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规范公安民警执勤执法用语？

我们通过‬语言‬构建‬世界‬，为避免因种族、性别、地域、生理缺陷、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及派系差异产生歧视，已形成严格话语体系，如用“嫌疑人”替代“罪犯”、“智力障碍”代替“弱智”等。然而‬，部分基层民警执法时仍‬存在语言歧视问题，如称失足女为“鸡”，称外来务工人员为“江北人”“土包子”等。2005年，深圳某‬派出所为‬震慑‬犯罪分子‬，悬挂“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案奖励500元”的‬横幅‬就是‬典型‬的‬执法偏见，且有地域歧视之嫌。警察本应客观中立执法，此类“语言软暴力”会破坏执法公正，伤害警民关系。

2004年，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大练兵活动中提出要解决警察执法中“说不过、追不上、打不赢”的问题，其中“说不过”凸显了部分警察在执法说理方面的不足，如‬部分民警政策法律水平欠缺，难以清晰阐述道理；或缺乏问题分析能力，无法条理清晰地说明问题；亦或语言艺术不足，难以有效表达观点。警察在警务活动中，需向当事人宣布依法决定并陈述理由，以说服对方。此过程需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展现公安机关对事实的认知与判断。但当前执法中，部分民警对法律法规理解不透彻，口头表达缺乏逻辑，语言生硬，难以将法律术语转化为通俗语言，遇当事人反驳便难以应对，甚至引发冲突。

部分民警在执勤执法时，语言使用过于随意，未能严格遵循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表述，其言语中法律内涵匮乏，全然不见法律应有的严肃、庄重，在交通警察和治安警察处理简易案件时尤为突出。民警‬在要求当事人出示机动车驾驶证、行车证时，往往只是简单地伸手示意，并随口一句“拿本来！”；在口头传唤当事人时，也不使用规范语言表明身份、明确指出当事人违法行为名称以及接受询问的地点，而是粗暴地说“到派出所去！”；甚至在治安调解时，也常随意解释法律条款，误导当事人。近年来，不少缠访缠诉的信访案件，正是源于初次处理民警的随意承诺、解释与决定。

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应‬依法告知行政执法当事人、刑事犯罪嫌疑人相关权利。权利告知程序是公安机关执法的必经环节，更是衡量执法规范化程度的关键标尺。然而，现实执法里，部分民警往往‬对此‬敷衍了事。他们或是含糊其辞，让当事人听得一头雾水；或是简单走过场，对具体内容不做任何解释；更有甚者，将告知内容预先写入笔录，实际却未向当事人说明，致使权利告知程序沦为形式。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对吊销许可证、证照及较大数额罚款等处罚有听证权，但普通群众对“听证”内涵知之甚少，警察告知时不解释，当事人面对“是否要求听证”时，几乎都无奈放弃法定权利。

上述‬问题‬，一方面源于‬长期忽视民警言语表达。学校教育轻口语训练，考核重书面；警察招录面试对口语要求不高，民警自身对执法口语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说清楚即可，不讲究规范及效果，且各级培训中针对执法言语表达的内容缺位，民警缺乏自我训练，表达效果欠佳。另一方面缺失‬用语规范标准。执法规范需先制定标准，但公安机关目前无统一执勤执法用语规范标准，地方虽有探索但缺乏系统全面规范。此外，已制定的单个警种用语规范存在不适用的弊端，如《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中的用语规范，因忽视口头表达的简洁上口性，在实践中遭民警诟病抵制。

警察执勤执法用语的规范使用，直接体现了警察队伍素质，关乎公安机关的执法质量、形象与效果。为‬规范警察执勤执法用语，将言语表达能力训练列入警察培训科目，领导和主管部门要重视，提出目标，让民警掌握行业言语表达技巧，且民警言语形象与思想观念、文化素养相关，需提高其整体文化素养，构建科学合理的岗前与在职执法口语训练体系。制定具体可行的执勤执法用语基本规范，借鉴其他行业经验，出台模式规范与原则规范，明晰不同警种、环节的言语标准，对特定环节制定刚性模式规范，无法制定的则制定原则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