

但能这么做吗？

正因为中国人物质消费需求升级极为猛烈，所以，也只有大组织才有足够的能力快速响应。

在服务业可以搞轻量化、小规模，但放在生产制造上就不一样了，就算一个小企业有一个全新的想法和产品，但总得制造吧，找生产商、供应商，还要打磨生产线，慢慢进行量产爬坡，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乃至政策支持，而小组织极易触及瓶颈，这还没提营销和渠道建设。

强如比亚迪，目前销量也被产能限制；而小米，此前最头疼的就是产能提升；至于特斯拉，马斯克也一直苦恼于中国以外工厂产能不足。

更别说小企业了。

大企业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工艺流程、质量控制体系、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还与众多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供应链体系，甚至还自建关键零部件产能，比亚迪就是典型。

不要小瞧稳定的供应链体系，某车企因为瞎折腾自己的供应链体系，朝令夕改的产品线导致供应商疲于奔命。当2023年王凤英入职小鹏汽车，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小鹏的产品矩阵和供应链体系，极大降低了小鹏汽车的生产成本，可以说硬生生挽救了小鹏。

大企业还拥有庞大的资金、设备、厂房储备，还与政府建立了非常深的共生关系，很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实现快速转型。比如疫情初期，全国缺口罩，比亚迪、五菱等汽车企业，在很短时间就完成口罩设备自研和大规模生产，比亚迪10天就完成了口罩量产。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比亚迪的第九事业部不但拥有自有厂房，还拥有医疗器械体系认证。如果换成小企业，资质、设备就需要至少一个多月。

所以，不要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崇尚的扁平化迷惑了，扁平化不是圣经，生产制造关键是体系化的工程能力，强大的制造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资源冗余、执行力、组织度等等，才是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基石。

在疫情需要口罩的时候，能够10天完成转产，那么当观察到消费者消费需求变化时，在现成体系基础上完成产品迭代升级，当然更容易。

当中国人在短短几十年完成几轮大规模的收入提升、消费升级的时候，也只有规模足够大的企业，才能有能力跟上，不断研发、生产符合中国消费需求的新产品。虽然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中国人消费升级的速度并没有降低。

自然规模最大化就成了中国制造企业的理性选择，而要追求规模最大化，就形成了营收最大化、以规模取胜的经营策略，于是无论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无一例外，都会最终走上比拼规模和价格的“内卷”。

这对消费者当然是好事。

还要注意到后两点，也就是中国强大的基建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庞大产业链的协同。

在全球各国，在基建和公共服务供给上，普遍存在阶层分化，比如美国，富裕社区、中产社区、贫穷社区享受的服务截然不同，菲律宾最贫穷人口的电价甚至比富裕阶层更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有效消费人口大大低于人口总数。

中国不一样，想尽办法阻止城市出现贫民窟，要让不同阶层的人生活在一起，享受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供给，这不但极大降低了居民硬性生活成本，也让促进消费变得更容易。比如农村的“村村通”国家工程，包括公路、电力、自来水、电话网、电视网、互联网等直通农村，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全国通电通网，还在继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比如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通快递公交等。

在“村村通”的支持下，才可能出现所谓的电商下沉、开拓农村市场，而反过来，电商下乡，也带动农村致富。

还有食物，得益于几十年如一日的“菜篮子”工程，就算城市里最穷的阶层，也能够享受到新鲜的蔬菜供应，而这种供给放在美国起码是中产以上才能承担。这当然是德政，但反过来，也让所有中国人都能成为蔬菜、水果、肉类的日常消费者，大大提升了中国食物的市场需求，中国人对食物的需求，甚至改变了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关系。

中国人均蔬菜消费量是美国的6倍、水果是2倍，就连人均蛋白质消费量都超过了美国，这还是在中国统计口径非常严格的情况下。

美国人是不想吃蔬菜、水果、肉类吗？只是因为，这些属于中产以上才能承担的日常消费，美国低收入人群的日常饮食极其不健康，以工业预制食物为主，高脂肪、高热量，严重缺少新鲜蔬菜水果的供给。

所以在美国，说人胖是最严重的歧视之一，甚至有一个名词“white trash”也就是“白人垃圾”，专门用来形容美国最贫穷州的穷人。因为肥胖意味着饮食不健康、没有健身条件、缺乏自控力等等，只有中产以上，才有资格健康饮食。

看美国的综艺、电视等，中产和低收入人群，看体型就很清楚。

中国超大规模的产业链优势，不仅极大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更大幅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价格低了，更多中国人才消费得起，才能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继续提高收入。

比如汽车。李书福2001年在参加《对话》节目时，许下一个梦想：“让中国人一年的收入能购买一辆轿车”，这在当时被嘲笑是做梦。

然而现在呢？

5月23日比亚迪大降价，叠加国补、企业优惠等，最便宜的秦售价降到了6.38万元，还是DMI和智驾车。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4.13万元，中位数3.47万元，结合户均2.62人计算，城镇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已经达到12.9万元，农村家庭也已经达到5.1万元。

现在，就已经基本实现了“让中国人一年的收入能购买一辆轿车”，而且这样的汽车，如果放在美国市场，售价至少翻番。

正因为中国人收入快速提升，叠加规模效应下生产成本大幅下降，才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消费增长最迅速的经济体，而且早已是全球消费第一大市场，关键还有极为庞大的潜力有待开发，这些潜力并不来自富裕阶层，而是来自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广大低收入群体。

6.38万的秦远不是终端。因为新能源不同于传统能源，最大的特征就是流动成本占比低，而且还在快速下降中。

比如光电和火电。

火电的成本大头是煤炭等流动成本，发电厂设备、人工等固定成本占比目前40%左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固定成本还会继续下降，煤炭这类流动成本占比只会越来越高，这就导致火电扩张的边际成本上升。

反观光电，固定成本是大头，目前占70%以上，完成建设之后，阳光是免费而又充足的，发电的流动成本占比很低，而且随着技术的改进以及电网对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流动成本会持续下降，于是在光电的建设中就出现边际成本递减的趋势，也就是规模越大、成本越低。

由源头的发电开始，新能源的规模扩张逻辑，跟传统能源截然不同，规模优势变得更大。汽车也是一样，新能源的成本大头是动力电池，过去三年碳酸锂价格暴跌90%，2025年至今跌幅超过20%，从高点的一吨60万元，现在已经跌破6万元，未来还会继续跌，必然带动新能源汽车继续降价。

还要注意长期的使用和维护成本。目前新能源汽车唯一比传统燃油汽车费用高的就是保险，但其他成本远远低于，随着国家继续推进充电等配套建设，使用成本还会继续降低，这就腾挪了更多的消费能力。

所以，国家要打击的是恶性内卷、无序价格战，但绝非反对正常的规模经济，只要降价是建立在技术创新、管理效能提升上，欢迎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