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拜兄弟黄郛替蒋介石顶罪

黄郛，1880—1936，原名绍麟，字膺白，浙江绍兴人。1905 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上海特别市首任市长、外交部长等职。1933年曾参与《塘沽协定》的谈判，1935年托病转入莫干山，次年病逝于上海。

1928年年初，蒋介石要完成“统一”，举兵二次北伐，因深感外交棘手，请出盟弟黄郛担任外交部长，专门去做使各帝国主义谅解、支持的“转圆”工作，以换取他们的外交承认及对二次北伐的支持。

5月初，当北伐军占领济南时，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多人，并残暴地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的耳，鼻割掉，同署内17人一同杀害。顿时，全国人民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政府对日作战，以雪国耻。但蒋介石害怕与日军冲突会使他的北伐“大业”中断，黄郛也建议他绕道北伐。蒋下令除用两团留守济南外，其余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济南，取缔一切反日活动，同时连续派代表请求日方停战议和。狂妄至极的日本法西斯军人对此根本不予理睬，并向蒋提出最后通牒，其中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扎在济南及胶济铁路两侧10千米以内。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只想赶快跟日本人停战议和，表示只要日军不妨碍国军津浦交通，便会采取“极严厉手段”阻止反日行动。但蒋又想到直接出面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于是又致电黄郭“最好以兄之名义电告，可代表弟办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名”。

担当这种角色的黄郛虽极不情愿但又碍于情面力争使蒋解脱困境。由于日军蓄意扩大事态，一切外交活动鲜有成效。竭力为蒋分忧担“丑”的黄郭非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在5月底接到蒋氏要他改任外交委员会会长的电报。蒋的解释是：“膺白外交办失败了，许多老先生都不满意。”黄郛当即辞去本兼各职，到莫干山隐居起来。但3个月的外交部长，却使黄郛由对资产级革命曾有所贡献的特立独行之士，变成了赫赫有名的“亲日派”。

1933年年初，日军进攻华北，3月初占领热河，4月底进逼通州，平津岌岌可危。值此国难当头，蒋介石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便集中精力“剿共”为此，他连电催促黄郭出山，要盟兄分担这“应急的重任”。蒋说：“谁都知道，兵临城下的谈判，会遭遇到国人的唾骂；可是，为了救国救民，你作此牺牲，这股忠勇之气必可彪炳史册。”经不住蒋的再三邀请，黄仍接受了蒋的任命，初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去执行“对外缓和日本，对内绥靖反侧”的使命。他的亲朋好友纷纷劝阻他，说他此时去做这种事无疑是“跳火坑”。黄却说：“蒋先生是我30多年的老友，他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我自不能不设法替他解决，以尽朋友的责任。”

5月17日，黄郛抵达天津。31日，《塘沽协定》签订，其中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并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地区为非武装区域。这样，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有东三省及热河，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黄郛参与了这个城下之盟的全过程。黄再次备尝妥协外交的屈辱，做了蒋的替罪羊，在他的电稿中有不少“心酸胆裂”“泪流”的字样。两年半后，这位“辱国差使”即逝于肝癌。在病重期间，日本大使馆曾几次推荐医生，朋友中也有人劝他请日本医生诊治，他都一概拒绝。他觉得日本使他受的屈辱太多，因而至死心中不能平怨，以致病重而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戴上了“抗日英雄”的桂冠，便不再介意以往一些隐情的披露，也不吝惜为当年替自己吃了许多苦头的二哥说些好话，特予黄郛以第二次明令褒扬（黄病逝不久已发过一次褒扬令），称黄“折冲樽俎，功同疆场”。

蒋介石评说其结拜兄弟1945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为黄夫人所写的《黄膺白先生家传》作的原中写道：

辛亥以来，英士、膺白二先生皆与余安危同仗、甘苦共尝、相互勖勉。金石交期，不啻手足。今英士殉国将三十年，而膺白忧国谢世忽忽亦已十年矣。宿草频凋，精诚弥耿。回溯膺白许身报国，见危受命，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以一身翼卫国族之安全，谓非大仁大勇曷克臻此。皎皎此心，至今日抗战胜利乃克大白于天下，可哀亦可庆也。

字里行里的“哀”“庆”之情，不仅对死者给以慰藉和补偿，而且更为生者的历史做了一番辉煌的铺张。这便是这对金兰兄弟的最后一次“安危同仗”和“甘苦共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