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群星闪耀的大宋“高考”

嘉祐二年（1057）正月，宋仁宗任命翰林学士欧阳修为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为权同知贡举，馆阁校勘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上述诸人，共同主持当年的科举礼部试（省试）。

这是值得写入中国千年科举历史的一届考试，从这届考试开始，流行于仁宗朝历年科场的“太学体”文风终于被欧阳修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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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榜诸生中，有一个名叫刘几的太学生，深得学者石介“太学体”之真传，写文章好为“怪崄之语”，平日测试都能得第一名，众太学生“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修听说过刘几的名字，但对其故作艰深的文风很不以为然。

不过，刘几确实是个才子，自嘉祐二年落榜后，更名刘辉，改攻古文，自是文风大变。嘉祐四年（1059），刘辉参加礼部试，顺利中榜，进入殿试，殿试考官还是欧阳修。欧阳修阅卷时，看到一名考生写的《尧舜性仁赋》，义理、辞章俱佳，不由击节叹赏，擢其为第一名，及至唱名，才知道这名进士叫刘辉。有知情者告诉欧阳修：“此刘几也，易名矣。”欧阳修“愕然久之”。

在嘉祐二年礼部试的策论答卷中，有一篇文风与“太学体”大异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引起了梅尧臣的注意。梅尧臣负责第一轮阅卷，对考生的答卷进行初步筛选，然后将入围的答卷交给其他考官审阅。梅尧臣十分欣赏《刑赏忠厚之至论》，将其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

《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主要论点，如果翻译成现代话，大约就是“疑罪从无”。文章的立意、措辞都让欧阳修拍案叫绝，只是欧阳修不知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何处，就问梅尧臣，梅尧臣说：“何须出处。”

欧阳修以为自己只是一时想不起典故的出处而已，有意将此文评为第一等。不过，欧阳修有点怀疑此文可能出自其门人曾巩之手，若将此文评为第一等，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因此，欧阳修考虑再三，将此文评为第二等。

待到拆封放榜，欧阳修才知道《刑赏忠厚之至论》的作者并不是曾巩，而是一名来自四川眉州的年轻考生，名叫苏轼，虚龄二十二岁。欧阳修对梅尧臣说：“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

放榜之后，高中的考生照例需要入谢主考官。入谢时，欧阳修问苏轼：“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苏轼说：“事在《三国志》和《后汉书·孔融传》。”欧阳修回去翻阅这两部书，却一无所得。他日，又问苏轼。苏轼说：“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苏轼敢于杜撰典故，而且解释得合情合理，欧阳修不由叹服：“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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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的礼部试，一共考了四场：第一场试诗赋，第二场试论，第三场试策，第四场试经义。试诗赋即考生按照给定的题目和韵脚，现场创作若干篇诗赋；试论类似如今的命题作文，考生按照题目写一篇短论；试策即命题者根据时务提出若干具体的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试经义即命题者从儒家经典中截取一句话，让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

苏轼在第一场考试中，所作诗赋被评为不合格；在第二场考试中得了第二名， 《刑赏忠厚之至论》即应试的短论；在第三场考试中成绩未详；在第四场考试中得了第一名。综合四场考试的成绩，苏轼顺利登科，获得进入殿试的资格。如果不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得到欧阳修和梅尧臣的赏识，苏轼很可能会在嘉祐二年落第。那么，他的人生或许就会改写。

当年，和苏轼一起中榜的进士科考生共有三百七十三人，他们随后参加了殿试。殿试在名义上由宋仁宗主持，但其实只是象征性的，具体负责评卷的还是充任考官的士大夫。

嘉祐二年三月十一日，殿试唱名放榜，共有三百八十八名考生及第，比礼部试中榜的考生多了十五个人，这十五个人是特奏名进士。特奏名，指对屡次参加礼部试而不中的考生另外造册上奏，特许附试，具有照顾性质。也是从这一届科考开始，宋朝确立了“殿试不落黜”的原则，即凡是获得殿试资格的进士，在原则上都不予落黜，殿试只是为他们评定名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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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不大，但同榜进士中日后却涌现出了多位政治、文化精英：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这届状元章衡的叔叔，也参加了这届科考，但因名次在侄子之下，深以为耻，索性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于两年后再次参加礼部试，高中甲科。

可以说，嘉祐二年的科考榜上群星闪耀，照亮了北宋半个世纪的星空。

中国自隋唐起实行科举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论取士之盛，没有哪届科考可与嘉祐二年的科考相比。

嘉祐二年的科考之所以能遴选出这么多杰出的才俊，除了欧阳修、梅尧臣等考官有伯乐之识，也应归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庆历新政。新政中的一项举措即为“精贡举”，包含教育振兴、科考改革两个部分，其中科考改革在庆历五年（1045）叫停，“礼部贡院进士所试诗赋，诸科所对经义，并如旧制考校”，但教育振兴得以持续，朝廷在国子监设太学，又在地方州县遍设官学，史称“庆历兴学”。从庆历兴学至嘉祐二年，有十余年的时间，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等“明星考生”，正是在这十余年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由此可见，教育兴国实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