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故事之九间房错杀张汉民（二）

怎么都绕不过去的戴季英

二十五军撤至洛南县蔡家川整编。

虑及指挥水平问题，再兼地方工作需要，二二四团被撤编，补入二二三、二二五团。

在瘐家河战斗中，二十五军团以上干部全部负伤，只有一人例外，他就是参谋长戴季英。

戴季英能够毫发无损，原因非常简单：同袍们展开浴血苦战时，他还在搂着老婆睡觉。

参谋长一职是军中枢要。

吴焕先政委怒不可遏，对戴季英开展批斗，时间长达一个月。

时过境迁后，戴季英不认这笔账。

平反之后，戴季英对这一说法作出澄清，称其是在蔡家川整编时，才接任参谋长职务。

戴季英

戴季英于1982年被解除监禁，于1984年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

1951年，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彼时之省会）市委书记戴季英致信毛主席，认为自己应当担任中央委员兼省委书记，在任省领导都不如自己。

毛主席见信大怒，作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的批示。

1952年2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

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发言中列出“不可救药的人”，其中就有戴季英。

戴季英获平反后，红军时期的老部下、红二十五军战史修改委员会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陈先瑞（1955年获授中将）前来拜访，征求老领导对红二十五军战史的意见。

戴季英的语言很有特色，他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意见是：大概翻了一下，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错的。

戴季英资格非常老，他是黄麻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四方面军史和红二十五军史都绕不开他。

黄麻起义失败后，鄂东军余部72人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旗号，退往黄陂县木兰山打游击。

戴季英是72人之一，是军党委委员。

鄂豫边特委成立后，戴季英名列候补委员。

张国焘到任鄂豫皖，发现自己的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名头不是完全管用，老资格的本地高干听宣不听调，甚至有人敢于抗命。

而且，鄂豫皖苏区的部队和地方普遍存在组织性、纪律性差的严重问题。

张国焘决定推行肃反、杀人立威。

戴季英自认老资格，一向眼高于顶，所以人缘很差，省委、特委都不愿意要他。

戴季英是本土干部，自然得不到张国焘信用，被降级使用，调往省政保局担任审讯科长。

关于肃反工作，张国焘有言在先：“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

戴季英是如假包换的知识分子，知道如何表明革命立场、如何开展工作。

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据政保局看守队战士丁武选（1955年获授少将）回忆，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肖方、方英等红军将领都是死在戴季英的绳索之下。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戴季英任省委委员兼二十五军七十四师政委。

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川陕边，二十五军得以重建，沈泽民决定夺回原苏区首府七里坪。

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沈泽民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发动“七里坪火线肃反”。

沈泽民很器重戴季英。

戴季英积极响应省委号召，在七十四师大肆肃反。

据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回忆：戴季英把二二零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拷打其中一个连指导员，见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因为逼不出口供，戴季英叫警卫员把受刑者拉出去杀了。徐海东急问：“政委，一点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季英答道：“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最终，这49个人都被杀了。

徐海东

徐海东也是戴季英的目标。

戴季英向沈泽民告徐海东的黑状，导致沈泽民一度怀疑徐海东。

徐海东以死明志，在一次战斗中赤膊上阵，穿着裤头，挥舞大刀向敌军冲杀，最终把敌军打退。

沈泽民全程观战。

徐海东的表现让他打消一切怀疑，宣布谁再怀疑徐海东、谁就是反革命。

沈泽民还把瞿秋白送给他的怀表转赠给徐海东。

“人无完人”是句烂俗的话，在鄂豫皖的疯狂气氛中，要做完人更是难上加难。

徐海东对刘士奇被肃负有重要责任。

刘士奇是1924年的老党员，是“谭余保险杀诗帅”系列中提及的“永新三贺”中的小妹贺怡的第二任丈夫。

在担任赣西特委书记期间，刘士奇策动罗炳辉发动起义。

红六军成立后，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同时担任红四军、五军、六军总前敌委员会常委，毛泽东任书记。

刘士奇在中央苏区还担任过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军政委。

调任鄂豫皖苏区后，刘士奇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

红二十七军成立后，刘士奇任军长。

徐海东向沈泽民告状，认为刘士奇畏缩逃跑、丢弃民众。

沈泽民决定撤销二十七军番号，刘士奇被打成“改组派”分子，惨遭杀害。

对鄂豫皖历史了解的人，大多知道这段故事。

提及这些不是为了爆猛料、吸眼球，而是想让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情境。

鄂豫皖有着狂热的肃反氛围。

张汉民因九间房事件被错杀，有着多种内在原因，从二十五军这一侧来看，可以说在逻辑上存在必然性。

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因为程军长、徐副军长身负重伤，二十五军的工作由吴政委和戴参谋长实际主持。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

杨虎城忙于对付陕北红军和川陕边红四方面军，还要应付西面中央军胡宗南部的压力，没有多余精力对付突然入境的红二十五军。

出于尊重杨虎城地盘的考虑，豫、鄂两省中央军部队追入陕境后，很快撤回原防。

红二十五军迎来绝佳的休整机会。

吴焕先、戴季英发动群众，打出“抗捐、抗债、抗夫、抗粮、抗丁”的五抗口号。

省委成立商洛特委，抽调手枪团二分队与当地农民武装组建陕南抗捐第一军。

省委指挥部队打土豪、分田地，歼灭保安队，在陕鄂边界四县开创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蒋介石命令驻豫的40军2个团和驻鄂的44师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126旅、警备第2旅、警备团，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红二十五军避敌锋芒，采取快速迂回战术，在蔡玉窑、文公岭重创单独冒进的陕军126旅。

敌军主力遭到重创，一时不敢来攻。

红二十五军乘胜在蓝田、柞水等五县边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第三、第四路游击师，在蓝田、柞水、山阳一带建立区、乡政权，开辟第二块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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