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9月，曾国藩抵黄州、武昌，先后与胡林翼、官文会商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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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太平军集中了举国精锐，又积累了自一破杭州到二破江南大营的心理优势，结果在主战场上势如破竹，迅速粉碎了由江南大营溃兵、苏南清军和少量浙江清军组织的抵抗，夺取了苏南中心城市常州、无锡和苏州。

李秀成的战役指挥和战术水平进一步提升

但在镇扬和嘉兴分战场，太平军遭受相当损失，甚至发生严重险情。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就是李秀成参与指挥的战役往往都会取得成功，而其他将领却没有这个把握。这说明忠王的战役指挥能力与战术素养，较非湘军系统的清军将领，具有明显优势。在丹阳，李秀成击败张国梁，在常州、无锡和苏州，三败张玉良。而同一个张玉良，又在反攻嘉兴的战役中屡胜忠王部将陈坤书和陈炳文。但李秀成援助嘉兴后，张玉良又被迅速击败。

看来，仅只李秀成是有能力击败非湘军系统的一流将帅，其他太平军二线将领却没有超出张玉良者，唯有周文嘉在青浦击败华尔的洋枪队算是一个亮点。在镇扬战场，冯子材的战术水平也远胜过这一战场的太平军将领。忠王一人独撑江南半壁的情形是太平军军事水平低下的反映，也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悲哀。东征苏南战役时期的忠王，表现出卓越的战场全局观，集中表现在无锡和嘉兴战役中。

无锡之战，太平军先攻高桥不下，此时战场很有可能转入僵持。对手张玉良能在溃退与混乱中迅速部署防御体系，足见其战役指挥功底扎实。但李秀成敏锐发现清军防御体系中的要害部位，果断在惠山抢渡运河，居高临下攻击清军阵地，从而将高桥僵局瞬间打破，只3天便结束无锡战役。忠王在嘉兴的作战更加高明。当时张玉良已将嘉兴外围据点彻底廓清，太平军的防御纵深只有依恃城垣。

但李秀成没有继续像陈坤书、陈炳文那样单纯与清军争夺正面阵地，而是派李世贤强攻石门，切断张玉良军后路，短短5天即解嘉兴之围，使张玉良攻坚两月之进展毁于一旦。在东征苏南战役中，李秀成的战役指挥艺术达到他军事生涯的最高峰。

东征战役的效应分析

二破江南大营后的天京军事会议，制订了第二次西征的计划。天王给东征定下的时间表是“限一月肃清回奏”。到6月2日攻克苏州，东征任务基本完成。可西征于10月初才由英王从九洑洲渡过江北打响第一炮，耽误了四个月时程。除了苏州安民外，主要耽搁在上海和嘉兴。进攻上海是一个重大决策失误，它延误了增援嘉兴的时程。

设想太平天国若能缓攻上海，而顺势由嘉兴南下，以当时的形势，在杨辅清兵团已机动到皖浙边界的有利态势下，太平军完全可以迅速全歼盘踞在杭湖嘉地区的清军，并且能够更快地投入西征战场。而太平军计不出此，结果在上海和平接收不成，又在嘉兴陷于被动。反之，就在这四个月，湘军完成了对安庆的合围，上游局势陷入被动地位。从整个战略指挥全局观察看，清朝的总体战略这时已明显优于太平天国。

从东征战役局部来看，太平天国夺取了除上海外的苏南地区，版图和综合实力无疑都有了新的扩展，但是太平天国解决上海问题的失策，使以后的太平军不得不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苏南地区无险可守，河道纵横、水网密布，可太平军在水师上不占优势，李秀成只能把有限的兵力分散防守大小城市，而且苏南地主团练骚扰游击，更增加太平军维持城乡治安的负担。于是，太平军难以集中兵力与湘军力争上游，这是二次西征未能奏捷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且，李秀成因战功卓著成为东征的最大获利者，苏南成了忠王的地盘，李秀成兄弟势力迅速扩展，声望迅速上升，已经超过英王陈玉成。他们遂成可与天京洪氏亲贵集团分庭抗礼的新兴军事显贵，李、洪之间矛盾凸显，相互猜忌内斗，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权力冲突。

结果导致战略指挥系统的分裂与混乱，致使军兴以来统一指挥的战略优势从此丧失，而清朝方面则通过曾国藩指挥中枢的确立，建构了集中统一的战略指挥优势。此消彼长，东征苏南战役胜利的阳光很快就被安庆失陷的乌云所遮蔽。

安庆保卫战

安庆系天京上游的重要门户，它的得失，对双方的战争全局影响极大。从1860年9月以后，尽管战场很广，烽烟遍及大江南北，但是纵观全局战事，敌对双方都为争夺安庆而战。这一战争持续了两年之久，成为直接关系着双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为力保安庆（最终是为了保卫天京），太平天国不仅制定了“合取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的战略决策，而且投入了天国主要兵力，与湘军展开生死决斗，但是最终仍然未能保全安庆。

从此，太平天国后期战局急剧逆转，以致不可挽回。1857年3月，曾国藩从江西瑞州大营动身回籍奔丧。此后，湘军由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在扫荡湖北战场以后，胡林翼移师江西战场，趁石达开分裂之机，分别攻陷瑞州、湖口、九江、抚州、吉安等地，将太平军势力逐出江西，顺利实施了“回剿武汉”的战略方案。接着，胡林翼制定东征计划，欲东犯皖省，但在三河遭到沉重打击，进攻势头遭到遏阻。

为了对付石达开远征，清廷于1858年7月重新起用守制未终的曾国藩。曾国藩复出后，先后奉旨援浙、援闽，将石达开驱入赣南、湘南，远离主要战场。1859年8月，清廷应胡林翼疏请，诏曾国藩与胡林翼共图皖省。在与太平天国的数年较量中，曾国藩总结了多次战斗的历史教训，逐步制定和完善了争取上游、高屋建瓴、直捣金陵的战略决策，并先后攻取武汉、九江，控制了鄂、赣两省，至此乃实行第三步：倾水陆师全力争夺天京上游重镇——安庆。

鉴于李续宾推行曾国藩前期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招致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1859年9月，曾国藩抵黄州、武昌，先后与胡林翼、官文会商军务，并于11月，在《遵旨悉心筹酌折》中提出了先剪枝叶、后拔本根的战略进攻计划，确定了攻所必救、决战安庆的第一阶段的近期战略目标和金陵会战的第二阶段战略目标。

首先，曾国藩从政治角度把农民起义分为两类：一为建设政权，拥有固定战略基地，进行统一作战的所谓“窃号之贼”；一为没能建立政权和进行流动作战的所谓“流贼”。他以为，“洪秀全据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等之由浙而闽而江而湖南而广西，流贼之象也；宫（龚）、张诸捻之股数众多，分合无定，亦流贼之类也”。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战略总方针：“欲廓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根据这一“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的战略总方针，曾国藩制定了攻所必救、决战安庆的近期战略方案，决定发动安庆会战。

他认为：“自洪杨内乱，镇江克服，金陵逆贼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叠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因此，必须把湘军的战略重点落实到太平天国上游门户安庆，与陈玉成决战皖北，最后夺取战争的主动权。

制订东进图皖的具体军事方案

为实施会战安庆的战略决策，曾国藩于9月28日回驻黄州下游巴河，与胡林翼“详考入皖形势”，以为进兵安徽，宜分四路，“南则循江而下，一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一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北则循山而进，一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一由商城、六安以规庐州。南军驻石牌，则可与杨载福黄石矶之水师联为一气，北军至六安州，则可与翁同书寿州之师联为一气”。由于当时曾国藩所部不足万人，仅可“自当一路”，拟将萧启江一军5000人调至湖北。

咸丰帝上谕表示同意，又因“萧启江一军已入粤西”，难以调回，可商调张运兰回鄂。在咸丰帝首肯下，曾国藩“现拟四路进兵，自江滨而北，第一路由宿松、石牌以规安庆”，并“亲自任之”；“第二路由太湖、潜山以取桐城，多隆阿、鲍超等任之；第三路由英山、霍山以取舒城”，由“胡林翼亲自任之，先驻楚皖之交，调度诸军，兼筹转运；第四路由商、固以规庐州，调回李续宜一军任之”。

清廷基本同意曾国藩兵分四路进剿安庆的计划，谕复：“萧启江一军已准暂留广西，张运兰派防郴州”，均难调回，故而“谕令曾国藩别筹兵勇”，为防止太平军北上，咸丰帝旨饬“于四军内派出一军取道光、固、颍州，绕出怀、蒙以北之处”。曾国藩遂于11月18日由巴河拔营，11月26日“行抵黄梅小驻”，12月6日“进驻皖省之宿松县，扎营东北门外”。这样，湘军四路推进，稳扎稳打，以图避免1858年11月李续宾孤军深入的弊端，准备在安庆打一场持久的攻坚拒援的战略会战。

参考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太平运动》，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迄2001年已经出版26册，其中第1—2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朱学勤等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