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怎样从贵族堕落成群氓？

有朋友问我，如果有时间出国的话，最想去哪个国家看看。我想了想说，最想去的还是俄罗斯。

有人也许惊讶，因为每每提到俄罗斯，我批评的时候居多。尤其在这次俄乌战争中，我更是站在乌克兰的立场上。

但从骨子里来说，我其实是个“俄粉”，对俄罗斯的文化和艺术，我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帕斯特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作品，像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苏里科夫、克拉姆斯柯依等画家的油画，对我来说都是耳熟能详，是我精神世界的灿烂群星。

金雁教授称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青藏高原，是很有道理的。

可惜的是，俄罗斯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或艺术家，绝大多数都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产生于苏维埃联盟成立之前。苏联时期当然也产生了一些重要作家，但都是遭打压的对象，大都是在地下偷偷写作。

苏联时期的官方文学，实在是没有出现几个像样的作家。乃至苏联解体直到现在，俄罗斯再难以像一百多年前，产生哪怕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因为其产生高贵精神的土壤遭到彻底破坏，这个民族早已从贵族堕落成群氓。

这几天读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哲学船事件》，了解到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的一段奇葩历史。为了统一意识形态，不仅关押和枪杀了大批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而且于1922年，以反对苏维埃为罪名，把100多名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驱逐出境。

这些被驱逐人包括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农艺师、医生等，他们有的是乘火车，有的是乘轮船，离开自己的祖国。包括别尔嘉耶夫在内的多名哲学家，是乘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大驱逐为“哲学船事件”。

这次驱逐行动源于1922年5月19日，列宁给苏维埃秘密警察首脑捷尔任斯基写的一封信，“谈谈把那些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的问题”，并要求后者把此信转给政治局委员们秘密传阅。

当年7月，在莫斯科郊区养病的列宁发函督促此事，要求在社会革命党审判结束前完成这一行动，并亲自提出一干应予驱逐的人名，要求“把几百个这样的先生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抓个几百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们，请你们出去！”

8月，列宁急不可耐地索要被驱逐人名单，并要求汇报抓捕、审讯和驱逐进展情况。

在列宁紧锣密鼓的催促下，国家政治保卫局、外交部、司法人民委员部等部门紧急动员起来，并很快确定了被驱逐人员名单。

这份名单主要包含三部分。其中“莫斯科积极反苏知识分子（教员）”61人，分别是莫斯科大学、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农业学院、交通工程师学院等高校的教授、3月到5月期间擅自聚会的考古学院等三个小组以及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文学家小组；“彼得格勒反苏知识分子”51人，其中包括哲学家卡尔萨文、洛斯基、布尔加科夫、索罗金等16人、医生、教授联合会、文学家、涉嫌塔冈采夫案的教授；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提交的“从事反苏活动的高校教师和社会活动家名单”，涉及人数77名。

按照这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的名单，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分别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乌克兰展开了大搜捕。这些人落网之后，立刻开始审问并当场向他们宣布了罪行和判决。

审问宣判的过程都是千篇一律，干净利落：简单地填写一份个人信息表后就回答提问。提问都是固定的几个问题---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制度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萨文科夫分子和审判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对苏维埃的高校政策及高校改革的看法；对俄国境外侨民前景的看法。

这些问题不管被捕者怎样回答，审讯员作出的判决都是一致的，受审人“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刑法条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

宣判结束后，受审人要写一份自费出境申请和一份未经许可不擅自回国的字据（如擅自回国，由逮捕的第一个司法机关就地枪决），再签署一份同意书，保证自费出境并在七或十天内处理完公私事务与出境文件。

这些遭逮捕驱逐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不过是沿袭革命前的传统，组织一些同好参加家庭聚会，聚会中有人做专题报告，然后听者提问，大家谈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是俄国知识分子重要社交方式。十月革命后，他们本来已经很小心谨慎，聚会也只是在非常小的熟人圈子。尽管如此，契卡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行全都了如指掌。而这一切，都成了他们遭驱逐的重要原因。

当然，也有些知识分子的确本着自己的立场和良心，对新政权表达了不妥协的态度，从这一点，他们遭受逮捕并被驱逐，可以说“罪有应得”，并不“冤枉”。

比如说像俄罗斯社会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皮.亚.索罗金这样的人。索罗金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们没有可能阻止国家在肉体和道德上的摧残的话，那么我们还有足够的智慧不赞同它，更不用说不去参与这一毁灭性罪恶了。”

在那个高压恐怖时代持守这样的信念，索罗金是抱着随时遭逮捕并被处死的准备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红色恐怖机器在不停地运转，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全国的尸山每天每夜都在增高。谢普金和其他一百多名社会活动家，其中有许多教授，刚刚在莫斯科被枪毙。”

俄罗斯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丈夫）就是在这期间被枪杀的。

在日记中，索罗金提到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条件反射理论的建构者巴甫洛夫。在迫害面前，巴甫洛夫“表现出俄国学者的精神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达到了何等的道德和学术理想的高度”。

为了在国外美化自己的形象，苏维埃宣称要出版巴甫洛夫的所有著作，并解决他的实验室问题，但巴甫洛夫发表声明回应说，他不会用自己的知识做交易，也不会从毁灭俄国科学和文化的人手中接受任何东西。

甚至在面对生死未卜的审讯时，依然有不少人以自己的良心诚实，回答审判员提出的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公开的审讯档案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在回答“对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制度的看法”这一问题时，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回答说：“我赞同的是建立在基督教自由和基督教平等基础上的基督教社会，没有一个政党能实现这样的自由和平等。”被问到对苏维埃政权的高校政策持怎样的看法时，别尔嘉耶夫说：“我不赞成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也限制了以前的哲学自由。”

离开祖先生活的故土，离开精神生存的祖国，对于别尔嘉耶夫是极为痛苦的事情。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那些人对我说要驱逐我的时候，我一阵伤心。我不想移民，但同时也有一种感觉，我将去到一个更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

苏维埃政府起初要求德国发给被驱逐者签证，遭到拒绝。德国的答复是，德国不是西伯利亚，不能把俄国公民流放到那里，但如果俄国学者和作家自己请求发给他们签证的话，德国很乐意接待他们。

德国人知道这些遭驱逐的人有多么宝贵，当然乐意敞开怀抱接纳他们，但要尽最大可能，给遭驱逐者以最起码的尊严。

有些社会组织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纷纷站出来，为被驱逐的人说情，甚至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出来，为他们的同学或同事说话。当然，也有一些被驱逐者四处请托，希望政权能高抬贵手，让自己留在祖辈生活的祖国。

经过高层审核和开会讨论，对其中的14人作出了取消或者暂停流放的决定。不幸的是，在后来的大清洗期间，这些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没能避免再次被捕、判刑甚至枪决的厄运。

被驱逐的人允许携带家属同行，但只被允许带走极为有限的物品。遭驱逐的作家费.奥.斯捷蓬回忆说：“允许带走的只有，一件冬季和秋季大衣、一套西服配两件内衣、白天穿的和晚上穿的衬衣各两件、两条衬裤、两双袜子，这就是全部了。黄金制品、宝石，除结婚戒指外，都禁止带出去，连贴身的十字架都得从脖子上取下来。除了物品外，还允许带一小笔外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每人20美元；但从哪儿弄得到外币呢？那时持有外币可是要进监狱的，有时甚至是死刑。”

这些人大都极为贫穷，就是变卖家当也难以凑够最起码的旅费和生活费。斯捷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朋友奥丽嘉家，希望能借到30美元。奥丽嘉显然也拿不出这笔钱来，但她劝斯捷蓬不要着急，让他在自己家吃些东西等她，自己则出门去了姨妈家。她的姨妈安娜.科瓦列娃是一位俄罗斯将军的遗孀。

科瓦列娃听到斯捷蓬的窘境，没有拿出30美元，而是拿出50美元来，并安慰斯捷蓬说，不用着急还给自己。在那个时候，拥有这笔财产是严格禁止的，而把它借给一个苏维埃的敌人，是尤其冒险的事。

哲学家谢.叶.特鲁别茨科伊曾在国家农业辛迪加任职，当他被捕后，辛迪加董事会主席德姆琴科便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训斥，并称特鲁别茨科伊自被捕之日就算开除了。

当特鲁别茨科伊为出境的费用发愁的时候，德姆琴科让他去财务处领辞退金，不仅发给他关押期间的薪金，还多发了两个月。财务处长告诉特鲁别茨科伊，这是德姆琴科的指示，而这样做违反了国家保卫局的指令。

特鲁别茨科伊没领这笔钱，他提醒德姆琴科，可能因为给自己这笔丰厚的辞退金而遭遇危险。德姆琴科很生气财务处长说了国家保卫局的事，坚持让他领走了这笔钱。

即使刚刚换了一个时代，这个在旧俄时代成长起来的的人身上，依然洋溢着爱与怜悯，洋溢着敢于担当的贵族气派。

这个庞大的乌托邦建立之初，人们还不知道规避风险。当这些被驱逐的人来到码头或者车站时，他们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纷纷前来送行。

遭驱逐的俄罗斯作家伊.亚.索洛蒙诺维奇在回忆录中讲述了送行的场景：“一大群学生来给教授们送行，给他们的妻子献了花，帮着搬东西。一百五十多个年轻女子，像一群小鹅，因为秋凉和激动而泛红的脸庞在人群中形成一条蜿蜒、晃动的长彩带，斯托尤宁女子中学的学生来给玛利娅.尼古拉耶芙娜送行，她随女婿尼.奥.洛斯基一起流亡。一直到晚上11点，岸边沸腾着一拨接一拨的年轻人的汹涌激情。每个人的离别词都是---我们不对你说‘别了’！而要说‘再见’！”

与年轻人不同，年纪更大的人对未来显得忧心忡忡。一个前来送行的朋友忧愁地对索洛蒙诺维奇说：“不知道该怜悯还是嫉妒你们？不知谁们更糟？被驱逐的还是留下来的？没有了你们，我们就成了孤儿，陷进泥沼了。那时你就会觉得，你们，最后一批人，还活着，这对我们是多么重要......”

这个朋友的话一言成䜟，这是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驱逐知识分子。随后，这个国家越来越陷入高压和恐怖状态，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直接遭到逮捕枪杀而不是驱逐出境。

仅1937至1938年，在苏联大清洗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借着一次次镇压和清洗，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被彻底摧垮，爱和怜悯，责任和担当成了稀缺品，一个民族完成了从贵族到群氓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