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各省的边界线是如何划定的？这充分体现了清朝地方治理的智慧

现代中国的疆域是清朝时期奠定的，连中国各省版图也基本是清朝确立的。翻开清朝的区划图会发现，清朝的各省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区界线基本一致，可见现代中国各省的版图就是清朝确立的。那么西南地区的版图，是如何在清朝确立下来的呢？

清朝之前，已经出现了四川、云南和贵州省，但每个省的版图都比较畸形，比如四川省的管辖的范围插入了云贵高原，而广西的版图则越过了南盘江。版图畸形的原因是当时云贵高原土司众多，许多行政区划只是名义上的节制，并无实际上的管辖权。

到了清朝，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活动在西南地区进行起来。1726年，云南巡抚鄂尔泰建议“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不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水逸。”雍正帝接受了鄂尔泰的建议，于是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开始了。

“改土归流”政策会废除土司的世系特权，于是引发了四川、云南和贵州多地的土司叛乱，其兵力最多达到了数万人。面对蜂拥而起的叛乱，雍正帝并没有选择妥协，而是让鄂尔泰坚决镇压。土司镇压之后，鄂尔泰就考虑按照山川地理形势，重新调整三省的边界线。

1727年，将东川、乌蒙（昭通）、镇雄三地划给了云南。这三个地区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海拔高，地形复杂，四川管辖这些地区是鞭长莫及，正如鄂尔泰的《改土归流疏》提到的“三府虽属蜀地，然去成都二千余里，去滇省治所仅三百里”。乌蒙一带的土司起兵后，已经形成了气候，川兵才缓缓而来，“滇兵击退，而川省 令箭方至”。

划界后的云南地图

在经济方面，由于距离四川盆地远，而且土地贫瘠，四川人不愿意去乌蒙山一带开垦，而云南人想去开垦但没有这个权力，所谓“川民不肯赴远力耕，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垦”。这么多年过去了，乌蒙山一带的土地得不到开发，经济得不到发展，“致为荒芜不治之区”。而将此地划给云南，既方便云贵总督对乌蒙山一带的统筹管辖，也有利于加速乌蒙山区的经济发展。

同一年，鄂尔泰提出将遵义府划给贵州省。遵义原本是是云贵高原的一部分。明朝时期，为了奖励四川方面平播有功，所以才将播州大部分土地划给四川。但遵义和四川毕竟地理上隔阂很大，划给四川的遵义成为了最偏远的地方。鄂尔泰在贵州北部巡查时候认为，从成都到达遵义非常困难，但是从贵阳到达遵义却非常方便。为此，他向雍正帝建议将遵义划给贵州省，得到同意。

贵州和广西边界也是在同期确立下来的。过去，广西和贵州的边界名义以牂牁江盘江为界，但这一带基本是土司，边界是有名无实。而且这些土司经常发生冲突，两省都管不了。例如广西的西隆州和贵州的普安州的土司就经常爆发冲突，而两个地方的长官只能相互推卸责任。鄂尔泰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就以山川地理为标准划定贵州和广西的边界线，将南盘江作为两省的边界，“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并“增州设营，形格势禁”以加强管理。此后，贵州和广西的边界线就固定了下来。

四川省原来的版图是没有康区的。清朝时期，康区是内地通往西藏的必经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朝就开始将康区纳入到四川的管辖范围内，并设置了打箭炉厅。雍正帝平定青海叛乱后，就下令重新划定三地的边界线，并要求将理塘、巴塘、中甸一带划给四川。

于是乎，年羹尧、岳钟琪、鄂齐等人在成都会晤，共同前往青藏高原勘察边界线。最终，三人确认将宁静山、喜松工山（两山为金沙江、澜沧江分水岭）作为西藏和四川的边界线。确定边界线后，钦差大臣鄂齐等人到达拉萨，向西藏宗教界宣布了川藏边界的划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青海和四川方面，平定青海后，岳钟琪认为纳克树、玉树等地七十九族地区可以划给四川省。1730年，雍正帝设西宁办事大臣，并要求大臣去纳克树、玉树等地勘察边界线。1731年，四川、西藏和青海的相关官员到达此地开始还定边界，他们按照“近西宁者，归西宁管辖”“近西藏者，暂隶西藏”的原则，将藏北三十九族划归西藏，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玉树四十族由西宁办事大臣管辖，四川的边界也向北扩展了不少。

与此同时，川陕总督岳钟琪建议将奔子栏、其宗、喇普、维西等地划归云南管辖。于是雍正帝又派遣人员到三江并流一带勘测边界线，最终确立将红石崖作为四川和云南在三江并流一带的边界线，这个划界一直沿用到了现在。

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边界划定，在保障入藏道路通畅的基础上，又考虑到了当地的地形条件，民族分布和距离远近，是清朝地方治理方面的智慧体现。难怪光绪年间的四川总督丁宝桢会说“昔人深思远虑，具有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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