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包装的性别对立——《好东西》

精心包装的性别对立——《好东西》

今天聊聊中国电影《好东西》。

片名Herstory / Her Story (2024)，别名爱情神话平行篇：好东西 / 爱情神话·平行篇 / 爱情神话2。

2024年上映的《好东西》像一枚投掷在中国影坛的烟雾弹。表面上，这部由邵艺辉执导的喜剧电影讲述单身母亲铁梅与摇滚歌手小叶的都市友情故事，实则通过大量符号化操作，将性别议题简化为一场非黑即白的阵营战争。

影片早早便亮出底牌，铁梅骑着滑板车飒爽登场，解救被尾随的小叶。导演用夸张的特写镜头对比二人，铁梅目光如炬，小叶瑟缩如兔。小叶谎称铁梅是同性伴侣以应对男性时，就是对性别身份工具化消费。这种“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设定贯穿全片，暗示男性群体天然具有威胁性，而女性唯有彼此扶持才能生存。

男性在影片中被刻意抹黑，组成了不光彩的反派联盟。

影片将所有男性角色钉在耻辱柱上。铁梅前夫堪称“自恋型人格教科书”，他擅自“结扎”且坚定地认为前妻渴望与他欢好，探视女儿时不忘炫耀新恋情。小叶的约会对象小胡则是“精致利己主义者”代言人，将“开放式关系”作为逃避责任的遮羞布。连形象相对温和的音乐教师小马，被塑造成面对强势女性时手足无措的“弱鸡”。

夜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场景。当小叶的乐队演奏时，镜头扫过台下男性观众，他们要么猥琐痴笑，要么醉态毕露。这种集体丑化与铁梅鼓励女儿学鼓时所说的“女孩打鼓才够酷”形成对照。导演不是暗示，而是打明牌，男性气质本质腐朽，唯有女性特质值得颂扬。

影片一边痛斥“男性既得利益”，一边对女性角色所处的优势视而不见，决口不提权利和义务对等。打拳的只不过想要只获利不付出的特权，这种“只批判他人，不反思自身”的双标叙事，让所谓的“觉醒”显得虚伪而悬浮。

全片充斥着口号式对白，像机关枪般扫射观众耳膜。用金句制造爽感，用对立收割流量。这些台词被社交平台截取传播，成了赚取流量的新密码，成为某种“女性觉醒宣言”，却暴露出剧本的致命伤，用宣言替代故事，用教条取代人性。

保安老胡是个严格执行登记制度的小配角，在这幻化成女性角色必须智取的“父权守门人”。当小叶用谎言突破防线时，影片将其美化为“弱者反抗强权的机智”。这种叙事策略转移了真正的社会矛盾，将结构性性别问题降维成个人道德博弈。

影片极力渲染女性困境，每一位女性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困境。

铁梅因职场性别歧视被迫转行，小叶在音乐圈遭遇潜规则，甚至9岁的莫丽都要承受“女孩不该打鼓”的偏见。

但当镜头转向解决方案时，却陷入某种逻辑怪圈，所有问题都源于男性劣根性，所有救赎都来自女性互助。

铁梅前夫探视女儿时，影片刻意放大他的每个表情：挑眉是算计，微笑是虚伪，连抚摸女儿头发都像在表演父爱。这种单向度刻画彻底关闭了对话空间。当小叶用谎言维系与胡的关系时，导演将其包装为“迫不得已的反击”，却回避了亲密关系中诚信的重要性。这种“女性永远正确”的预设，本质上与它批判的父权思维如出一辙。

真正的女性主义电影从不该是“性别复仇”的狂欢。

李沧东的《诗》让一位老妇在性侵案中同时见证加害者的绝望；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让底层女性在互助中直面生存的狼狈。

这些作品之所以动人，正因为它们拒绝将人简化为性别符号，而是展现困境中复杂的人性抉择。

反观打拳电影，当小叶用谎言博取胡先生的关注，当铁梅以“女强人”姿态居高临下时，她们的行为逻辑与她们所批判的“男权思维”并无本质区别，本质上仍是慕强与特权的另一种变体。

技术层面来看，《好东西》的制作水准超出平均线。宋佳与钟楚曦的化学反应真实可信，菜市场争吵与夜店狂欢两场戏的调度显见功力。钟楚曦抱着吉他唱歌时，镜头在光影斑驳中缓缓推进，确能触动人心。问题在于，这些技术闪光点都在为某种既定意识形态服务。

影片最“高级”的操作，是将上海都市景观转化为性别战场。老式公寓的旋转楼梯成为男性凝视的具象化，玻璃幕墙写字楼反射出职场性别压迫，连便利店关东煮的热气都隐喻着女性被压抑的欲望。这种符号堆砌营造出知识分子电影的假象，内核却是抖音式情绪营销。

《好东西》的走红绝非偶然。它精准踩中当下社会的焦虑点，用性别矛盾置换阶级矛盾，用个人叙事掩盖结构性问题。当观众为铁梅怒怼前夫鼓掌时，或许未曾察觉自己正被引向更危险的思维陷阱，将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化为性别战争。这种操作成功吸引了目标观众，也让影片陷入“为话题而话题”的陷阱。

比较《出走的决心》等同类影片会发现共通策略，它们塑造完美受害者与绝对加害者，用情感共鸣替代理性讨论。这种创作思路与网络骂战中的站队逻辑如出一辙，最终将公共议题拖入非理性的泥潭。

《出走的决心》《好东西》这样的电影能够炒作，能够火起来，就是一种试探，在利用制造性别对立割裂社会。

《好东西》就像包装精美的性别主题盲盒，拆开后只见满盒标签：“独立女性”“男性原罪”“姐妹同盟”。它确实拍出了部分现实痛点，却拒绝提供真正的解药。当铁梅最终没有接受音乐老师的追求时，这个被宣传为“女性觉醒”的选择，何尝不是另一种自我禁锢？

“要是性别互换，这电影会被骂成筛子。”这道破了真相，真正的平权不该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为银幕上的“女战士”喝彩时，或许更该警惕那些将人异化为斗争工具的故事，不论它穿着多么华丽的女权外衣，本质都是坏人挑动蠢人情绪。

中国电影需要的不是更多《好东西》，不是被简化的矛盾、被消费的苦难，不是制造更深的裂痕，而是敢于照见人性复杂深处的光。

消费性别对立，

投机叙事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